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游擊戰略之確立

　　在艱苦卓絕的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敵后軍民創造性地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游擊戰爭，運用游擊戰、破襲戰、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等多種戰法，機動靈活地與敵周旋，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零敲碎打地消滅敵人，極大地牽制、消耗了敵人實力，讓日本侵略者葬身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正如毛澤東所說：“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這一正確戰略方針的制定，也經過了一段曲折的過程。

　　洛川會議上的不同意見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博古、任弼時、關向應、彭德懷、劉伯承、賀龍、張浩、林彪、聶榮臻、徐向前等出席了會議。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對於紅軍的軍事戰略方針的表述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

　　對於毛澤東的這個主張，與會的同志基本是贊成的，但很多人又有許多不同看法。

　　分歧就在於怎麼看待運動戰。

　　聶榮臻回憶道：“在洛川會議上討論作戰方針時，曾出現過不贊同游擊戰而主張打運動戰的分歧意見，他（指毛澤東）擔心部隊挺進前線后，一些同志蠻干。”

　　有研究者認為，在會議上完全贊成毛澤東主張的，隻有關向應、賀龍和聶榮臻幾個人。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等，都或多或少表達了對於打運動戰的強調。

　　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人就提出了“運動游擊戰”或“游擊運動戰”的不同說法。一些同志更多地強調紅軍要配合國民黨多打大仗。

　　作為直接指揮作戰的八路軍指揮員，彭德懷的想法為毛澤東特別注意。據彭德懷回憶，在洛川會議上，他就作戰等問題同毛澤東進行了個別交談。彭德懷認為，紅軍的游擊戰與運動戰有不可分割的關系，所以他建議在“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后面加上“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彭德懷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由於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是記得這一句。在一個時期中，運動游擊戰或者游擊運動戰，把兩個概念主次不分地混淆起來。”

　　運動游擊戰、游擊運動戰，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區別，然而，是更多地強調運動戰，還是更多地強調游擊戰，其實是有重要不同的。毛澤東后來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裡最重要的區別是：集中兵力打仗，還是分散兵力做群眾工作。“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隻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獨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

　　由於紅軍出兵在即，會議對游擊戰戰略方針沒有來得及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洛川會議確定的軍事戰略方針，實際上是一種折衷的產物。

　　為了在組織上確保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8月29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分會（后通稱華北軍分會），負責華北八路軍的作戰指揮，以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任弼時為秘書長。

　　一邊打仗一邊討論

　　盡管洛川會議確定了八路軍的軍事戰略方針，但思想上並未真正統一，很多同志的認識仍然是模糊的。因此，在八路軍開赴前線后，毛澤東對前線指揮員能否貫徹“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並不放心。為了提醒前方指揮作戰的領導人，毛澤東在9月下旬連續5次致電華北軍分會。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率八路軍總部抵達太原的朱德於9月25日同彭德懷等人發布訓令，要求各部隊“立即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廣泛的開展游擊戰爭，使敵陷入我群眾和游擊戰爭的圍困中，斷絕其后方運輸，增加敵人之恐慌和疲憊，分散敵人兵力。”

　　毛澤東看了這個訓令，深感欣慰，立即於次日電告八路軍各師領導人：9月25日八路軍總部部署方針的訓令“是完全正確的，各級領導同志應提起百倍的毅力，堅決為這一訓令的一切方針而斗爭”。

　　然而，就是在9月25日發生的一件大事，讓前方的同志們意見再次出現了分歧。

　　9月25日晨，林彪、聶榮臻率八路軍115師主力向正在開進的日軍板垣師團一部及輜重部隊發起突襲，以傷亡600余人的代價殲滅日軍1000余人，繳獲大批軍械物資。這是一場典型的運動戰。平型關之戰，八路軍雖付出了不小的犧牲，但給全國帶來了華北戰場上第一個振奮人心的勝利。

　　作為戰場的直接指揮員，林彪對於平型關大捷的認識還是比較清醒的。他后來撰文指出：“我軍（指八路軍）在目前兵力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后襲擊其后路為主。斷敵后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的方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適宜的。”

　　但同時，平型關戰斗的勝利使得華北軍分會的領導同志受到極大鼓舞，他們在交流意見時認為：“‘日本皇軍不可戰勝’是神話。如果八路軍經常有二十萬，有蔣介石嫡系軍的裝備，再附加炮兵，國民黨軍依險防守，我軍機動作戰，靈活打擊敵人，把群眾發動起來參加抗日斗爭，山西是難以打進來的。”

　　這個時候，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華北軍分會對山西戰局的看法也存在分歧。據楊尚昆回憶：“少奇同志認為，在強敵面前華北早晚要淪陷，我們還是抓住時機到處去發展游擊隊，發動群眾建立政權為好。恩來同志認為應當照顧統一戰線，任弼時同志則說少奇同志是‘民族失敗主義’。”

　　楊尚昆回憶說：“1937年10月8日，華北軍分會發出一本小冊子《對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軍任務的指示》，是由任弼時起草的，就把這種分歧寫了進去，說：‘必須反對民族失敗主義情緒與認為華北局勢無法挽救的宿命論。’毛主席看到這些話很不高興，因為他的想法同少奇同志比較接近，10月17日，他同張聞天致電前方，說：‘軍分會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則錯誤，望停止傳達。’”

　　對華北軍分會這個指示，任弼時后來在延安整風時承認，他們當時“對國民黨進步估計過高”，對“自己力量估計太大”，本質是“輕敵”。

　　后來的戰事發展証明，華北軍分會對於形勢的估計的確是錯誤的。11月8日太原失陷，華北國民黨正面戰場迅速崩潰。毛澤東在給朱德等人的電報中指出：太原失守后，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

　　王明回來了

　　正當八路軍各部隊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全面轉入敵后游擊戰爭的時候，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從蘇聯回到國內。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為了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在延安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十二月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採取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提出了批評。

　　在“十二月會議”上，王明提出的最著名主張就是 “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此外，他還輕視游擊戰的作用，主張八路軍要打運動戰，成為全國打勝仗的模范。

　　由於王明說他傳達的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因此有些與會者受其影響，對八路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提出了批評，認為八路軍機械地進行山地游擊戰而不採用運動戰是不對的。毛澤東在會議上，一時處於少數派的地位。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即“三月會議”，王明繼續堅持他在“十二月會議”上提出的觀點，附和國民黨“統一軍令”的主張，竟然提出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在內的各抗日軍隊都要確定和普遍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

　　毛澤東在會上慷慨陳詞，據理力爭。

　　事實上，就此時華北戰場全局情況而言，八路軍各部隊已深入敵后發動游擊戰爭，游擊戰已成為對日作戰的主要形式，王明的主張在實踐中並沒有造成多少直接影響。至1938年春，八路軍已先后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晉西南、晉冀豫等抗日根據地。

　　游擊戰略最終確立

　　4月21日，毛澤東與張聞天等發出《關於平原游擊戰的指示》，指出：“根據抗戰以來的經驗……堅持平原地區的游擊戰爭，也是可能的。”

　　關於發展平原游擊戰爭思想的提出，使我軍獨立自主游擊戰戰略方針的內涵更為豐富，也更為完善。

　　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對於如何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問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闡述。

　　1938年七八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二是傳達了“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爭吵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最終確立，他的軍事路線也得到全黨全軍的擁護。

　　為此，毛澤東曾作過這樣的評價：“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彭德懷則在會上發言時由衷地說：“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

　　毛澤東於1938年11月在《戰爭與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這一轉變關系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系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隻要想一想抗日游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歷史意義，就會知道的。”

　　抗日戰爭的實踐，完全証明了毛澤東預見的正確。

　　周旋背景

　　史料中的晉察冀邊區游擊戰

　　地道戰顯威力

　　楊成武

　　在粉碎日寇“駐屯清剿”的斗爭中，冀中人民的天才創造——地道戰，大顯神威。

　　冀中全區到底有多少地道，難於作出確切的回答，但有一個數字可以說明其規模的雄偉——僅1944下半年以后就挖了近一萬多裡長。地道戰的高度發展，使我軍在敵碉林立、路溝如網的平原上，到處都有鞏固的后方。小型工廠、醫院、報社、印刷所、電台、倉庫都有了穩妥的工作場所。這樣，既利於小分隊活動打擊敵人，也利於較大的部隊集結隱蔽突然殲敵﹔既利於防御，也利於進攻。敵攻我一村，各村即予以支援，展開“村落連環戰”，陷敵於層層包圍之中。還可以依托四通八達的野外地道封鎖敵人的崗樓據點，實行“堵門伏擊”。

　　飽嘗地道戰苦頭的日寇，企圖以優勢的兵力和裝備，焚毀我村庄，搗毀我地道。結果還是碰得頭破血流。我十分區部隊在霸縣米家務的地道戰中，抗擊了日軍一個大隊和偽軍一個團的進攻，從村外打到村內，從房頂打到院內，從院內打到地道，又忽然從地道跳出給敵突襲。使敵人攻無目標，戰無對陣，一個個地被打倒，卻摸不清子彈從哪裡打來。天黑后，日軍大隊撤出村外，村裡隻留下偽軍，企圖第二天再尋計破壞地道，消滅我軍。豈料我軍乘夜把偽軍團團圍住，一陣猛攻，像秋風掃落葉似地把偽軍殲滅大半。

　　（據《星火燎原》，作者在抗日戰爭后期擔任冀中軍區司令員。標題為編者所加，此處有刪節）

　　民兵開展了地雷戰

　　晉察冀邊區武委會

　　民兵最主要的戰術是地雷戰。開始民兵武器極少，為了打擊敵人，民兵隻好發揮自己天才，研究創造各種自己能用的武器。

　　1940年春反“掃蕩”中，冀中安國東趙、西寇兩村民兵，偶爾把幾個破手榴彈埋入地下，敵至，用線拉火，炸死兩個敵人，民兵歡喜若狂。此后各地仿效，進一步利用廢鐵壺、瓷瓶子和罐頭盒裝上炮藥，做成簡單爆炸物。復經研究與訓練，進而學制炸藥，並動員鑄農具的翻砂工人，學鑄鐵地雷，從此地雷制成，爆炸運動開展起來。現在各地民兵有自己的地雷廠，人人都有熟練的爆炸技術，隻要敵人到來，路上、田邊、廣場、草坪、山上、河裡或是村內、村外、房上、門口、炕上、灶內、馬槽、雞窩，甚至用具上、糧食裡、柴草裡、水井裡以及地洞地道中，無處不是民兵安放地雷的地方。

　　以爆炸英雄李勇為例，1943年5月反“掃蕩”中，敵一股700余經黨城竄阜平，沿沙河歸巢五台，經五丈灣（李勇家鄉）。李勇巧布地雷陣與步槍配合，伺敵到達，以步槍亂敵隊，敵踏響第一雷，敵向旁道隱蔽又踏響第二雷，因而敵不敢走大道，繞道前進又踏響第三、第四等雷，十分鐘內連打帶炸敵死傷36名。從此北岳區提出：“向爆炸英雄李勇學習”的口號，爆炸運動進一步開展起來。

　　而且各地創造許多驚人的巧妙方法：阜平民兵賈××在路旁設一草人，上寫：“小伙子真是壯，站在大道上，有人敢動我，堅決要抵抗”。敵見狀大怒，撥動草人，被炸而死。

　　（據抗戰資料選編，標題為編者所加，此處有刪節）

　　周旋觀點

　　為什麼說作為戰術的游擊戰在抗戰中具有戰略地位？

　　榮維木

　　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提出了游擊戰爭在中國抗戰中的戰略地位問題。與抗日持久戰密切相關，毛澤東指出，在中國大而弱、日本小而強的情況下敵人可以佔地甚廣，卻在佔領地留下了很多空虛的地方，“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主要地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並且由於中國的進步，就是說有共產黨領導的堅強的軍隊和廣大的人民群眾存在，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於是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等等全套的東西都發生了。”

　　毛澤東認為，“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毛澤東還具體地分析了游擊戰的戰略內容、游擊戰與正規戰的配合、建立抗日根據地、游擊戰爭的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等問題。正是在這樣的戰略思想指導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敵后廣泛展開游擊戰爭，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戰略作用。

　　破襲戰、伏擊戰、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等作戰形式。雖然作戰規模不大，卻把敵人陷入到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游擊戰延綿不斷地廣泛展開，起到了消耗與消滅敵人並同時壯大自己的作用，從而達到在持久戰中逐漸改變敵我力量對比，最終向敵人發起反攻並戰勝敵人的目的。由此可見，從戰略的角度來看，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一樣，也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主戰場。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