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八年抗戰艱苦卓絕，考驗著中國人的意志力。這中間，也有人悲觀失望，也有人變節投敵。但更多人堅信，中國不會亡，隻要堅持抗戰到底，最后的勝利一定屬於中國人民。

國共兩黨內許多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持久戰”的抗日戰略主張。而實踐証明，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是對持久戰真諦的最科學闡釋和對持久戰進程的最准確預測。

蔣百裡“三陽線”決戰論

最早認真研究抵抗日本侵略的策略，並在社會上產生較大影響的，是我國近代著名的軍事理論家蔣百裡。

1882年出生的蔣百裡是浙江海寧人，早年曾在日本、德國學習軍事，歸國后長期從事軍事理論和世界軍事狀況研究，撰寫了大量著作，被譽為“中國現代兵學開山祖”。

1923年，蔣百裡在一次外出中，在徐州津浦線列車上對與他同行的學生龔浩說：“將來有這麼一天，我們對日作戰，津浦、京漢兩路必被日軍佔領。我們國防應以三陽為據點，即洛陽、襄陽、衡陽。”這就是后來很有名的“三陽線”決戰論。

從地理上看，“三陽線”大致上是中國東部平原與西部山地的連結地帶，按著蔣百裡的設想，日軍侵略中國時，會深入中國腹地，我們的半壁河山將淪於敵手。然而我軍隻要固守此線，便能立足山川縱橫、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與敵人展開持久作戰。

“九·一八”事變后的1934年，蔣百裡以私人身份訪日，通過與士官時期的老同學等接觸，不僅意識到中日之戰不可避免，而且戰爭的爆發也為時不遠了。於是，蔣百裡歸國后加緊了對“三陽線”決戰論的闡述。

蔣百裡特別重視湖南的戰略地位，認為湖南處於中國的內陸心臟地區，物產豐富，就民風而言，湖南民俗強悍，尤其是近代以來隨著湘軍的興盛，中國更有“無湘不成軍”之說。蔣百裡稱“這裡人力和兵源都是中國的普魯士”，“宜於對敵進行長期的消耗戰”，是堅持“長期作戰最好的根據地”。他說，“中國有地大人眾兩個優越條件。不打則已，打起來就不能不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事合流，把敵人拖倒了而后已。”

“七·七”事變以后，蔣百裡更是不遺余力地投入抗日策略的宣傳，他有兩句名言，曾被廣泛流傳。

一句是，“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還有一句是，“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

不幸的是，蔣百裡1938年就英年早逝，沒有等到他一直堅信的勝利那一天。

蔣介石主張持久消耗戰

作為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也比較早地形成了對日作戰的持久戰思想。

1933年初，日軍進攻山海關，中國軍隊與日軍在長城各口發生戰斗。4月12日，蔣介石發表演講稱：“我們現在對於日本，隻有一個法子，就是作長期不斷的抵抗。他把我們第一線部隊打敗之后，我們再有第二、第三等線的部隊去補充，把我們第一線陣地突破以后，我們還有第二、第三各線陣地來抵抗。這樣一步復一步的兵力，一線復一線的陣地，不斷地步步抵抗，時時不懈，這樣長期的抗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計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有新的變化。”

蔣介石的持久戰思想受到了蔣百裡的很大影響。1935年春夏，蔣介石詳細視察四川、雲南、貴州、陝西四省之后，對未來抗日戰爭再作考慮，最后決定：“對日應以長江以南與平漢鐵路以西地區為主要陣線，以洛陽、襄陽、荊州、宜昌、常德為最后陣線﹔而以四川、貴州、陝西三省為核心，甘肅、雲南為后方。”

1938年2月7日，蔣介石在武昌中樞紀念周演講時說：“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后的勝利。”

然而，縱觀蔣介石的持久戰思想，是基於長期消耗，以待敵之疲敝和國際形勢變化。他所依靠的力量主要還是政府軍隊。

毛澤東的演講稿

到了1938年5月，毛澤東決定對持久戰問題做一個全面的系統的論述。

事實上，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時就指出：“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帝國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這個持久性。”

1936年7月，毛澤東在與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又指出，一旦中日爆發戰爭，中國可以通過持久抗戰爭取勝利。

《論持久戰》的醞釀到1938年初已經相當成熟了。著名學者梁漱溟1938年1月到延安拜訪了毛澤東，他回憶道：“這篇文章（指《論持久戰》）那時還沒有發表。他就是以這篇文章內容來說給我的，說中國一定勝利。我聽他的談話，把我心中的煩悶一掃而光。”“我非常佩服他，五體投地的佩服。”

在做了大量准備工作以后，從1938年5月上旬開始，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裡伏案日夜寫作，隻用九天時間就將這一部長達5萬字的文章一氣呵成。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用了近十天的時間，演講了《論持久戰》的基本內容。

那麼，為什麼說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才是真正正確的抗戰策略呢？

第一，它科學分析了抗日持久戰一定勝利的根本原因﹔

第二，它准確預言了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

第三，它正確提出了實行持久抗戰的作戰方針，即主動的、靈活的、有計劃的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指出了，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是充分動員和依靠群眾，實行人民戰爭。“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陳雲聽了毛澤東的演講后，感到講得非常深刻，有說服力。他對毛澤東說，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點的范圍給干部們講一講？

毛澤東考慮到，在更大范圍去講，一是自己抽不出那麼多的時間，二是聽者仍然有限。於是他決定把講稿整理出來，先在黨內印發。這樣，《論持久戰》首先在延安油印出來，在黨內傳閱，隨后迅速傳播到武漢、重慶，在全國產生了巨大影響。

信念觀點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持久戰有何不同？

榮維木

中國抗戰是怎麼取得勝利的？有多種原因，除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對抗戰勝利奠定了政治保障外，持久戰戰略的制定與實施，則是抗戰勝利的軍事保障。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持久戰思想不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最早提出的，蔣百裡、李宗仁、陳誠等人在1938年前就已經有過很多持久戰言論，蔣介石也在抗日戰爭爆發后不久提出了“持久消耗戰”的設想。這也不足為怪，因為敵強我弱和敵小我大是客觀事實，隻要承認這個事實，就會得出抗日戰爭必須經歷持久戰的結論。但如何實行持久戰並把持久戰堅持到最后的勝利，卻有不同的認識。

毛澤東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經典論斷，他把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作為實行持久戰的重要條件。如果實現了人民戰爭，“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事實上，共產黨在全部抗日戰爭期間，一直把“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作為自己的抗戰路線，持久戰的堅持是以最廣泛地發動人民戰爭而實現的。

而國民黨卻實行了片面抗戰路線。盡管蔣介石在抗戰初期也提出了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人人都有抗戰守土之責的號召，但在整個戰爭期間，國民黨主要是單純依靠政府和正規軍隊，並沒有真正地動員和發動人民共同抗戰。相反，在片面抗戰路線的指導下，發生了花園口黃河決堤和長沙文夕大火事件，給人民群眾帶來了極大災難。到了戰爭后期，國民黨軍隊與人民的對立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它的作戰能力。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信念文獻

毛澤東論持久戰

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於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

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后勝利又將是屬於中國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於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准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

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

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已經輸了敵人一著。抗日以后，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說深入。人民的大多數，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炸彈那裡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不是我們自己做的。偏遠地區聽不到炮聲的人們，至今還是靜悄悄地在那裡過活。這種情形必須改變……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信念事件

汪精衛投敵遭唾棄

在當時的中國有一股逆流，對抗戰的前景悲觀失望，對抗戰的信念懷疑動搖，並最終滑向了賣國投敵的深淵。

然而，事實証明，堅持抗戰是全中國的民心所向、意志主流。汪精衛集團投敵之后，遭到全國上下一致唾棄、眾叛親離的過程，最生動地說明了，投降是沒有出路的。

共產黨人嚴詞痛斥

1938年12月，汪精衛出走河內，是“主和派”公開挑起大旗的關鍵一步。

汪精衛要“和談”、要投降，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對共產黨的恐懼。在為自己的投降行為找理由的時候，他曾多次聲稱，戰爭“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國打。” 他還污蔑共產黨之所以堅持抗戰，只是想利用抗戰為手段來打倒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

作為最堅定的抗戰派，對於汪精衛的叛國投降舉動，中國共產黨理所當然地給予了最無情的痛斥。

12月31日，汪精衛響應日本近衛聲明的“艷電”發出，公開扯起了投降大旗。1939年1月2日，周恩來在重慶接見外國記者，嚴正指出汪精衛出逃是叛國行為。

1939年1月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汪精衛叛國》，文中寫道，在今日之小秦檜小吳三桂名單中，又增加了汪精衛的大名。“其自絕於中國民族，自絕於黃帝子孫，其甘心事仇，其甘心賣國，已無庸置疑。”

蔣介石與之最終決裂

1938年12月19日，汪精衛從雲南昆明秘密出走河內，蔣介石第一時間就得知了消息。驚怒之余，蔣介石的第一反應還是想挽回事態。他一方面授意新聞機關對外發布消息，稱汪精衛是到河內治病，另一方面讓時任駐英大使郭泰棋、駐美大使胡適等做勸說工作。

和汪精衛有著良好私人關系的郭泰棋立即給汪拍了電報，勸他“勿公開主和，表示與中央異致，免予敵人以可乘之機，並早日來歐，暫事休養，棋願辭職隨侍。”

然而，汪精衛還是一意孤行發了“艷電”，把自己的投降主張公之於世。

1939年2月中旬，蔣介石又秘密派遣國民黨中央委員谷正鼎專程赴河內，對汪進行游說。谷正鼎帶了汪精衛、陳璧君、曾仲鳴三人的出國護照和巨款到河內去見汪精衛，轉達蔣介石的意見說：“汪先生如果要對國事發表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國等地療養，可先送五十萬元，以后隨時籌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組織，免得被敵人所利用，造成嚴重后果。”然而，汪精衛還是拒絕了。

事已至此，蔣介石使出了最后一招，命戴笠派人在河內實施暗殺計劃。3月21日夜間的行動，雖然只是錯殺了汪精衛的手下曾仲鳴，但也宣布了蔣汪之間的徹底決裂！

策反對象無人上鉤

應該說，汪精衛之所以下決心去河內，也是以為自己登高一呼，可以帶動一幫地方實力派響應追隨。

當初汪精衛派梅思平和日本人秘密談判的時候，梅思平就曾向日本人夸口：“和汪先生共同行動的有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將領、廣東的張發奎，以及其他一些人。與他們進行了秘密的聯絡。”

梅思平說的不全是虛言。龍雲與四川軍閥王陵基、鄧錫侯、潘文華等人，均為地方實力派的首領，長期以來割據地方，害怕和極力反對國民黨中央勢力的深入。由於抗戰的爆發，國民政府各機構西遷，國民黨中央勢力日益深入，已經對他們的利益帶來了損害。

汪精衛從昆明龍雲的地盤上逃往河內，龍雲其實脫不了干系。事實上，龍雲對汪精衛此行的目的十分清楚，彼此也有過深入的交流。

汪精衛逃至河內后，龍雲雖然沒有公開響應“艷電”聲明，但也沒有斷絕與汪的聯系。

然而，全國軍民對汪的一致聲討，加上李宗仁、唐生智等素與龍雲關系密切的人物對龍雲進行了反復規勸，還有蔣介石對雲南方面有針對性的軍事部署，使得龍雲不敢輕舉妄動。到了1939年5月2日，龍雲終於決定按照蔣的要求，在報紙上發表致汪精衛公開函，指責汪要他起而反對抗戰，是要使他“背離黨國，破壞統一，毀滅全民犧牲之代價，反舉國共定國策”。

追隨干將反戈一擊

汪精衛投敵，不僅沒有拉走他的策反目標，到了后來，連最初和他一起策劃起事的高宗武、陶希聖兩位干將也反戈一擊，離他而去，給了他一個沉重打擊。

汪精衛為了換取日本人支持他成立偽中央政府，於1939年12月30日和日本人正式簽訂了密約——《關於調整日中新關系協議文件》。幾天之后，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聖兩人就相偕潛離上海，於1月5日乘船抵達香港，並把密約內容全部告訴了重慶方面。

陶希聖對汪精衛和自己的行為曾有“毒酒論”：好比喝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發覺是毒酒，不喝了﹔汪精衛喝了一口，發覺是毒酒，又索性喝下去。

重慶當局經過周密策劃，於1940年1月22日在香港《大公報》將汪日密約以整版篇幅刊出，冠以大字標題：“高宗武、陶希聖攜港發表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至此，汪精衛的投降嘴臉已經再也掩飾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