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運昌題寫的銅匾。
趙鳳池家屬提供
根據地堡壘戶在護理傷員。 資料圖片
■閱讀提示
堡壘，本指在要沖地點做防守用的堅固建筑物。
在根據地，有這樣一群特殊的民眾——
他們，是用嘴為傷員吸吮膿血的小腳大娘﹔他們，是為保護八路軍槍支被日寇活活踢死的小姑娘﹔他們，是冒著生命危險遞送絕密雞毛信的庄稼漢﹔他們，是齊心協力把地下醫院開到敵人眼皮底下的庄戶人。
他們，被稱為堡壘戶。
在抗日戰爭極其殘酷的環境下，正是這些不拿槍的普通民眾，舍棄身家性命支援、保護、協助抗日力量，在燕趙大地筑起一道道銅牆鐵壁。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蘊含在他們之中。
一聲聲“娘親”背后的魚水深情
“奶奶臨終前曾在石家庄的和平醫院住院。當時，很多部隊上的人聞訊趕來探望，進門一見面，先叫‘娘’！奶奶去世后，很多軍人來吊唁，一進門‘扑通’就跪下了，哭著喊的，也是‘娘’……”
今年57歲的劉新民是衡水安平縣大何鄉報子營村人。當初，幼小的他還真搞不懂奶奶這個普普通通的農村小腳老太太，哪來這麼多的“兵兒子”。
“她對傷員勝親人，傷員把她當親娘。養好傷，返戰場，沖鋒殺敵添力量。”這是抗戰時期冀中軍民曾廣為傳頌的一首歌謠，這歌謠唱的，就是劉新民的奶奶、“冀中子弟兵的母親”李杏閣。
“老輩人講，我們家原來是靠要飯過日子的。”劉新民告訴記者，李杏閣1901年出生於安國縣劉長村，十七歲時嫁到安平縣報子營村。在她生下第三個孩子后，丈夫去世了，剩下母子四人無依無靠。直到在八路軍帶領下，村裡開展了減租減息運動，家裡的窮日子才有了改善。“青黃不接時能領到救濟糧，逢年過節還能吃上幾頓餃子。所以奶奶打心眼裡感謝共產黨、八路軍，很早就參加了婦救會。”
如今，李杏閣家長滿野草的老宅院裡矗立的，已不是當年隱蔽傷員時的土坯房，但院落的結構並未改變，除了一字排開的三間正房，屋子前后各是長13米、寬10米左右的院子。1942年殘酷的“五一大掃蕩”后，這個家成為冀中最著名的堡壘戶之一。
“當年這院子下面全是地洞，地面上留的洞口剛能容一個人通過，平時就用破籮筐、白菜之類的東西蓋上。”劉新民告訴記者，李杏閣起初隻負責看護一兩個傷員，后來傷員增多了，家裡變成了秘密的臨時醫院病房。“醫生三兩天來巡回換換藥，平時都靠奶奶看護。重傷員抬來，輕傷員轉走，有的住一年多，有的住幾個月，最少的也住三四十天。家裡傷員不斷，先后藏過73個傷員。”
隨著傷員增多，李杏閣每天要做四五頓飯。重傷員不能自己吃飯，她就摟在懷裡一口一口地喂。“每天洗衣、換藥、擦洗傷口……一直忙到深夜，困得兩眼睜不開就靠著牆壁打個盹。”聽醫生偶然提到“太陽光的紫外線能殺菌”，她就每天把傷員一個一個地背出洞晒太陽。“奶奶那時已經40多歲了，一個小腳婦女背著比自己還重的傷員，從洞裡爬上爬下，多難啊!”劉新民忍不住感慨。
在李杏閣照顧的傷員中，傷得最重的是劉建國、魏登甫等5名重傷員，當時部隊甚至為他們備好了棺材。“劉建國那時才16歲，送來時全身纏滿了紗布，被砍了十幾刀，”李杏閣的另一個孫子劉新廣說他曾聽大人講，當時劉建國“腦瓜瓢兒都被揭了”，部隊上的人送來時，一撂下就說“沒救了”。
“那時候醫療條件差，他傷口化膿長蛆都是奶奶用嘴吸。鬼子進村抓人，劉建國傷重撤不出去，奶奶就哭著告訴鬼子說這是她兒子，得了會傳染的惡瘡……”就這樣，李杏閣愣是把劉建國等幾位重傷員從鬼門關一一拽了回來。
“奶奶把家裡掃地用的白鐵簸箕砸成一個圓盤，邊上用棉花和布包好，重傷員大小便時，就拿著鐵盤去接。”剛開始，傷員們不好意思讓李杏閣做這些，她卻說：“孩子，別不好意思，俺是你娘，你是俺兒，咱親娘倆不講細禮!”
“‘娘’，這曾是子弟兵對李杏閣這樣堡壘戶們的共同稱呼，起初是為了避免暴露，后來卻是發自內心的呼
聲。”曾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實地走訪過大批堡壘戶的辛集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陳文禮告訴記者，堡壘戶，是在抗戰時期斗爭環境極端殘酷的情況下，覺悟群眾舍生忘死、隱藏保護共產黨干部和人民子弟兵的住房關系戶，是保護和積蓄抗戰力量的基地。
“給干部、戰士、傷員送飯送水，偵察敵情，應付敵人，報告敵情，開洞蓋洞……堡壘戶的那些大嬸、大娘大多數沒什麼文化，干的多是些很繁瑣的工作。”陳文禮說，“五一大掃蕩”后，抗日堡壘戶是冀中黨政軍民堅持反掃蕩、反“清剿”的主要陣地之一。“婦女們這些看似並不驚心動魄的平凡工作，卻有力地支持了抗日。”
“1944年底奶奶去參加邊區群英會，從家出發的時候，是呂正操司令員親自牽的馬。”劉新民小心地從親手縫制的小紅布包裡拿出一枚李杏閣參加晉察冀邊區第二屆群英會時的紀念章。如今，紀念章上的紅色綢布已經褪色，但作為孫輩手中僅存的李杏閣遺物，這枚紀念章所代表的榮耀卻至今令劉新民激動不已，“當時奶奶參加群英會，會場上還高高豎著一面旗幟，寫著‘冀中子弟兵的母親’。”
而劉新廣至今依然清晰記得原來挂在老宅子東屋的一幅照片——那是1950年李杏閣和晉察冀“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同受毛澤東主席接見時的合影。“奶奶十分珍惜這張照片，被有關部門借走存檔之后，她專門跑到鄰村找人畫了一張挂在牆上。可惜的是1963年發大水，房子塌了，連這張畫像也找不著了。”
“我們河北省的老區佔到全國老區縣的十分之一。老區的每個村庄，都有過為抗戰無私奉獻的革命母親。”據省老區促進會婦委會主任邴建華介紹，該會自2008年開始，便一直在從事革命母親的資料搜集、整理、慰問工作，目前已經尋找到一萬余位革命母親。“她們都是‘李杏閣’、‘戎冠秀’。”
一把篦子引出的秘密聯絡站
年過五旬的唐山農民趙春勝，近來常被邀請和許多將軍的后代一同參加抗戰紀念活動。
起初，他有些不好意思：“人家都是將軍首長，我們家就是平頭百姓。”但隨著對父母事跡了解的增多，趙春勝覺得坦然了：“打鬼子，沒有老百姓的支持保護，就沒有軍長、司令……”
趙春勝的老家，位於地處燕山深處的灤縣楊柳庄鎮西趙庄子村。如今老宅東屋的東牆上，端端正正地挂著一面銅匾，銅匾上書“軍民魚水情”，是1994年李運昌專程探望趙春勝的父母趙鳳池夫婦時所贈。
趙春勝的家，曾被譽為冀東最堅強的堡壘戶。
“1938年8月下旬，聯絡冀東暴動中著名的鐵廠會師的雞毛信，就是我父親親手送出去的。后來，聶榮臻司令員在晉察冀邊區第二次黨代會上關於冀東依然要成立並創建根據地的指示以及成立中共冀熱察區黨委、並由李運昌任委員負責整個冀東地區工作的重要情報，也都是直接從我家送到李運昌手中的。李運昌、鄧華、陳群、蘇梅、周文彬、楊思祿、李中權、彭誠、節振國……都在我們家住宿、開會或者養過傷。”銅匾下，趙春勝掰著手指為記者一一細數著從父母口中流傳下來的這些冀東革命重要領導人的外號或小習慣：“周文彬外號‘周花子’、‘周老百姓’﹔李運昌叫門的暗號是‘01’或者‘掌櫃的到了’﹔節振國晚上來時愛直接翻牆進屋。”
“相比以照顧傷病員為主的傳統意義上的堡壘戶，趙鳳池家這種特殊的堡壘戶所承擔的功能往往更加全面，接觸的工作更加核心和機密。”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學民指出。
堡壘戶的選擇標准是什麼？為什麼趙鳳池家總會承擔如此重要的任務？在宋學民看來，選擇標准大致分為三個方面，包括地理條件、政治條件、家庭條件。
趙鳳池家位於灤縣西趙庄子村西北的村邊上，該村地處灤縣最西北部，處於灤縣、遷安、遷西、豐潤4縣交界，是四面環山的一個小山村。
“從地理條件來說，一般傾向於選擇位於村子邊緣和兩村交界處的農戶。趙鳳池家不僅位於村邊，而且西趙庄子村位於四縣交界處，周圍全是山，便於轉移和隱藏，且敵人力量薄弱。”宋學民分析說，“選擇堡壘戶時，要求所在村是進步村，並且多為貧雇農，因為飽受壓迫，這些人多是可以信賴的基本群眾。”
“當時我們村很窮，就幾十戶人家，200來口人，靠耕種山田為生。我父親待人熱忱，好交朋友，在庄裡人緣很好。”趙春勝的描述印証了宋學民的分析。
事實上，趙鳳池家被選作堡壘戶，緣起於一把篦子。
1938年的夏天，西趙庄子村突然來了一個賣篦子的人。“我父親說這個人賣篦子賣得很奇怪，不論把賣，而是論‘打’，一次至少要買十二把一打。”這樣做生意當然半天也沒人買，中午時分賣篦子的人不知是病了還是又渴又累，暈倒在地，被剛巧經過的趙鳳池帶回了家吃飯休息。
“過了一段時間后，這個人又來到了我們村，直接找到我父親，先是說要還飯錢，又動員我父親跟著他做買賣。我父親推脫說自家祖祖輩輩是靠種地生活，不做買賣——這麼著，賣篦子的人終於認定了我父親的人品。”
“正直仗義、慷慨大方、思想進步，並且家中有人手可以照顧生活、幫助工作。”無疑，宋學民所列舉的堡壘戶需具備的家庭條件，趙鳳池家都能滿足。“冀東大暴動前夕，賣篦子的人又來了，這次，他告訴了父親實情，並希望父親成為他的關系人，為抗日隊伍提供一個落腳點。”原來，這個操著河南口音的年輕人，就是當時中共北方局派到冀東從事抗日武裝大暴動准備工作的共產黨員、原紅軍營長孔慶同。
就這樣，這個普普通通的家庭，作為抗戰時期八路軍和冀東黨組織最重要的秘密聯絡站、落腳點之一，與抗戰緊密聯系在了一起，也曾為此付出過鮮血和生命的代價。
1942年大掃蕩時，趙鳳池受當時冀東軍分區獨立營營長楊思祿之托，掩護了一挺從鬼子手中繳獲的“金嘴”重機槍。“獨立營轉移的第三天，鬼子突然包圍了我們村。我12歲的姐姐妥子為給父親打掩護，被鬼子在我們家門口捉住。鬼子逼問她八路的東西在哪兒，我姐姐一個字都沒說，並且吐了日本鬼子一身唾沫。日本鬼子惱羞成怒，一腳踹在了我姐姐的肚子上。我姐姐慘叫一聲，噴出鮮血，當場被日本鬼子踢死。”趙春勝說。
那一次，趙鳳池也遭到了日寇的嚴刑拷問，直到敵人打累了丟下趙鳳池去找水喝，他才趁機撞倒一名鬼子，光著身子拼命跑進了村東山溝裡的青紗帳，得以死裡逃生。
即便時時面臨各種危險，趙鳳池一家也沒有動搖過。“從1939年到1944年，為了幫我軍儲藏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也為了掩護我方人員在緊急情況下隱藏起來或是轉移出去，父親發動本家兄弟，每天夜間在自己家裡和村北的山上挖地洞和山洞，一共挖了11個。”幾年中，大到繳獲的日軍大炮，小到彈藥被服，趙家為八路軍秘密儲藏的軍火物資不計其數，從沒出現過一次損失，並因此被稱為“最保險的軍需庫”。
一個個堡壘戶聯結起的地下醫院
隨著村裡一位位老人的故去和一座座老宅的翻新，屬於滄州泊頭市軍王庄村——這個曾經遍布地道、構筑起一座地下醫院的堡壘村的烽火記憶正在淡去。
“全村家家都住過傷病員，別看我們村當時還不足一百戶人家，但先后照顧過七百多人。”對地下醫院這段歷史，如今，85歲的楊國豐是軍王庄村屈指可數的見証者。走在村裡的街上，他為記者四下指點著當年地下醫院的所在，並跺了跺腳下的地面：“因為都是地道，1963年發大水，村裡的房子幾乎都塌完了，地面上沖出了一道道深溝。”
楊國豐是當年地下醫院院長楊國藩的堂弟。“那時候每家地下都有大大小小的地洞作為病房、手術室，以地道相連。為了方便重傷員進出地道，還在村西南造了很多假墳，從外面看跟真墳一樣，但裡面卻是病房。”
如今，楊國豐所說的那片墳場已經被夷為平坦的耕地，綠油油的玉米茁壯生長著，一眼望不到頭，曾經遍布墳場的一米多高、使墳場又隱蔽又陰森的一簇簇紅荊也已難覓蹤影。
1940年，隨著敵人的掃蕩和群眾斗爭的發展，時任獻交縣大隊醫生的楊國藩奉命回鄉創辦地下醫院。
時至今日，地下醫院巨大的工程量仍令旁聽採訪的軍王庄村年輕人們驚嘆不已：“前幾年我們挖了個直徑三四米、深四五米的地窨子，四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還挖了兩三天，挖出來的土用馬車拉足足拉了三十多趟。當時人們能把全村地下都挖通，簡直不可想象。”楊國豐解釋說，那時候天一擦黑，男女老少便自動來到工地，一直干到天亮。男的在地下挖，女的在上面運土。“為了方便晚上活動，村裡家家戶戶都不再養狗。”
“地下醫院正式建成了，周圍縣的傷病員都往這邊抬。”但伴隨著傷員不斷送到醫院來，軍王庄有醫院的消息，終於還是傳到了鬼子的耳朵裡。“那時候鬼子一來就問‘哪裡有洞口’，有次差點兒把我們村長楊慶豐活埋了。”楊國豐回憶說，那天鬼子包圍村子后，便將全村的人集合起來開會。挨個審問無果后，鬼子惱羞成怒，轉身抓住楊慶豐的前胸，瞪著眼睛威脅道：“青(縣)滄(縣)交(河)八路的傷兵，統統的抬到你們村子，我的知道，你不說實話，埋了，埋了!”
鬼子把楊慶豐綁了起來，推到一個豬圈裡，逼群眾去活埋楊慶豐。村民們便故意把糞土倒在楊慶豐面前，看起來土已埋到了胸口，其實連衣服還沒有弄臟。“太陽快下山了，鬼子也沒抓到把柄，隻得走了。”
“堡壘戶的存在，並非完全靠一兩個人的民族感情支撐。”陳文禮通過對大量堡壘戶的走訪調查發現，“相比個人行為，更確切地說，成熟期的堡壘戶制度實際上是一個系統性的、嚴密的組織行為。比方說，‘五一大掃蕩’后，束鹿縣（今辛集市）曾接到上級的指示，要求區區建立堡壘村，村村要有堡壘戶，每個干部有堡壘戶。堡壘戶的建立是自上而下有組織的工作，堡壘戶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堪稱是常抓不懈的系統工程。”
楊國豐自豪地告訴記者，雖然當時站在軍王庄房頂上轉圈看，東南六裡的西辛店、正東七裡的兩合鋪、東北五裡的倪官屯、正北五裡的梁家店、正西五裡的范村、正南二裡的武屯都筑起了崗樓，“但鬼子一次都沒發現過我們這兒的洞口。”
“地下醫院將一個個堡壘戶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堅固的堡壘村，可以說，是堡壘戶發展的一個極致。”據宋學民介紹，堡壘戶普遍存在於冀中和冀東地區。無論是“五一大掃蕩”后的冀中，還是日本大面積制造無人區的冀東，“往往越是抗日艱苦的地區，越有眾多堡壘戶的存在，堡壘戶對抗日斗爭的堅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記者 周聰聰）
| 相關專題 |
| · 專題資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