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抗戰歌聲響徹湘贛前線

演劇九隊女隊員(后排左二為趙元)

1937年抗戰爆發的時候，我正在南京上小學，日軍的炮火摧毀了寧靜的生活。我先是隨家人去了漢口，后又轉移到桂林。一路上，不斷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我們在桂林剛剛安好的新家，就被日本敵機炸毀。何處是家？唯有拿起武器抗敵。

1940年5月，我經音樂家林路介紹參加了抗敵演劇隊，當時還未滿15歲。抗敵演劇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文藝方式進行抗日宣傳的“輕騎兵”，全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隊，1938年8月組建於武昌。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和親切關懷下，十支演劇隊活躍在各個戰區的抗日前線開展文藝宣傳，我參加的演劇二隊分布在九戰區。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奔波在湘贛前線，先后為軍部、師部、營部、連部演出，以戰歌和戲劇為武器，鼓舞士氣，動員人民，堅定軍民團結，鞏固長期抗戰的信念。

我進隊不久，就趕上為慶祝第一次湘北大捷一周年趕排三幕話劇《勝利進行曲》。這是根據戰地採訪的真實故事，由劉斐章（八隊隊長）、呂復（二隊隊長）、趙明（二隊副隊長）、查強麟（夏淳）等人集體創作，呂復執筆的劇目，記錄了日本鬼子燒殺搶掠的罪惡行徑，歌頌村婦何大嫂與敵人搏斗同歸於盡的悲壯故事。那真是個大突擊啊！呂復在樓上小屋裡趕寫劇本，另一個隊員就在旁邊等，他寫完一張換上新的稿紙時，旁邊的隊員就拿起剛寫好的稿紙，往樓下跑，交給刻鋼板的男隊員，他不停地刻寫，手上磨出了水泡，離他不遠處另兩個隊員，在一處破舊的油印機前操作，印好一頁就馬上送到排演場交給導演趙明，他拿著油墨未干的稿子，立即著手思考舞台布局，然后指導演員的位置，這真是一場令人驚嘆的突擊戰，10天趕出一個三幕話劇。主角何大嫂是朱琳飾演的，她后來在北京人藝創造的一系列舞台角色讓觀眾熟悉。在劇中扮演何老二的是江俊，他后來是上海人藝的著名演員。我扮演“細伢子”，湖南話指小孩。劇中角色眾多，有的同志要演兩三個角色。是什麼使我們毫無遲疑進行創作，又有那麼大的勇氣承擔呢？是抗戰教育了我們，鼓舞了我們。抗戰時，我們這群文藝兵在戰地親身體驗到敵人的暴行和我軍民的英勇斗爭，我們演的不是戲是活生生的現實。

《勝利進行曲》在慶祝湘北第一次大捷周年紀念期間演出，轟動了長沙，每一個士兵，每一個百姓都瘋狂般地歡呼。在這個戲裡，他們看到自己英勇不屈的形象，看到了敵人的凶殘和狼狽。因為是突擊出來的作品，必然有許多粗糙和不足之處，經過觀眾的評論和自我審視，我們在日后的演出中不斷修改完善。在部隊演出時，許多戰士激動得把敵人身上奪來的戰利品，如日本軍帽、馬刀、寫滿名字的日本旗子，送給我們做服裝道具，使這個戲的演出增加了真實感。我們聽說，有一個連在出擊時還喊著：“沖過去給何大嫂報仇！”

《勝利進行曲》是我們隊的保留節目，從1940年開始上演，一直演到抗日戰爭勝利后的1946年，共演出100多場，每次演出都做一些修改，因為這個從人民中產生的戲，必然要經受人民的檢驗。

我們隊不僅話劇演出水平很高，歌詠也很出色。全隊包括炊事員總共28個名額的編制，可我們二十幾個就能開像樣的音樂會，不僅能唱四部混聲大合唱，還有男女獨唱對唱，節目豐富多彩，既有慷慨激昂的《大刀進行曲》，也有淒楚婉轉的《嘉陵江上》，還有委婉抒情的《山在虛無縹緲間》，節目的安排是以演出的對象而定的，在城市演出要考慮照顧到各個階層觀眾的需求，隻有飽含革命抗日激情同時又高質量的演出才能征服群眾，激勵群眾的愛國熱情。

戰時物資奇缺，我們的演出經費少得可憐，在演出中，我們要千方百計地節約每一個銅板，舞台上的服裝道具，絕大部分是群眾支援的。如我們演夏衍的話劇《一年間》《愁城記》，陳白塵的《大地回春》，劇中許多服裝道具，都是長沙教職員工提供的，甚至連拍賣行老板也慷慨幫助，不僅借給我們高檔的硬木家具，還拿出珠寶鑽石戒指無償借我們演出所用，真正體現了全民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精神。

我們的生活是艱苦的，長時間的行軍，跋山涉水，風裡來雨裡去，大部分女同志頭上都生了虱子，又黑又大，奇痒無比，老鄉說用石灰抹在頭發裡虱子就會死去，我們聽后到從外面找來石灰，晚上抹在頭上再扣上軍帽，第二天起來，虱子是死了，用梳子能梳下一堆，但一粒粒的小白點，形成一串挂在頭發上，原來是虱子的卵叫蟣子，雖然不痒，但很難看，於是我們女同志互相給對方捋頭發上的蟣子，要用幾天工夫才能捋盡呢！

由於居住環境潮濕，疥瘡瘧疾長期困擾著我們，瘧疾每天定時發作，一會兒冷得四肢發抖，一會兒燒得干渴難受。那時我年輕，天真得想去抗拒病魔的到來，在瘧疾發作前半小時，我就從地鋪上爬起來在地上跳，幻想著把身子跳熱就不會發抖了，當然這隻能是徒勞。

1941年8月，我們經過8個月湘北、贛北前方流動演出之后，好不容易到了后方吉安，本以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全隊隊員病倒了一半，大都是發高燒說胡話。一次，我在上廁所時昏了過去，同志們把我背回到床上掐我的人中，把嘴唇掐破了我才哭出聲來，那真是貧病交迫，缺醫少藥，隻得靠一些簡單的中草藥治療。

我們的演出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受到國民黨部隊中大部分愛國將士的歡迎，但也遭到國民黨中頑固派的憎恨，他們一直在監視我們，控制我們，多次來刁難，查異黨分子，說二隊八隊搞赤化，說“二八”兩字合在一起就是“共”字。八隊本來也在長沙，后被調到六戰區改為六隊，我們隊仍然在九戰區，改為九隊。

因為我們在群眾中有深厚的基礎，群眾同情我們、保護我們，支援我們的朋友越來越多，越來越廣。在軍隊、海關、銀行、醫院，在新聞界、教育界，到處都有我們的朋友，有些人原來並不認識，只是看戲受到感染和鼓舞，在正義的感召下，在危急時刻他們會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保護我們。國民黨74軍的一位師長，就是通過史東生轉告我們隊長呂復一個秘密情況，九戰區政治部下發通知要求各部隊監視我們。呂復聽后未露聲色，他心中有數。

有一次，九戰區對我們搞突然襲擊，要對我們進行政治測試，還要搞甄別談話，同志們思想有些緊張，呂復隊長叮囑大家不要怕，不要亂回答，可以交白卷，強調自己是搞藝術的，對政治不感興趣等等。有了隊長的叮囑，我在甄別回答時就很坦然。他們問我，為什麼參加演劇隊？我說，我從小愛唱歌。又問，家在哪裡？我說沒有家。又問父母呢？因為我父親擔任國民黨軍醫院的院長，我就拿這個頭銜來回敬他，院長的軍銜比他那個小科長高多了，他自然買賬，立即轉變了態度，裝著為我著想的樣子說：“你何必在這裡？小小年紀，應該回去上學。”我嗯了一聲，他就放我出屋了。

甄別談話不久，特別黨部的秘書找呂復隊長談話，要讓隊員於因（地下黨員）和我離隊，理由是於因身體不好，我年紀太小，同時他們要安排兩人入隊，呂復心裡明白，讓我們離隊，是為騰出名額，好派他們的密探進來，隻得表示同意。但又向他說明，於因和我都是無家可歸的流亡少年，希望能留在隊裡，那個秘書不得不表示同意。

那兩名特工進隊前，隊裡的領導確定了對策，首先清理圖書，把所有進步的書刊，存放到呂復在銀行界的老朋友家，然后要全體隊員檢查日記，涉及政治內容的作必要處理，第三是重新編排生活小組，把新來的兩名特工放在思想水平高、斗爭經驗豐富的小組裡。經過8個月的工作和生活考驗，這兩名特殊隊員表現不同，男的表現較好，女的表現不好，偷翻別人的東西，我們拿到証據后舉報到九戰區，他們不得不把這個特工分子調了回去。

1946年，周恩來同志在重慶曾家岩50號，接見演劇隊的領隊、領導時說：“抗戰八年，你們是在同日寇的炮火、國民黨的迫害和生活上貧病三方面作戰，你們終於堅持下來了，你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

70年過去了，我們的偉大祖國日益強盛，人民生活越來越好，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叫囂和軍國主義的抬頭，我們堅信，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切愛國力量，聯合全世界熱愛和平伸張正義的人們，一定會以正義遏制摧毀這股惡勢力。

今年我90歲了，親歷抗日戰爭勝利70年的歲月，在緬懷犧牲戰友的同時，也和全國人民一道重溫歷史，笑望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