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雲生
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出現了一股知識分子走向延安的潮流,成為當時國共對壘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觀。這一潮流以1937年“盧溝橋事變”為標志,進入高潮是在1938年至1939年間,至40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約4萬人規模的知識分子群體。一時間,延安真可謂“天下英雄豪杰雲集”,成了知識分子和全國人民的聖地、成了指明抗戰勝利和民族復興方向的燈塔。作家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說:“這是什麼地方?這是樂園。”
延安雖物質極端匱乏卻人人心情舒暢。因為“陝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裡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延安還是民主的“樂園”。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和創建了“三三制”政權,這是具有鮮明民主特色的抗日政權,鄧小平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指出,“三三制政權的實質是民主問題。”“這不僅是今天敵后抗戰的最好政權形式,而且是將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所應採取的政權形式。”各根據地各級政府,都廣開渠道進行民主監督,對群眾意見也十分重視。延安成了當時“民主中國的模型”。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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