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曼菱
楊振寧西南聯大入學表
李政道西南聯大入學表
鄒承魯西南聯大入學表
北大紅樓
在抗日救國的吶喊聲與殺敵聲中，還有另一股隱忍強勁的大潮在集結行動。一批批的青年與導師們沖出淪陷區，去建造戰火紛飛下的另一座校園。這是一部中華民族在危亡關頭用文化的武器進行拼搏的歷史，裡面的人、學校、思想、言行、著作都閃耀出迷人的風採與巨大的光芒。
1998年秋，我在北大朗潤園與季羨林先生談起“西南聯大”的往事。先生說出一番話來：“本來讀書需要安靜，可是西南聯大在戰爭環境裡，書卻讀得那麼好，出了很多人才，民主運動也轟轟烈烈。這個，值得研究。”
季羨林沒有經歷中國的抗戰，戰火阻隔，當時他在德國的燈火管制之夜裡留學。他對中國焦土上有這樣的戰時大學感到驚訝。
這位世紀老學人用質疑的聲音，在追索一份失落已久的歷史檔案。
中國人民對法西斯的戰斗，開始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一夜之間，中國好似在睡夢中被砍掉了腳的巨人，突然驚醒，全國游行，呼喊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誓死復土！’但喊聲隻有自己聽見。那時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時代，有制裁力的強國幾乎全是殖民國家。當時的國際聯盟為九一八事變后派遣到中國的‘李頓調查團’，然而毫無成果。世界上從無真正公理。”在《巨流河》一書中，齊邦媛的回憶沉痛，令人震動。
那時有一句話：“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我是在著名小說《青春之歌》裡面讀到這句話的。書裡面的進步青年有的參軍了，到東北加入抗聯，或者西去延安革命。這是我們所熟知的那個年代的主旋律。
而尋找“西南聯大”的過程，對於我卻有另外的發現。
讀萬卷書 行萬裡路
十一月四日星期四
陰，大霧，晨8：00后，即獨至東車站，紫祡城為濃霧所蔽，街上行人尚少。
曉發北平十一月四日
十載閑吟住故都，淒寒迷霧上征途。
相攜紅袖非春意，滿座戎衣甚霸圖。
烏鵲南飛群未散，河山北顧淚常俱。
前塵誤否今知悔，整頓身心待世需。
——《吳宓日記》
1937年吳宓淒然告別北平。列車上的日本軍人對中國乘客不屑一顧。可這個文弱的教授卻說自己是“上征途”。
當陳三立絕食殉國后，著名世家出身的學者陳寅恪在父喪未舉之際，秘密地離開了北京。在王國維死后，陳寅恪被人們期待為“一代文化托命人”。他深知自己肩負的使命，決不願意落入日寇之手。他攜帶著珍貴的佛家經典隨學校南遷，因為“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學問為根基”。
象牙塔在戰火中倒塌，象牙塔裡的人們走了出來。
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轉移長沙，組成“臨時大學”。
數學家江澤涵對家人說：“奉召而去”，隻身趕往長沙。
朱自清說，文人至此，唯有“弦誦不絕”報國。
陳省身回憶：“1937年抗戰開始，清華要我回來，在數學系做教授，所以我離開巴黎，先到美國，然后1937年8月到上海。”“我們那個時候都痛心於祖國的弱啊！恨日本侵略啊。但是一個念書的學生，也沒有什麼很具體的辦法。所以先回來再說了。”
在當時知識界與政界中，有一股失去民族自信心而投靠日本的逆流。陳省身認為，一群留學生在抗戰開始之際歸來了，這讓人們覺得，“中國是可以站起來的”，這是“很了不得的，最基礎的貢獻”。
當“長沙臨時大學”再次轉移遷滇，以李繼侗、曾昭掄、聞一多等教員為首的師生們組成了一個“湘黔滇旅行團”，簡稱“步行團”。
步行團成員吳征鎰說：“雖然叫行軍，但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也不習慣像軍隊一樣排好隊走，而是稀稀拉拉地拉得很長。有的同學搞社會學的，或者搞文學的，還深入到民間，去訪問民族歌舞、語言、風俗習慣等等。我們常常和聞老師、李老師坐在公路邊上，互相議論國事，談學問，談所見所聞。”
中國古人有“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的求學之道。在學校流亡民間的途中，鄉紳是他們最有力的基層支持者。“步行團”路過貴州玉屏縣時，縣長發布告說：“凡縣內商民，際此國難嚴重，對此振興民族之領導者——各大學生，務須愛護借重，將房屋騰讓，打掃清潔，歡迎入內暫住，並予以種種之便利。”
在偏僻的貴州，有一支童子軍的隊伍來歡迎他們。
在抗戰歲月，幾乎所有的中小學生都要接受“童子軍”的訓練。我曾經看見過母親的一張照片，少女的她威武如軍人。母親告訴過我，那就是童子軍。她還教我唱：“不怕年紀小，隻怕不抵抗”。母親終身保持著那一代人的堅韌和對日本入侵者的民族仇恨。
“七七事變”不久，中國大地就出現了一批批的戰時大學，戰時中學和小學。
危急關頭，為了保全血脈，北中國的家庭自願分散，學子們追隨學校，少年人追隨老師，開始了他們艱辛不屈的轉移與讀書生涯。
許倬雲先生寫道：“當學校的隊伍，列隊走過家門口時，每一個年輕的孩子，身穿制服，就像行軍的軍人一樣，背一個背包和口糧，兩雙草鞋，列隊進行。祖母看見二哥在隊伍之中，實在舍不得，哭著要我的母親，將二哥從隊伍中撤出來。母親答道：‘我們的孩子，能留一個，就是一個。國家快亡了，這些留下的種子，也許可以為我們再造中國，扳回自由和獨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隸。’”
齊邦媛回憶，她的父親帶著學校和自己的孩子們一起走：“這遷移的隊伍白天趕路，晚上停在一個站。一路上，我們住了無數住店。學生們都被安排住在各處學校的禮堂、教室或操場，當地駐軍會分給一點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還能有一些煮蘿卜或白菜。”
隨著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學和中學，也紛紛內遷，每一個省的教育廳，都在各地設立臨時的聯合中學，沿途收納逃難的青年。在內移的過程中，學校教育沒有中斷。這些學校各自落腳在內地的偏僻地方，恢復正常的課業。
除了這些有組織的遷移，淪陷區還有無數的青少年不願受日本教育，紛紛逃到后方，有的投靠親友，有的流落各方。
王鼎鈞先生寫道，陳立夫當時主張收容教育淪陷區青年：“當年他有一句話遍告政要：‘孩子進流亡學校，至少他的父母不會去當漢奸。’他也一向反對把學生編進隊伍當兵，又有一句話遍告政要：‘現在還沒到送學生上前線的時候。’他這兩句名言作用很大，成全了千萬矢志向學的下一代，功德無量。”
1994年，陳立夫出版回憶錄《成敗之鑒》，把這一段政績說個詳細。他“不顧當時行政院政務處和財政部內部人員反對”，批准了救濟戰區（淪陷區）青年的方案，淪陷區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學校讀書，由國庫支給貸金。書中說“這一筆龐大的費用，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於軍費”。
事實上，得到“貸金”救助的不只是淪陷區學生。在我所採訪過的西南聯大校友中，如當時從緬甸回來的華僑學生王漢斌以及雲南本地白族子弟王希季等，他們都說，自己是靠著“貸金”度過讀書歲月的。
弦誦不絕 英才雲集
齊邦媛說，當時的老師們有一股“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氣概。“自離開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靜寧寺，整整一年。顛沛流離有說不盡的苦難，但是不論什麼時候，戶內戶外，能容下數十人之處，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學校永遠帶著足夠的各科教科書、儀器和基本設備隨行。”“在戰火延燒的歲月，師長們聯手守護這一方學習的淨土，堅毅、勤勉，把我們從稚氣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惡劣的環境裡端正地成長，就像張伯苓校長說過：‘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讓人看出你是南開的。’”
張校長對南開學生們的警句是：“中國不會亡，有我！”
1937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正式上課。蔣夢麟說：“雖然設備簡陋，學校大致還差強人意，師生精神極佳，圖書館雖然有限，閱讀室卻座無虛席。”
很快長沙被轟炸。到1937年底，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在長沙臨時大學，學生們發生過“是讀書還是參軍”的爭論。最后大家認為：因為抗戰不是三五天的事，所以學業不能中斷。
錢穆教授說：“如果我們把到后方來讀書當作是苟安，不如上前線去作戰的好。我們既然到了這裡，就要用上前線的激情來讀書，才對得起國家和前方將士。”
任繼愈回憶，到昆明后，“錢穆的《國史大綱》出版的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獻給抗戰的百萬將士’。這部中國通史成為各大學首先選用的教材。”“歷史系雷海宗講授中國通史，結合他豐富的世界史知識，把中國古代史放在世界歷史的大范圍來觀察。”像雷海宗、陳寅恪這樣的學者講課時，都從不翻書，娓娓道來，令人忘倦。
百家爭鳴的學風在西南聯大盛行。“羅庸講《唐詩》，第二年聞一多也開《唐詩》。聞一多講《楚辭》，第二年羅庸也開《楚辭》。兩人的風格、內容各異，同學受益很多。沈有鼎為哲學系開《周易》課，隻有三五個學生來聽講，聞一多也坐在學生中聽講。鄭昕開‘康德哲學課’，數學系程毓淮也來聽課。陳寅恪講‘佛典翻譯文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助教、講師多來聽課，本科生不多，遂有‘教授的教授’的稱號。”
學生中跨系聽課蔚然成風。聯大工學院的學生有的走好幾裡路到校本部聽文科的課。
“聯大老師講課是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教師自己掌握。”“大學入學考試的標准也沒有標准一說。”何兆武先生回顧當時的教育，說：“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想，科學怎麼進步？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准，否則永遠不可能超越。”“而老師的作用正是在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與學生交流。”
梅貽琦的名言道出了中華獨有的大學理念。“所謂大學，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它與《陋室銘》的優秀傳統遙相呼應，在這個學術與教育流亡的戰爭年代裡，更顯示出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力。
一批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夫婦設計的土坯鐵皮屋出現在昆明城西。這就是西南聯大的“新校舍”。從這些鐵皮或草頂的土屋裡，走出了使中華民族崛起的一代精英。
“兩彈元勛”鄧稼先，當初逃出北平，來到昆明，遵照父親送別時的悲壯叮囑，“學科學能救中國”，他報考了西南聯大物理系。
地質學家郝詒純，曾被聯大人稱為“校花”。她長得漂亮，功課好，是籃球隊長，學生會主席。人們認為這樣的女生應該學外語，她卻選擇了地質。“我轉地學系，也是受一位教授的影響。他是袁復禮，第一屆跟外國人合作組成西北考察隊的隊員。”袁復禮深感外國人的考察企圖，是為了預備掠奪我國的礦產資源。他用這一段經歷教育學生。郝詒純將終生獻給了野外考察。
鄒承魯說：“對我一生影響比較大的是楊石先，后來的南開大學校長，我就記得后來選擇生物化學專業，是受他的影響。”鄒后來成為胰島素人工合成的帶頭人。
被譽為“中國火箭之父”的王希季回憶：“我們還要跑警報，跑完警報照樣上課，照樣工作。”“我們那個時候，整個的愛國熱情是很高的。學，就是為了要打贏日本人。”
由於戰時的條件限制了研究的進行，大師們轉向投入“本科”的教學，這使得西南聯大的學生一入門就受到“研究生”規格的啟蒙。
帶著一封浙大導師的推薦信，李政道在戰火中艱辛奔赴昆明。“我是1945年轉到聯大的。我一年級在浙大，二年級轉學到昆明。”吳大猷通過解題驗証了這名物理奇才。“帶我的主要是吳大猷先生和葉企孫先生。他們答應我，選二年級的課，教我三年級的。”其實，對李政道的發現是從浙江大學開始的。這是戰火中的“人才接力棒”，包含著中國“師道”中“惜才”的美好傳統。
在中國被封鎖的年代裡，梅校長托人從歐美購來大學教科書的樣本，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成批復印，又輾轉香港運到昆明，使得西南聯大的教學一直與國際一流大學接軌。
當楊振寧等人在1945年后“留美”，他們發現自己並不比別人差。
為人師表 聲名遠播
西南聯大有“民主牆”。
趙寶熙說：“那天我正在民主牆那兒，因為我們剛出來一期壁報。忽然看見馮先生走進校園來了。那天天氣很好，也許他是來學校轉轉，也許是有人告訴他，他來看壁報了。”因為馮友蘭將《貞元六書》題詞獻給蔣介石，有學生就畫了一幅漫畫，題名叫“登龍有術”，意思說，用獻書達到做官的手段。后來，馮先生跟別人說，“畫得還挺像。”
聯大有一個公示欄。師生們有什麼想法，可以張貼，每天都會有校工來收走，由梅貽琦校長次日作出答復。
趙寶熙說起一樁趣事：“梅貽琦的女兒，梅祖彤，梅三兒。有一個學生追她。”這位男生想送花給她，就寫了一個呈文，請求送花，請梅校長批准。“結果弄得大家老去看，一看，他上面就寫：某某人所請不准。”
一個年輕人的惡作劇的條子，日理萬機的梅校長並沒有回避，照樣給了明確的答復，維護了制度的一貫性。
聯大生活就是如此，浪漫而有一定之規，有趣而不失風范。
化學系有位老師，為補貼家用種了些花。當鮮花終於含苞欲放，卻在一個夜間全部失竊了。有人告訴他：到女生宿舍去看看吧。他的滿園花朵正安插在女同學們的玻璃瓶和土罐裡呢。原來，一伙男生早已經看好了這些鮮花。雖然是靠“貸金”吃飯，一面“跑警報”一面也要談戀愛。“記得少年春衫薄”，老師也隻能搖頭一笑了之。
師長們的愛與寬容，傳承了中國古代“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師道，兼容了現代民主的理念。聯大的學生雖然流亡，然而溫馨、有幸福感和希望。
我父親時常回憶起，當年西南聯大的老師們在昆明為市民舉辦講演的盛況。潘光旦講“優生學”，劉文典講《紅樓夢》，聞一多講《楚辭》，吳晗講時事，梁思成講“中國古建筑”。講到國破家亡，台上痛哭流涕，台下群情激憤。
西南聯大洒下的文化雨露，對於父親后來坎坷的人生是一份滋養。“每天，市民都看見他們，夾著一包書，就用本地的土布包著，走著穿過小城去上課，回家。幾位先生的藍衣衫都破了，打著不同顏色的補丁。有位穿皮夾克的先生，夾克穿得很臟也不洗，說要等打敗了日本才洗。還有兩位先生，胡子很長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說要等勝利了，才剃掉。”
學者們走向民間，將讀書人的斯文與氣節在鄉土中國傳揚。他們在漫長的抗戰歲月中保持貧寒操守，再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風亮節。
梅貽琦夫人率領一群教授夫人們推磨做點心，提籃到昆明“冠生園”去賣的故事，成為“抗戰一定要勝利”的無聲楷模。“為人師表”的學者們在烽火歲月中磨礪和打造了自己，成為那個時代的偉岸君子。
在中國，自古有“讀書人”的稱謂，不似職業，卻高於職業﹔不指人品，又對其人品有高要求。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著擁有知識，也應該是一個時代道德與精神的體現。這也是全人類的期望。
七十年過去后，許倬雲先生將中國的抗戰大轉移譬喻為“歷史上難得見到的中國版的《出埃及記》”，這確有相似點，其性質都是要擺脫奴役與亡國滅種的命運，團結起來作一次全民族的生死搏斗。
可以說，抗日戰爭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的《聖經》，值得每一個中國人熟知與溫習。這是“根性”的記憶，關乎一個民族的立足點，利與害，還有傳承。
嚴峻時代，中華民族傾舉國之力，堅持戰時教育。國運與文脈始終相銜。
烽火讀書，保存了世界上唯一“有古有今”的文字記載和歷史最悠久的中華文明。
烽火讀書，是中華民族對法西斯毀滅人類文明的正義反擊。
（作者曾為天津作協專業作家，后返回雲南，致力於“國立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創作有電視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音像制品《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史話《西南聯大行思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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