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馮荊育老人向記者講述當年的庭審場景。
“我的哥哥在1940年的重慶大轟炸中被炸死,剩下的一家四口分三處逃難,我從小就在心裡埋下仇恨日本軍國主義的種子。”16年后,帶著國仇家恨的馮荊育成為了沈陽審判日本戰犯的工作人員,主要參加判決書的文字推敲工作。對於輕判戰犯,馮荊育開始很不解,后來才慢慢轉變了思想。
如今已86歲高齡的馮荊育老人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說,想起當年情景,仍歷歷在目。
參加判決書文字推敲工作
1956年5月,馮荊育在沈陽軍區政治部工作。
“因為我曾在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參加過部隊速成中學語文教材的編輯工作,宣傳部部長郭開鋒便讓我參加沈陽審判日本戰犯判決書的文字推敲工作,我得以有幸參加審判日本戰犯的旁聽。”馮荊育回憶說,他親眼看見窮凶極惡的日本戰犯一個個痛哭流涕,跪在中國人民面前謝罪,雖已過去59年,但當年情景仍歷歷在目。
就在審判前十天,郭開鋒帶馮荊育到沈陽北陵大街的東北局院內一間辦公室,聽取有關人員介紹戰犯改造情況、審判情況和判決書情況。
當年,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著近千名日本戰犯,他們都以為死到臨頭,個個都擺出“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否認罪行,拒絕改造,甚至煽動鬧事。
審判前,有些戰犯推測,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上懲治戰犯的量刑標准,近千名戰犯至少有上百名應判死刑、有數百名應判無期徒刑或長期徒刑。
日本戰犯中將師團長藤田茂說:“我在日本寄來的雜志上讀到,按照《波茨坦公告》第四條,虐待俘虜,要處以重刑。根據這一條,已處決1200多名日本軍官。我當中將師團長進行‘秀嶺一號’作戰,僅此一戰,我便殺害了86名戰俘。我明白,僅此一項,便可判我死刑。”
馮荊育說:“毛主席、周總理當時指示,抽調干部,改建監獄,要做好偵訊,摸清他們的罪証,讓戰犯認罪服法。要改造好他們,不是改造死他們。”
1956年4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犯罪分子的決定》,重申了上述思想。通過教育、改造,在關押期間,近千名戰犯絕大多數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現。
對寬大處理政策不解
見要對這批戰犯採取寬大處理的政策,馮荊育一開始想不通。
“1940年,我的哥哥在重慶大轟炸中慘遭日本飛機炸死,一家四口分三處逃難,家破人亡,從小就在心裡埋下仇恨日本軍國主義的種子。”馮荊育說,再想想,日本侵略中國,半壁江山慘遭踐踏,中國軍民傷亡慘重,強盜罪行罄竹難書,他認為把這些罪犯處以極刑也不能解恨。
“日本侵略中國罪惡滔天,就是把在押的1100多名戰犯全部殺掉,也很難償還他們的罪行,也不足以達到為全國死難同胞報仇雪恨的目的。”郭開鋒耐心地對馮荊育講,這樣做,不符合無產階級改造社會、改造人類的偉大使命,不符合我們一貫堅持的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不利於爭取日本人民反對復活軍國主義的斗爭,也無助於中日友好關系的建立和發展。
通過認真學習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犯罪分子的決定》,馮荊育的思想逐步轉變過來。
“當時我們確定了懲辦極少數、寬釋大多數的方針以及一個不殺、一個不判無期徒刑的原則,是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以及我國人民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需要而決定的。”馮荊育回憶說。
1956年4月,撫順戰犯管理所召開大會,開展迎接審判的教育。會后,有28人寫了處決書,有的還是血書。他們說:“如果剛來中國時被判處死刑,我們會喊:天皇陛下萬歲!大日本帝國萬歲!今天被判處死刑,我們要喊: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主席萬歲!”
同年4月29日,撫順戰犯管理所宣讀《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犯罪分子的決定》。廣播結束,戰犯們眼含淚水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馮荊育介紹,這次審判的起訴書和判決書是以事實和法律為根據作出的,近千人的控訴材料以及大量的檢舉材料和証據鐵証如山。
“起訴書隻列舉了最重要的、証據確鑿的罪行,不可能包括戰犯的全部罪行。判決書分別記錄了他們犯下的種種觸目驚心的罪狀,指出他們違反國際法和人道主義原則,分別判處8年至20年有期徒刑。”馮荊育說。
在3天時間裡,馮荊育再三逐字逐句認真閱讀、反復推敲判決書,提出一些修改意見,有些得到認可。但因年代久遠,馮荊育已經記不清具體的修改意見。
日本戰犯請求嚴懲自己
1956年6月9日至19日,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8名日本軍隊系統的戰犯,其中有3個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兩個少將旅團長上坂勝、長島勤等。
7月1日至20日,審判28名日本行政系統的戰犯,其中有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武部六藏、偽滿洲國二號“太上皇”古海忠之等。支持起訴的証據有4079件。
“在被告人席上的受審戰犯捶胸頓足,痛哭流涕,他們對自己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供認不諱,深感死有余辜,沒有一個否認侵略罪行,沒有一個要求減輕或免除懲處。”當年參加旁聽的馮荊育,向記者描述起庭審情況:當聽到寬宏大量的歷史判決時,戰犯們感動得跪伏在地,泣不成聲,向中國人民認罪、悔罪、謝罪,請求嚴懲,並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譴責,決心改惡從善,棄舊圖新。
在馮荊育的記憶中,第一個受審的戰犯是中將師團長藤田茂。宣告判決后,庭長問他對判決有什麼話要說,藤田茂感激地說:“我在勝利了的中國人民的法庭面前低頭認罪。按我的罪行,殺一萬個藤田茂也是應該的。凶惡的日本軍國主義把我變成了吃人的野獸,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政府教育我認識了真理,給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嚴的中國人民的正義法庭上宣誓,堅決把我的余生,貢獻給反戰和平事業。”
在審判現場,馮荊育百感交集,他高興地看到戰犯們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這段丑惡歷史,牢牢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作為中國人,馮荊育感到揚眉吐氣,他相信死難中國同胞以及他的哥哥,在九泉之下也會瞑目安息了。
馮荊育對記者講,從撫順戰犯管理所釋放回國的日本戰犯,組織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由前日本陸軍中將藤田茂任會長﹔他們多次來華訪問,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為中日建交和建立中日友好關系起到了鋪路架橋的作用。(記者 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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