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清算

上海羅涇鎮靠近黃浦江的一個貨運倉儲基地，有一塊小小的紀念碑靜靜矗立著。碑身上書“侵華日軍小沙灘登陸處”。

７８年前，日本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七七事變”后，又在這裡制造了上海“八一三事變”。

小沙灘、薛敬堂、黃窯灣……侵華日軍總指揮、后來南京大屠殺的策動者鬆井石根的軍隊，在首批登陸點的小村庄就著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屠殺。

“東洋人一下子就來了，來了就殺、燒、搶，我算撿回一條命。”肖涇村幸存者７８歲的沈國寶告訴記者，當時隻有兩個月大的他被舅舅用籃子挑了出去。

震耳的炮聲、沖天的火光、把夜空點亮的燃燒彈、四散逃命的村民……這些成為幸存者們共同的記憶。懂事后的沈國寶聽舅舅說，肖涇村全村連上他隻剩１０多口，整個羅涇鎮在不到１００天內死了２２４０人，幾乎被滅頂。

日軍的獸行，表明其聲稱的“建設大東亞共榮圈”、“解放亞洲人民”，完全是謊言。

上海，這個當時已聞名世界的東方大港，除了法租界、公租界外，均遭猛烈轟炸，周邊的村子被洗劫。

而三個多月后，在距離上海百公裡外的南京，則上演了一場更加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國兩個文明程度最高的大都市的遭遇，被永遠鐫刻在人類文明的恥辱柱上。

南京大屠殺開始於１２月１３日，暴行持續了６個多星期，３０萬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慘遭殺戮，２萬多起婦女強奸事件，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建筑被毀……平均每１２秒就有一個生命消逝。

那也僅僅是開始。從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０年，日軍制造的百人以上的大屠殺就達５００多起。在晉北，日軍在３０天中連續血洗天鎮、陽高、左雲、靈丘等縣城，屠殺百姓１．６萬余人。

除了屠村、屠城，空襲更是日本侵略者最慣用的對待其攻擊目標的“絕殺技”。上海轟炸、武漢轟炸、重慶轟炸、延安轟炸、廣州轟炸、昆明轟炸、保山轟炸……躲警報成為中國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轟炸摧毀了南京８０％、上海５２％、廣州珠三角３０％的基礎設施。”拉納·米特在《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描述，中國幾乎所有的鐵路交通和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的公路和工廠被摧毀，１億多難民四處逃亡，工作和生活秩序完全被破壞。

８年，２９００多天。對於４億多中國普通民眾而言，每一個被歷史銘記或遺忘的人事、時空，都是一個個飽受戰火侵蝕的具體日夜。

“警報聲一來，老師學生都往學校的空地和操場上跑，抱著頭，看敵機一架架飛過。”親歷過昆明轟炸的９６歲的抗戰老兵、上海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夏世鐸說，那時的他正在西南聯大上課。

如今７０年過去了，“眼看一條腿被炸飛到樹枝上”的慘狀依然是獨居上海的夏老揮不去的夢魘。

正因痛恨日本侵略者對無辜百姓的狂轟濫炸，夏世鐸決心“棄學從軍”，考上了空軍官校。西南聯大期間，共有８３４位聯大學生放下書筆，拿起武器，走向戰場。

“日軍對內地的空襲和針對平民的暴行反而促使人民的抗戰決心變得更加堅定。”美國國務院編撰的《美國外交關系》一書說，“抗戰精神正慢慢在人民中傳播開來，他們意識到這是他們自己的戰爭，沒有証據顯示中國人民希望以妥協換取和平。”

作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早在１９３６年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就認為中國必勝，但將是一場“持久戰”。他判斷了這場戰爭中日雙方存在的互相矛盾的基本特點：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我大，敵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

在后來被翻譯成多種文字的著名軍事論述《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這樣闡述中國抗戰的正義性——“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

正是這場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較量，不僅讓旅居海外的８００多萬華僑支援抗戰，更有粵籍華僑和台灣同胞９萬多人與全國軍民一起，以各種形式投入抗戰中。

在由蘇聯空軍、美國飛虎隊，以及朝鮮、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蘭、波蘭、丹麥等國反法西斯戰士組成、支持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國際部隊”中，還有一支特殊的隊伍——“日本八路”。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７日，以杉本一夫等日軍戰俘為核心，成立了“華北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先后有１０００多名日本戰俘加入到中國抗戰的陣營，成為“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今日之爭為甲午以來四五十年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壯，彼為發揮野心之侵略，我為決死求生之自衛。無論暴敵如何披猖，最后勝利必屬於我。”淞滬會戰打響時，著名抗戰將領張治中向全國發出抗戰通電。

８年后，這個正義的預言變為現實。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參與採寫記者：李懷岩 姜辰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