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敵佔區演出抗日劇

在敵佔區的每場演出，我們都做了最壞准備，每個人都揣著手榴彈，必要的時候，就拉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八路軍的文藝戰士就是要豁出命、不怕流血犧牲，用文藝武器同敵人戰斗。

老兵檔案：

胡可，山東省青州市人，1921年出生，滿族。16歲於北平參加抗日游擊隊，同年12月到達敵后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后從軍區軍政學校畢業，被分配到抗敵劇社，成為一名八路軍戰士。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創作《清明節》等多部劇作。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石家庄軍分區副政委、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等職。

1936年秋，我因在山東濟南第一中學壁報上撰寫文章，批評當局對抗日運動的壓制，被學校“勒令退學”。1937年夏，我決定去北平考高中，當我從濟南乘車抵達豐台站后，看到站台上滿是全副武裝的日本兵，其中幾個還持槍進入車廂盤查，氣氛十分緊張。那時我才知道，“盧溝橋事變”已經爆發。

不久，日軍開進北平，插著太陽旗的軍車在大街上耀武揚威地疾馳，“亡國奴”的命運使我無心求學。

一天夜裡，已是地下共產黨員的二哥來跟我告別，說他參加了北平郊區的抗日游擊隊。我好像黑暗裡見到了火光，說什麼也要二哥帶我一起去。第二天，我們在北平郊區找到了游擊隊的駐地。1937年12月，游擊隊輾轉到了晉察冀軍區所在地阜平縣城。組織上送我到軍區軍政學校學習，第二年畢業后，我被分配到軍區政治部抗敵劇社作宣傳員，參加演戲並進行創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者戰線拉長，兵力不足，對華北抗日根據地加緊了封鎖和“掃蕩”，我們的對策是“敵進我進”。抗敵劇社馬上展開了對敵“政治攻勢”，在武裝部隊掩護下，我們組成小型演出隊深入敵佔區，向群眾介紹抗戰形勢，宣傳八路軍政策。這正如我們《抗敵劇社社歌》裡唱的：“藝術是我們的槍，舞台是我們的戰場”。

1942年4月，劇社的三個演出隊穿過敵人封鎖線，進入敵寇控制嚴密的山西定襄、崞縣等敵佔區活動。我們白天隱蔽在老鄉家，傍晚趁夜色潛入預定村庄。進了村以后，部隊封鎖住所有路口，以免村裡的漢奸跑到敵人那裡告密，同時通知村民前來看戲。敵佔區的老百姓飽受敵人的欺凌和壓榨，一些人對抗戰勝利的信心不足，有的在敵偽組織裡做事，有的加入了偽軍，有的甚至當了漢奸，我們專找這些人的家屬來看戲。我們一邊演戲，一邊宣傳形勢，“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螞蚱，沒有幾天蹦頭兒了！”還講政策，“告訴你們家裡的人，日本鬼子快不行了，要為自己留條后路！”“把你們家裡的人往回叫，暫時回不來，也要做到‘身在曹營心在漢’！”那時我們演出的《棄暗投明》《糖》《黑老虎》等，都是以此為內容。觀看演出時，老百姓常常鴉雀無聲。演出結束，就有很多人圍上來問長問短。我們離開幾天后，就會有敵偽人員往回跑，還有投奔到八路軍來的。

在敵佔區演出，我們做了最壞准備，每個人都揣著手榴彈，以防萬一，必要時我們就與敵人同歸於盡。

一天夜裡，演出結束后的轉移途中，由於漢奸告密，在一個叫神崗頭的村庄裡，我們的一個演出隊突然遭到日本鬼子的襲擊。頓時，濃黑的夜色裡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在那場戰斗中，我們的女戰友方璧犧牲，戰友崔品之被俘后慘遭殺害，胡朋腳部負傷，杜烽等3名戰友跳崖摔傷。

1943年秋，日寇對冀西進行了持續三個月的“掃蕩”。這是我們經歷的反“掃蕩”戰斗中最激烈、最殘酷的一次。有一天早上，下著伸手不見五指的大霧，沖鋒號突然沒有節奏地吹起來，我們知道，敵人來了。在這次戰斗中，我們劇社音樂隊副隊長趙尚武犧牲。趙尚武是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趙尚志的弟弟。他為了救護指導員劉佳的孩子，突圍時被追擊的日寇擊中頭部。犧牲時，趙尚武前胸著地，孩子在他的背上，也就是說，他自己被敵人打死時，還保護著孩子。在另一次突圍戰斗中，我們有四位同志犧牲，包括我們劇社的創作人員吳畏，吳畏在反“掃蕩”前剛剛讀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把反“掃蕩”作為難得的鍛煉，正在寫一部反映民兵斗爭的戲劇。在這次反“掃蕩”中他被鬼子用刺刀挑死，挎包裡的創作草稿，被風吹得漫山遍野……

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日子裡，我腦子裡常常想起抗戰時期的那些經歷，想到那些戰友、那些事件，心中總是久久不能平靜……（記錄人：本刊記者 曹雅麗 解放軍某部 孫金春 馬頔）

本文由：中國紀檢監察雜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