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廠內遷的時候，許多人拋妻別子，一如奔赴疆場的戰士，有的還獻出生命。”大遷移參加者張帆回憶說，“敵機掃射，船破人傷的場景仍歷歷在目”。
１９３７年盧溝橋事變后不久，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就逼近了上海，妄想迅速摧毀長江三角洲這個經濟中心，從而達到控制經濟命脈的目的。
為了保存經濟實力，生產抗戰的軍需物資，並開拓和發展大后方工業，東南沿海的愛國實業家、工商業者和科學家紛紛集議，計劃舉廠內遷。
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管遷移上海及沿海各地工廠的工作，對遷移地點、辦法、運費及生活費等都作了詳細規定﹔並在蘇州、鎮江和武漢等地設立辦事處，協助中途轉運工作。
經過各界各方同心協力，第一批內遷工廠順昌、新民、上海機器廠和合作五金廠等４家廠的機件，經蘇州河運出。隨后，又有一些工廠和著名商業公司經蘇州河陸續遷移。上海失陷后，各廠遷移不斷地改道易地，長途輾轉，突破敵人封鎖，途中歷經艱辛。
“當時軍運頻繁，民運十分艱難。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６日閘北失守后，蘇州河被敵軍截斷，隻有南黃浦一條通路。１１月５日敵軍在杭州灣登陸，鬆江河道又受到威脅，隻能托外輪運至南通州，再設法運武漢。”張帆說，沿途遇到敵機追蹤掃射，往往船破人傷。
１０月間，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工作結束，工廠遷移的重心移到了武漢。在武漢，剛遷來的工廠一面尋找場地復工，及時趕制槍炮彈藥和被服積極支援前線﹔一面還在從長計議，准備繼續內遷。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９日，日寇逼近馬當防線，武漢各廠又開始再拆再遷。
在上海工廠內遷的同時，沿海各地工廠的遷移工作也在積極進行。１９３８年春，我國北方最大的一家紡織廠豫豐紡織廠從黃河口出發，將８０００噸機器設備由鐵路南運至漢口，再換裝到３８０條小船上，穿過水流湍急的三峽向四川駛去。其間有１２０條船沉入三峽，其中９９條后被船工打撈上來，不知經過多少艱險，終於在１９３９年４月到達重慶。
“這些被迫搬遷的民族企業，使得原本工業化發展不均衡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給當地帶來了很多就業機會，創造了稅收，支援了抗戰時期中國的經濟。”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表示。
大學的搬遷工作，幾乎和工廠的遷移同時進行。教育界的許多名流、學者、專家、教授和學校的師生員工，為了盡量避免敵人毀滅我高等教育，保存民族教育之國脈，組織瀕臨戰爭前線的平、津、京、滬、杭以及冀、魯、晉、湘、鄂、粵、桂等省、市的高等院校，相繼移遷西南大后方。
當日軍進入廣州南郊時，中山大學的學生還在廣州北郊撐著裝有圖書館藏書的船堅毅前進。當局在克服了日軍轟炸和戰爭綿延的種種困難，終於把許多學府分別遷到安全地點。
據１９３９年的統計，從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起，日軍破壞了我國５４所大學和專門學校，使我國文化教育的損失達２．１７億元。當時的流亡大學有大學生４萬多名。但是，１９３９年秋，我國的教育系統在內地又重新建立了起來。
這些內遷院校大多集中在重慶、成都和昆明附近。在國難當頭的艱苦環境下，許多學者、教授枵腹從公、嘔心瀝血、為國育人，教育當局立撐危局，各校莘莘學子含辛茹苦，為拯救國家、民族的垂危奮力求學，內遷高校並造就了后來建設祖國的重要力量。
“當時高校內遷被稱為‘文軍西征’。”蘇智良說，遷移保住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是一個了不起的壯舉。不少學校歷經多次內遷，由於路途遙遠，經費所限，不得已丟棄了很多設備，不少老師和學生為了學習千裡跋涉。后來，一些大學生參軍，大大提高了軍隊的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新華網上海８月１４日電 黃安琪、周文其、涂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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