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

　　匯合野夫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緊逼，在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率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號召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們團結起來，共同御侮！

　　然而，蔣介石卻一直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圍剿紅軍。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華清池發動“兵諫”，扣留了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對這一事變的正確處理，引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張、楊策劃“兵諫”行動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清晨捉蔣后，張學良以個人名義致電中共中央，通報他為中華民族利益和抗日前途計，已將蔣介石及其重要將領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組織聯合政府。

　　中共制定了和平解決方針

　　12日夜間，這個消息就在陝北紅軍中傳開了。所有聽到消息的人，都在半夜裡起了床，高興得不得了。有的高呼：“革命勝利萬歲！”有的喊：“打倒賣國賊蔣介石！”有的情不自禁地跳起舞、唱起歌來。

　　的確，蔣介石十年剿共，手上沾了不知多少共產黨人的鮮血，這個仇恨太深了。

　　中央領導同志們的心情其實也和大家一樣。他們最初的反應，是要清算和公審蔣介石。

　　然而，在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抵達西安，了解了西安的實際情況和張、楊的真實想法並向中央匯報后，綜合分析了國內外各方面的反應，並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明確指示，中央領導同志們的頭腦也冷靜下來，並在19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定從全國抗戰的大局出發，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宋氏兄妹也想講和

　　蔣介石被扣后，被視為親日派的何應欽掌握了南京的軍事大權，派兵威逼西安。更值得注意的是，事變當天南京即致電當時在歐洲的親日派頭子汪精衛，催他立刻回國。汪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后，與其在國內的同伙兒電報頻傳，密謀策劃，並當即踏上了回國的旅程。

　　一旦南京政府被親日派控制，后果不堪設想，中國的命運將更令人擔憂。周恩來12月18日從西安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就提到，“南京親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

　　中共中央對親日派的動向極為關注，認為“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蔣旗幟，造成內戰，奴化中國”。

　　而就在此時，蔣介石的親屬、國民黨內的親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力主和平解決。

　　宋美齡不顧何應欽等人的阻撓和反對，於12月22日偕同宋子文飛往西安。為不影響蔣的安全並有利於“救蔣”，中途在洛陽停留時，她會見中央軍將領，命令陸軍停止向西安進攻﹔未經蔣介石批准，飛機不得飛臨西安上空。12月23日，宋氏兄妹由洛陽飛到西安，受到張、楊的歡迎與接待。

　　宋氏兄妹見過蔣介石后，立刻和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進行了談判。由於各方都有和平解決問題的意願，很快就達成了一致的意向。

　　蔣終於同意一致抗日

　　24日晚，周恩來在宋氏兄妹陪同下面見蔣介石。蔣見到周恩來，從床上勉強坐起來，請周坐。周對蔣說：“蔣先生，我們有十年沒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點點頭，嘆口氣說：“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周恩來立刻不失時機地回答：“隻要蔣先生能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指揮。”

　　這時，宋美齡也插話說：“以后不要剿共了，這次多虧了周先生千裡迢迢來到西安斡旋，實在感激得很。”

　　周恩來則具體地說明了中共當前的方針。蔣介石也隨即作了三點表示：一、今后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二、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解決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恩來可直接去談判。

　　雖然大多數人都主張讓蔣留下書面協議才放他走，但張學良還是說服楊虎城，立刻放蔣介石回南京，並決定親自陪蔣回南京。

　　25日下午3時，張學良叫上楊虎城，陪著蔣介石一行悄悄前往機場。當他們一行到達機場后，發現機場竟然聚集了一兩千學生和群眾。其實這些人是來迎接指揮綏遠抗戰的傅作義的，但蔣介石卻誤以為群眾是來對付和為難他的，便有些緊張，忙對張、楊說：我答應你們的條件，我以“領袖的人格”保証實現，你們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實現，你們可以不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接著，蔣把答應的條件內容重述了一遍，並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后我絕不剿共。

　　半年多的艱苦談判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持續十年之久的國共兩黨內戰停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步形成。西安事變成了中國由內戰轉向抗戰的樞紐。

　　1937年2月，國共兩黨代表開始在西安談判。國民黨代表是顧祝同、張沖和賀衷寒﹔共產黨代表是周恩來、葉劍英。談判圍繞著兩黨合作、共同抗日這個中心議題展開，爭論的焦點是紅軍改編后的人數和編制。然而，談判進行得很不順利。

　　本來周恩來在西安見蔣時，蔣就邀周在他返京（指當時的首都南京，下同）后去南京會談。蔣返京不久，又通過潘漢年邀請周。當時中共中央鑒於蔣不顧信義，扣留了張學良，擔心周去后成為“張學良第二”，決定“恩來無去南京之必要”。如今談判不順利，中共中央書記處3月13日電示周恩來：“兩星期后，周去寧與蔣談。”

　　當時蔣在杭州，周恩來3月下旬從西安來到杭州，在潘漢年的陪同下見了蔣介石。

　　周恩來向蔣強調以下幾點：陝甘寧邊區須成為整個行政區，不能分割﹔紅軍改編后的人數須達四萬余人﹔三個師上必須設總部﹔副佐及政訓人員不能派遣等。蔣介石對此的態度顯得出乎意料地通融。

　　然而，當6月4日周恩來到廬山再次同蔣介石會談時，反復無常、出爾反爾的蔣介石比兩個多月前杭州會談時后退了一大步。他雖表示紅軍可改編為3個師4.5萬人，但在3個師上設總指揮部的承諾被推倒，並提出請毛澤東、朱德離開蘇區出來做事。

　　“七·七”事變，特別是“八·一三”淞滬會戰的爆發，使蔣認識到中日間的全面戰爭已不可避免，迫切需要紅軍開赴前線抗日。於是，兩黨談判長期拖延不決的局面迅速改觀，僵持已久的紅軍改編后的指揮與人事問題獲得解決。8月18日，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並於22日正式發表。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社公布中共中央的“國共合作宣言”，蔣同天發表談話，在事實上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終於達成。

　　聯合時局

　　“八一宣言”首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們！

　　一切有愛國天良的軍官和士兵兄弟們！

　　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神聖事業的黨派和團體的同志們！

　　國民黨和藍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識的熱血青年們！

　　一切關心祖國的僑胞們！

　　中國境內一切被壓迫民族（蒙、回、韓、藏、苗、瑤、黎、番等）的兄弟們！

　　……

　　同胞們起來：

　　為祖國生命而戰！

　　為民族生存而戰！

　　為國家獨立而戰！

　　為領土完整而戰！

　　為人權自由而戰！

　　這是1935年8月1日，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的激情文字。這個文件更為人們熟悉的名字是“八一宣言”。

　　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率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1935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上，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作了《關於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斗爭中的任務》的報告。報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在於建立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為驅逐帝國主義和爭取國家獨立而斗爭。

　　“八一宣言”的產生，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共同努力的結果。據當時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吳玉章回憶：“1935年6月在莫京（莫斯科）聽到何梅協定及平津日寇屠殺我愛國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難忍的消息，我們急電王明同志共商對策，出了展開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宣言是由王明執筆起草的。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記錄記載，1935年7月14日，代表團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的有王明、康生等13人。會議討論的第一個問題，便是王明起草的中共和蘇維埃政府《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依照原文一致通過，決定組織一個委員會對文字加以修改並寫一封加以解釋的信。

　　“八一宣言”定稿后，由王明譯成俄文，送交共產國際“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看后都表示同意。會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莫斯科將宣言編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第10期，然后航寄到巴黎，於10月3日全文刊載。

　　“八一宣言”發表以后，很快在國內傳播開來。到這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在流傳著這一宣言。

　　聯合背景

　　瓦窯堡會議及其后的國共接觸

　　“八一宣言”發表時，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並不知道。當時，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已失去電訊聯系一年多了。

　　為了及時向國內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1935年11月間取道蒙古輾轉回到陝北，中共中央這才了解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號召，並在當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據李德《中國紀事》說：1937年12月王明回國后，“我聽說，毛澤東贊揚了王明在起草1935年8月1日宣言時的積極行動，說這一行動為民族統一戰線打下了基礎。”

　　瓦窯堡會議決議，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八一宣言”的基礎上得到補充和完善。

　　當蔣介石看到“八一宣言”關於各黨派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呼吁后，認為可以借此達到從政治上解決共產黨的目的，立即要宋子文、陳立夫、曾養甫等人設法打通與共產黨的關系。1935年底，國民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通過蘇聯政府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潘漢年等人進行了接觸，曾養甫派人與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長江局取得了聯系。從1936年1月起，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呂振羽到南京同曾養甫等人進行了談判。2月，國民黨也派人到瓦窯堡與中共中央聯系聯合抗日的問題。這些談判雖然沒有成功，卻為兩黨重新合作開辟了道路。

　　聯合觀點

　　抗戰勝利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鄭大華

　　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取得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就在於自西安事變之后中國的各階級各黨派實現了大聯合、大團結，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盡管在統一戰線內部存在著國共兩黨的斗爭，有時還相當激烈，但直至抗戰勝利結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形式還維持著，國共兩黨並沒有完全走向對抗和分裂。這當中要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作用。

　　首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呼吁、奔走和組織下建立起來的，正是由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才形成全民族的空前團結和全民族抗戰的局面。其次，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戰，反對對日妥協和投降，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揭露、反對和斗爭，才粉碎了日本一次又一次的誘降陰謀，阻止了國民黨內一次又一次企圖與日妥協的活動，從而保証了抗戰的最終勝利。再次，因多種因素的影響，如孫中山所批評的那樣，中國人往往是一盤散沙而很難團結起來形成一股堅不可摧的力量，但在抗日戰爭中之所以能夠形成全民族抗戰的局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宣傳、教育、動員和組織工作，從而使蘊藏在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民群眾中的反抗侵略的力量得以激發壯大，這是取得抗戰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來中國人民之所以沒有實現“抗戰建國”的目標，將中國從一個前近代的傳統國家建設成為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就在於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再次破裂，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才真正從沉淪開始走向復興。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聯合事件

　　最高國防會議上，全體起立贊成對日作戰

　　“七·七”事變后，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講話，隨即著手進行對日戰爭，開始籌劃最高國防會議，並電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上山，共商國是。7月下旬，軍令部作戰組組長劉斐接到蔣介石的命令，要求他前往桂林，邀請李、白二人出山。

　　面對蔣介石的邀請，各地實力派在猶疑。李、白二人也無法確定，蔣介石這次是真心邀請還是另有他意。把劉斐安頓好之后，李宗仁、白崇禧召集眾將官開會討論：南京，到底該不該去？

　　白崇禧覺得應該去。他認為，“九·一八”之后，李、白就力主抗日，並在廣西搞新面貌建設，幾年下來，已成為全國抗日決心最堅定的省份之一。桂系在廣西的統治之所以能有如此牢固，抗日的號召力功不可沒。現在，“七·七”事變爆發，眼看大戰在即，此時蔣介石要全面抗日，桂系想不出不去的理由。

　　但桂系的將官卻不這樣認為，李品仙、廖磊等人都心存顧慮，他們跟李宗仁想的一樣：蔣介石這次是真的要抗日嗎？要是去了南京，他們還回得來嗎？

　　不僅桂系，就是其他地方實力派也在看桂系行事。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給他們來電進行勸阻：如果你們去南京，被軟禁了怎麼辦？別抗日不成又添新亂，還是等等再說吧。

　　但是，白崇禧打定主意要赴南京。他判斷，這回蔣介石是真想抗日了，“七·七”事變之后，蔣介石必須對日本要有個明確的態度。抗，則蔣能繼續統治﹔和，則南京政權崩潰。從這個角度來看，蔣抗日，既為中華民族之生存，亦為國民政府之統治，也為他自己的地位。最后他們商定，由白崇禧進京，李宗仁則留在廣西，為出桂抗戰作准備。

　　白崇禧一進南京，各地方實力派很快也趕到了南京。

　　8月7日，決定國防大計的國防會議在南京召開。蔣介石、汪精衛、林森、中央各軍事部門長官悉數出席。各地方實力派也都出席：除了桂系的白崇禧，四川的劉湘、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復榘、雲南的龍雲、廣東的張發奎和余漢謀也來了。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也來了。群賢畢至，濟濟一堂。在國民政府的歷史上尚未有過如此整齊的陣容。

　　這些人中絕大多數都曾與蔣介石打過仗，過去都曾不同程度地與蔣為敵。如今到了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決定性關頭，大家終於本著“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的精神，捐棄前嫌，攜起手來，共赴國難。

　　會議的氣氛十分熱烈。最后，蔣介石宣布對和戰決策以起立方式進行表決。結果，所有與會者都起立贊成對日作戰。

　　中國軍人們顯示出了同仇敵愾、舉國一致的抗戰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