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華民族危亡之際，為保護珍貴國寶，故宮博物院的文化工作者護送文物，在抗戰烽火中輾轉上萬公裡，寫下人類文化遺產保護史上的奇跡。
庄靈，台灣著名攝影家，就出生在故宮文物的世紀大遷徙途中。在抗日戰爭勝利７０周年之際，７７歲的庄靈在台北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追憶“陪著故宮文物長大”的不平凡往事。
生在國寶遷徙途中
庄靈的父親庄嚴先生，１９２４年由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后，進入“清室善后委員會”工作。自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故宮博物院成立，至１９６９年由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職務退休，庄嚴大半生陪伴故宮文物，誠如其曾笑言“從一而終”。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強佔東北，華北岌岌可危。１９３３年初，故宮博物院將分屬古物、圖書、文獻三館和秘書處的重要文物，共包裝了１３４９１箱，著手南遷。當年２月６日，第一批故宮文物啟程，押運負責人之一就是庄嚴。
“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存放於南京的故宮文物踏上更加艱難的遷徙旅途。庄嚴押送其中一路，輾轉奔波於湖北武漢、湖南長沙、廣西桂林、貴州貴陽和安順，再經四川到達重慶。
１９３８年，陪護故宮文物暫時落腳貴陽時，庄家四子庄靈出生。還在襁褓之中，庄靈就隨著家人遷至更加偏僻的安順，故宮文物被藏於城外一個石灰岩天然洞穴——華嚴洞。
直至１９４４年底離開安順，庄家人在那裡生活了近５年。庄靈說，那段時光是他“最早的一段印象”，也是他“十分鮮活的生命印記”。
當時，庄家人租住在安順縣城內。庄嚴和故宮同仁經常為公務往返於辦事處和華嚴洞兩地，家中大小事務幾乎全由庄靈的母親打理。
“貴州原本窮困，戰時物資缺乏，人民生活更是艱苦。那時，父親和同事的薪水常常無法按時匯到，母親為了貼補家用，每天要走好幾裡路到城外黔江中學去教書。”庄靈回憶說。
時間雖已過去７０多年，但庄靈還清楚地記得當年生活的窘迫。他笑稱其時吃的是摻雜著谷殼稗子和石頭甚至稻米肉虫的“八寶飯”，下飯用的是辣椒面和醬油。“連辣椒面都很難買到純的，裡邊往往摻進了一些紅土。”庄靈說。
“所有人的生活全都如此，因此我們也就沒有吃苦的感覺，反而覺得那段日子很快樂。”庄靈說。
睡在文物箱子上
庄靈兒時的快樂，與父親守護的故宮文物不無關系。
“每逢假日，父親常會帶著哥哥和我步行到華嚴洞，偶爾還會留在洞口旁的中式閣樓“會詩寮”過夜。”他記得華嚴洞裡又黑又深，也記得守護文物的軍人清早在洞外土場上集合，踏著整齊的步伐，高唱“大刀進行曲”。
庄靈說，華嚴洞裡很潮濕，天氣好的時候，父親和同事會把一些易受潮的書畫分批拿出來，在廣場上晾晒。“我們好奇地在一旁觀看，父親便乘機將名畫的內容和作者講給我們聽。”
１９４４年底，日軍攻陷獨山，貴陽告急，存於華嚴洞的８０箱文物啟程撤往四川。庄家人緊急處理家用雜物，庄靈還記得陪母親在街角擺攤，“連補過的襪子都能賣掉”。
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運送文物的車隊駛上了川黔公路。“路旁都是扶老攜幼、挑箱逃難的難民，綿延好幾裡長。”年幼的庄靈和古老的文物一起，途徑貴陽，穿越息烽口，駛過木造的烏江大橋，在遵義附近還遭遇了低空盤旋的日軍偵察機，在翻過險峻的婁山關后，終於接近四川地界。
一路顛沛奔波，累了隻能躺在文物箱子上睡一覺。“睡在文物上，今天看來是多麼不可思議。”庄靈笑著說，箱子上面有橫木，其實並不好睡。
文物入川后，第一個落腳處是巴縣一品場的石油溝。“那裡地處偏僻山坳，兩邊是長滿竹樹的崖坡，谷底有一條山溪，水聲潺潺，父親為這裡取了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字——飛仙岩。”庄靈說。
飛仙岩人跡罕至，附近沒有學校。“父親就用他的方式教育我們，那是我們兄弟接受將中國文化藝術融入現實生活而形成的特殊美術教育的開始。”
他告訴記者，和安順時期一樣，父親借著晾晒書畫，為孩子們講解傳世作品。晚上臨睡前，父親常常指導孩子玩“名畫接龍”的游戲，要每人按朝代、畫家和作品的順序接龍。“直到有人說錯認輸或玩累睡著才停止。就這樣，我們對於看過的故宮名畫，漸漸都能牢記在心了。”
烽火遷徙路上，與故宮文物相守，庄嚴為孩子種下中華文化的基因。成年后，庄靈的大哥庄申專長美術史研究，二哥庄因是作家，三哥庄喆則是書畫家。
“那時的物質生活雖然艱苦，但每天都與大自然為伍，精神上倒是自在富足的。”庄靈說。
情在文化永恆故鄉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舉國歡慶，那是我們最快樂的日子。”庄靈說。
次年１月，庄家人告別飛仙岩，陪著文物又出發了，目的地是重慶。庄靈告訴記者，那段旅程和先前完全不同，“一來大家心情都很好，二來天氣晴和，路旁都是翠竹綠樹，讓人更感愉快”。
１９４７年６月，庄家人與故宮同仁，守著文物登上軍艦，從重慶沿長江前往南京。那是庄靈平生第一次坐船，十分興奮。如今，他還依稀記得，父親曾指著兩岸插天的崖壁，告訴孩子們哪是夔門的刻石，哪是白帝城和古棧道，哪是雲蒸霧繞的巫山十二峰……
當年１２月，故宮所有遷往抗戰大后方的文物悉數運回南京，故宮博物院在北京和南京兩個院區的事務逐步恢復。
１９４８年底，庄嚴帶著一家人與故宮同仁，隨著３２０箱故宮文物，在南京下關碼頭登船。庄靈記得，海上天氣陰沉，風強浪高，船體搖晃得厲害，人睡在文物箱子堆成的平台頂上，他覺得自己“像被不斷搖篩的煤球”﹔靠近艦首地板上栓著一隻黑色大狼狗，由於暈船，嚎吠得十分難聽，還不時伸頭嘔吐……
這樣熬了四五天，船在一個早晨靠岸了，一家人在基隆港登陸，從此留駐寶島台灣數十年。
１９８０年，庄嚴先生在台病逝。庄靈告訴記者，一生為“故宮人”的父親最大的遺憾，是有生之年沒能親自帶著渡海來台的文物回到北京故宮，回到“他成長求學、立業成家、浸潤深耕歷代中國文化藝術的永恆故鄉”。
１９９９年，在離開貴州５５年后，庄靈第一次回到安順，一圓父親遺願。其后，他又３次回過貴州，每次總要前往安順，到華嚴洞看看。
“這裡是我長大的地方，總想回來看看有什麼變化，也想知道現在的人是否記得那段歷史。”庄靈說，他如今還能用安順方言和當地人交流。
庄嚴先生的摯友、著名作家台靜農為其所作挽聯寫道：“歷劫與建業文房並存，平生自詡守藏史﹔置身在魏晉人物之間，垂死猶懷故國心”。庄靈說，“每當我想起這幅挽聯，就會想起父親，想起故宮，想起兒時追隨南遷文物一起長大的動蕩艱辛歲月。”（新華網台北８月２１日電 記者陳鍵興、孟昭麗、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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