阜平縣人民在選舉。
唐縣選舉出第一任女縣長陳舜玉。
本版照片均由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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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父親在半年多的時間裡，深入晉察冀邊區，走訪了15個縣500多個村庄。”84歲的北京醫院離休干部張國男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朴的女兒，她告訴記者，正是這次敵后之行，使后來為民主事業流盡最后一滴鮮血的李公朴，明確提出了“晉察冀是今天民主的模范抗日根據地，也是將來新中國的雛形”的觀點。
在1940年出版的《華北敵后——晉察冀》一書中，李公朴這樣寫道：“模范的抗日根據地，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晉察冀邊區，象征著中華民族解放的勝利，象征著新中國光明燦爛的前景。”
無獨有偶，抗戰期間兩次到河北各大根據地實地考察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埃文斯·卡爾遜，也曾親切地稱這裡為“新中國的試管”。
是什麼吸引和打動了他們，使他們做出這樣的論斷？
在堅持開展武裝斗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根據地這片熱土，又怎樣孕育了新中國的雛形？
一碗豆子和兩個女人
——民主選舉第一次讓普通百姓認識到政權與自身的聯系
“一選選出來個女縣長，長臉兒，個子不低。”作為當年站在台下的女娃娃，唐縣西楊庄村86歲的邸改先至今對75年前發生的那一幕記憶猶新。“當時女的都是在家干活、養孩子，真沒想到女的還能這麼有本事，當選縣長還是全票通過！”
1940年9月1日，邊區新民主主義運動帷幕拉開后，25歲的陳舜玉當選為唐縣縣長，慶祝大會就開在邸改先家所在的西楊庄村。
“根據館方搜集的相關資料，陳舜玉很可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選舉所產生的第一位女縣長。”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講解員周慧敏告訴記者，“這是晉察冀婦女解放的鮮明旗幟，也是民主政治發展的標尺。”
1940年6月，晉察冀邊區黨委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發出進一步在邊區實現新民主主義政治和促進全國真正實施民主憲政的決定，並定於6月15日至8月底為邊區新民主主義運動時期，唐縣就是晉察冀邊區民主選舉的試點縣。
“村裡一下子熱鬧了，宣傳隊講的都是‘民主’、‘選舉’、‘參政’。”邸改先的老伴，93歲的李晚子當時剛滿18歲，親手填寫過選票。
當年李晚子因為粗識幾個字，選票是自己親手填寫。“不過聽說有的村老百姓不識字，就用‘豆選’的辦法投票。”李晚子所說的“豆選”，就是在每個寫有候選人姓名的條子上面放一個碗，選民每人拿一顆豆子，同意哪位候選人當選，就把手中的豆子放進他的碗裡。
“這次民主選舉是一次由廣大群眾參加的革命運動。”長期從事根據地建設研究的中國抗戰史學會專家組顧問、河北省社科院退休研究員謝忠厚介紹，當時的區、縣和邊區三級選舉，參選人數一次比一次多，平均參選人數佔公民總數80%以上，中心區的阜平、平山參選人數達98%以上，有的區、村達100%。“即便是敵佔區、游擊區，選舉也依然秘密進行，參選人數一般也達70%以上。”
一張張親手填寫的選票，一顆顆親手投下的豆子，自下而上選出區代表、縣議員、邊區參議員以及國民大會代表，並由民意機關選舉政府工作人員，成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這是幾千年封建統治的中國歷史上所沒有的。民主選舉第一次讓普通百姓認識到政權與自身的聯系。”謝忠厚說。
“作為抗日戰爭時期民主政權建設的一種形式，邊區的民主選舉是民主政治建設的有效探索。”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學民解釋說，從邊區民主選舉起，民主政權建設開始步入重要發展節點，包括解放戰爭時期華北人民政府成立和具有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的制定，再到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一直延伸到現在的民主政治建設。“因此，邊區的民主選舉為新中國民主制度建設奠定了基礎。”
和共產黨員、福州人陳舜玉一道在這一次唐縣民主選舉中脫穎而出的，還有本地北店頭村的另一位女性張春雲——她當選為唐縣參議會的第一位女議員。
令今人不免驚訝的是，張春雲不僅是女人，而且是個地主。“張春雲出身望都醫學世家，丈夫早逝后，她便成了一家之主。家裡擁有近三百畝耕地，四十間房屋，縣城還有一家合股皮店。但她樂善好施、關心國家大事，堅決支持抗戰。”長期研究當地民間文化史的唐縣人大原副主任韓海山告訴記者，為了迎接抗日政權的誕生，張春雲把四十多間房屋全部騰出來打掃干淨，配置好桌椅、被褥等工作生活用品，打開糧倉以供應糧食，並捐出一千多塊大洋，“稱得上是一位毀家紓難的開明地主。”
“我父母當年種過她家三畝半地，她考慮到我們家人多地少，生活困難，租子一般都是隨我們的便，交多交少都行。”86歲的北店頭村村民賈晨有至今記得張春雲的義舉。“有的戶年年借糧無力償還，再借不便開口，隻好說借糠吃，張春雲就偷偷在谷糠下裝上谷子和玉米。”后來邊區實行減租減息，張春雲不僅積極響應，還告訴種她家耕地的農戶，誰種誰收，不再交租。
“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根據地建設最重要的一項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設。”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員王聚英教授解釋，為了將之付諸實踐，中共在抗日根據地建立了一種嶄新的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三三制”政權。根據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權中人員的分配，共產黨員大體佔三分之一，左派進步分子大體佔三分之一，中間分子和其他分子大體佔三分之一。“張春雲當選縣參議員，正是‘三三制’特征的鮮明體現。”
三件禮物與一身棉衣
——民主集中制的干部任命方式刷新干群關系
“那時候邊區不講請客送禮，可陳舜玉一當上縣長，就收了三件禮——一個鋼球，一套針線，還有一面鏡子。”對各區代表送的這三件禮的寓意，邸改先至今印象深刻，“讓新縣長梳梳頭、照照鏡，希望她辦事像鏡子一樣清正廉明﹔鋼球是希望她把全縣人民團結似鋼鐵一般﹔針線是指要她穿針引線、把各界人民串聯起來，團結抗日。”
“這次大規模的民主選舉同時也是建設新民主主義政權機構的一次成功嘗試。”謝忠厚解釋說，選舉產生了區代表大會、縣議會、邊區參議會和各級政府，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系統地建立起新型的民意機關和行政機關。“這種自下而上的干部任命方式，對於改變工作作風，樹立‘公仆意識’，起到根本性的決定作用。”
“當時的唐縣民主政府設有六科、一局、一室，除公安局外，縣政府機關隻有十幾名干部和三四個勤雜人員，人少擔子重。”唐縣白求恩柯棣華紀念館館長陳玉恩介紹說，因唐縣多山地、丘陵、河流，地勢險要，利於隱蔽，所以晉察冀軍區機關、邊區政府機關等以及學校、工廠等單位都駐扎在唐縣，綜合人數達5萬余人。“當時的唐縣隻有20萬人口。每年要提供的公糧達650萬斤以上，軍鞋5萬多雙，還要供應軍衣、被服等物資。特別是在反掃蕩期間繁重的支前工作等，都是擺在縣長面前的首要任務。”
1939年7月，唐河流域發生特大水災，兩岸30多萬畝農田被沖毀。水災過后，又鬧瘟疫和虫害，再加上敵人的瘋狂掃蕩，人民生活陷入極大困難中。“在這種情況下擔任縣長的陳舜玉馬上投入工作，積極動員群眾開展生產自救，並和機關干部一起，節衣縮食，每人每天節約二兩米，支援災區。”陳玉恩告訴記者，當時陳舜玉到平原地區進行募捐，一次就募捐糧食636000余斤、款5800余元。
“她將募捐來的糧、款及時發給災民，並請醫生到災區進行巡診，幫助災民防病治病，還親自到三區下庄村參加分配救濟糧款的討論，與村干部一道，逐戶查找重點救災對象，並連夜送到災民手中。為了保衛秋收、組織反掃蕩，當時懷孕不久的她累得流了產。”陳玉恩說，“事實証明，群眾的選票沒有投錯。”
在根據地，像陳舜玉這樣的行政干部絕非孤例。
“三爺爺是在反掃蕩中為掩護群眾身受重傷被俘的，敵人把他送到醫院治療企圖誘降，但他堅決拒絕，敵人惱羞成怒，把他殺害了。”雖然從未見過三爺爺，但今年剛從大連大學研究生畢業的史珊珊是從小聽著他的故事長大的。
史珊珊的三爺爺陳翕儒，原名史炳祥，1939年11月任趙（縣）元（氏）高（邑）聯合縣（后改名趙元寧聯合縣）縣長。陳翕儒犧牲后，被冀中六地委追認為“模范縣長”，還將趙元寧聯合縣改名為“翕儒縣”。
“說是當上了縣太爺，可是沒辦公室、沒秘書、沒伙房，居無定所，身上常掖著干糧，人家都說他當的是個‘走官’。直到37歲犧牲，也沒娶上媳婦，連個后人也沒留下。”史珊珊至今還記得自己的祖父當年講起這個三兄弟時的心疼和遺憾。
不同於舊時坐在衙門裡作威作福的縣太爺，抗日縣長陳翕儒每月隻有十五元津貼，吃穿和老百姓一樣，甚至還不如老百姓。有一年入夏因為反掃蕩緊張，單衣沒能及時發放，他便穿著一身的棉衣大熱天到處奔走，老百姓要送一身單衣，他愣是推脫不要。
正如李公朴在《華北敵后——晉察冀》一書介紹的那樣，當時，晉察冀邊區沒有薪俸制，所有的工作人員只是按月結發一定的津貼。早在邊區政府成立的時候，軍政民代表大會就有這樣一個決議：“原則上規定每月每人的待遇，最高不得超過十八元，具體規定由邊區政府負責。”
“這樣少的津貼，人們並不感到有什麼不夠。”李公朴在書中解釋了當時根據地實行的供給制，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對抗日工作有積極的自覺的認識，他們並不是為了錢而工作，不是為了某個人而工作，所以津貼的多少，不在他們的意中，反而他們高度發揚了積極性”。
“事實上，當時廉潔政府的構建，干部的自律只是一方面。”王聚英認為，另一方面還依賴於當時監督與被監督體系的完善。
當時政府機關建立並嚴格執行了各項規章制度，縣務會每月召開一次，由縣長、縣政府各部門工作人員和工、農、青、婦、武等群眾團體代表參加，研究確定當月中心任務。
據周慧敏介紹，1938年4月，在晉察冀第一屆黨代表大會上，彭真提出加強黨的建設，5月，中共晉察冀省委制定了《關於在政權機關工作中工作的黨員必須遵守的條例》，其中一條要求干部做到：刻苦耐勞，積極負責，絕對廉潔、正直。“這堪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個廉政條例。”
一張路條和5000所學校
——精密的群眾組織建設筑起抵御外侮最神秘、最牢不可摧的屏障
“上哪去？干什麼的？拿路條來。”
“沒有路條。”
“明明有規定，你們怎麼不執行？”
“這都是咱們邊區首長……”
“誰管首長不首長！”
時隔70多年，說起當年自己把紅纓槍往地上一插、“查住了聶榮臻”的趣事，曾任阜平縣西辛庄村兒童團團長的王專還是禁不住捧腹大笑。
“原來那是首長在故意試探我們，人家其實有路條。”恪盡職守的王專，雖說“連人家騎的大洋馬的肚子都夠不著”，卻憑著這股認真負責的愣勁兒，得到了聶榮臻的褒獎:“你們做的對，一定要嚴格執行。”
當時隻有10歲的王專已是個不小的“干部”。身為西辛庄村的兒童團團長，王專帶領著6個自然村200多戶人家的七八十個適齡兒童，“而且我們的組織和部隊一樣，干部按職位高低，依次是團長、連長、排長、班長，團裡還有政委、副政委。”
雖然成員年紀小，但在王專的經歷中，兒童團卻是個管理規范、嚴格的組織，“行軍拉練時背著小背包、扎裹腿，跟紅小鬼一樣。”站崗放哨、查路條、送信、送傷員、搞宣傳、擁軍優屬、搞大生產、堅壁清野……王專一一列舉兒童團的職能。
“不念鬼子書，不吃鬼子糖﹔不上鬼子當，不對鬼子說實話﹔不給鬼子帶路，不說出抗日干部﹔不給鬼子軍用物資﹔不泄露八路軍機密……”在當年的根據地，不論是鞏固區還是游擊區，這是幾乎每一個孩子都能背誦和遵守的誓言。“為什麼后來淶源、平山等地圍繞王二小，甚至小英雄雨來、小兵張嘎這些文藝作品中人物的原型到底是誰，會有那麼多爭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當年類似的事跡太多了。我們這片土地上，實實在在曾經有過無數的王二小。”王聚英表示。
“抗日人人有責，抗日人人有崗，兒童團稱得上是廣泛發動群眾的最好例証之一。”阜平縣政協辦公室副主任、晉察冀邊區首府阜平紀事《尋根晉察冀》的作者張曙紅介紹說，發動、組織和武裝群眾，是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創建和鞏固根據地的中心一環。為此，各抗日根據地開創以來，普遍建立了各種抗日群眾組織，“工救會、農救會、青救會、婦救會、文救會、兒童團和回民建國會，佛教會、抗敵后援會和自衛隊等等，幾乎村裡任何一個人都有組織歸屬。”
“在普遍建立群眾組織的基礎上，根據地大力發展文教事業，晉察冀根據地的小學數量由1938年的2799所增加到7697所，通過各種各樣的民校、夜校、半日學校和冬學等季節性辦學形式，開展大規模的識字掃盲和普及各種常識的社會教育。”宋學民表示，抗日根據地教育事業的發展，實際上是一次改變農村面貌的思想啟蒙運動。大量農民因此擺脫了文盲狀態，學到了基本的文化知識，抗戰覺悟和生產建設能力也由此得到了很大提高。
“1938年9月到1940年，河北各根據地在整頓黨組織的同時，對群眾團體進行了整理，使群眾運動走上了全面鞏固和發展時期。”謝忠厚介紹說，各種群眾組織經過整理，加強了黨組織，選配了得力干部，在加強統一領導的同時，還將改善民生與爭取民主結合起來，開展了減租減息和民主選舉運動。
“晉察冀的組織，簡直是神秘微妙、不可思議的組織。老百姓可以隨便用一個眼色，一個手勢，就互傳訊息，傳遞抗日軍所要的消息，而且傳遞的速度，比電報、電話還要‘快速’。”在大龍華之役繳獲的日寇文件中，敵酋桑木師團長就曾這樣哀嘆。
“根據地全稱‘抗日民主根據地’，由此也說明根據地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民主政治建設，一方面是支持抗日，而且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也為抗日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堅強的后備支撐。”王聚英解釋說。
“正如聶榮臻曾指出的那樣，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建設絕不只是抗日的問題，也不單純是一個武裝斗爭的問題，它包括民主政治的建設、政權機構的改革、經濟政策的規劃、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等各方面的內容，它既是對一個舊社會的改造，又是對一個新社會的開創，具有建設新民主主義新中國雛形這樣一個廣泛而深刻的性質。”宋學民說。（記者 周聰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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