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黨培育與踐行新作風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關於新作風的探索與認識，使黨的作風建設理論逐漸走向成熟和完善，並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為黨的新作風形成提供了理論依據。

●抗戰時期形成的以“三大作風”為主要內容，包含艱苦奮斗、廉潔自律、民主平等的新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也是黨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保障。這種新作風，對於我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勝利，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保証作用。

優良的黨風是凝聚黨心民心的巨大力量。抗戰時期，我們黨自覺地並有意識地把作風建設擺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上，培育並養成一套優良的新作風。正是憑著這種新作風，黨在抗戰時期聚集了無窮的力量，並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有力地推動中國革命走向一個又一個新勝利。

新作風的探索與認識

幼年時期，黨由於缺乏革命斗爭與自身建設的經驗，在思想與行動中犯了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和關門主義等“左”傾錯誤，由此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嚴重危害，使黨處於危險的境地。慘重的教訓使全黨有了新的覺醒。黨到底應以什麼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以什麼態度對待黨內犯錯誤的同志？以什麼態度對待黨外人士和人民群眾？這些問題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擺在了黨的面前，它既是一個實踐問題，又是一個理論問題。

到達陝北后，黨開始著手加強思想作風建設，提出了理論聯系實際的新作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並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寫下了《實踐論》、《矛盾論》、《反對自由主義》、《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光輝著作，反復論証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極端重要性，為全黨加強思想作風建設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這一時期，黨不僅在實踐中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且創造了通過整風以及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解決黨內思想矛盾的新形式。正是因為找到了這個法寶，黨才真正有效地克服了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和不良作風，逐步成長為一個堅強、有力、團結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抗日戰爭時期，為更廣泛地發動群眾參與抗戰，我們黨提出了獨具特色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培育形成密切聯系群眾的新作風。1941年春，毛澤東在編印農村調查材料的序跋中強調在接觸群眾時應注意態度，提出聯系和動員群眾反對敵人是抗戰時期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參考。同年11月，在陝甘寧邊區演說中，毛澤東批評部分共產黨員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作風：他們還不明白共產黨員有義務同抗日的黨外人士合作，無權利排斥這些黨外人士的道理。這就是要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要聯系人民群眾，而不要脫離人民群眾的道理。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主題講話，強調對待人民群眾要有正確的作風，即“密切聯系群眾”。次年6月，毛澤東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把黨的群眾路線概括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他說，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黨的作風問題，從根本上講是黨與群眾的關系問題。劉少奇經常借用古希臘神話巨人安泰俄斯的故事告誡人們黨與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重要性。安泰俄斯的無窮力量來自於與大地的接觸，離開大地就面臨著死亡。黨與群眾的關系也是如此。隻有扎根群眾、依靠群眾，才能獲得無限的生命力。關於黨與群眾關系問題，黨的其他領導人也有很多論述。周恩來在《領導與檢查報告大綱》中指出：“領導群眾的基本方法是說服，決不是命令”。朱德在接受史沫特萊採訪時也說，“我們隻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聯系群眾。如果脫離了群眾，我們早就失敗了”。所有這些論述，極大地豐富了黨的群眾觀點和理論。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關於新作風的探索與認識，使黨的作風建設理論逐漸走向成熟和完善，並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為黨的新作風形成提供了理論依據。

嚴格執行群眾路線

抗戰時期，我們黨從大局出發，嚴格執行群眾路線，真正做到關心民眾疾苦，重視傾聽群眾呼聲。為了既保障貧農的經濟利益，又不排斥地主、富農，不與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相沖突，黨在抗戰之初便廢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隨后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減租減息減輕了貧農所承受的封建剝削，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極大調動了其生產和抗日的積極性﹔同時又兼顧了地主以及富農、中農的利益，有利於聯合他們一致抗日。

1940年冬，由於敵人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再加上國民政府停發八路軍的糧餉、彈藥、被服，造成了邊區幾萬軍隊和工作人員的供給困難，也增加了邊區民眾的負擔。為了克服困難，民主人士李鼎銘提議精兵簡政后，中共中央欣然採納，於1941年12月發出精兵簡政指示，並明確規定各根據地脫離生產的人員不得超過總人口的3%。毛澤東將之稱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通過這一措施，邊區減少了消費性支出，減輕了財政壓力和人民負擔。

消極腐敗與官僚主義，與我們黨是水火不容的，是與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相違背的。為了保証清正廉潔的作風，黨頒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特別指出，必須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1941年，在修改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時，毛澤東親自增寫“厲行廉潔政府，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條款。抗日根據地還制定了懲治貪污腐敗的《陝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條例（草案）》，廣泛開展廉政教育，加強對機關和公務人員的監督檢查。

1943年11月，在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表彰大會上，毛澤東鄭重指出：國民黨就是隻問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任何一點什麼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麼，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的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顯然，這種官僚主義是我們黨所反對的。毛澤東不僅痛恨官僚主義，而且還身體力行地反對這種作風。1940年秋，延安馬列學院派四人到楊家嶺去接毛主席作報告。當他們走到延水河橋頭時，碰到了迎面走來的毛澤東。毛澤東說：“從楊家嶺到馬列學院，才十裡八裡路。二萬五千裡長征都走過來了，這幾步算不了什麼。我又不是不知道，不要接接送送。我們要養成一種新的作風：延安作風。我們要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歷史用事實証明，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延安作風”的勝利。

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一方面擔負著敵后抗戰的任務，另一方面承受著物質嚴重匱乏的困擾。為了戰勝這些困難，我們黨號召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發揚艱苦奮斗的新作風。

自1941年起，由於日寇野蠻反扑，加上有些地方發生嚴重災荒，各敵后根據地面臨空前的經濟和財政困難。毛澤東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文中提到，邊區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當時國民黨還幸災樂禍，認為邊區支撐不住了。面對巨大的困難，我們黨沒有屈服，而是號召各根據地“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在黨中央的號召下，各根據地立即行動起來，黨政軍民齊動手，掀起熱火朝天的大生產運動。

黨的領導人也以身作則，參與到大生產運動中。毛澤東在楊家嶺附近的山溝開墾了一塊菜地﹔周恩來、任弼時在中央直屬機關紡線比賽中被評為“紡線能手”。邊區地廣人稀，具備開荒的條件。朱德最早提出“屯田軍墾”的建議。1941年3月，在朱德實地考察后，王震率八路軍第一二○師三五九旅進駐荒無人煙的南泥灣，開挖窯洞作為營房，自制工具開荒種地。短短幾年，南泥灣“到處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變為“陝北的好江南”。毛澤東曾經把它稱為“奇跡”和“創造”。抗日根據地大生產運動，不僅大大地減輕了群眾負擔，而且也極大地改善了軍民的物質生活，使各根據地度過了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為支撐抗日持久戰乃至抗戰最后勝利提供了物質保障。

抗戰時期黨的新作風塑造了“延安形象”。1941年10月前后，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成員斯利尼中校曾對國民黨軍隊做過一次調查，他的結論是這支軍隊沒有戰斗的熱情和願望。謝偉思在報告中也記述了他耳聞目睹的國民黨軍隊的種種腐敗現象：派系林立、貪污風行、領導無方、魚肉百姓等。與之相比較，美軍觀察團到達革命聖地延安，感受到那裡的人們所具有的精神面貌與國統區相比有著天壤之別。在延安，沒有階級剝削和敵我之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祥和的氣氛。領導和群眾一起生產勞動、一起休閑娛樂，完全沒有官架子，處處受到當地群眾的擁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對國共兩黨作風也作了比較，他說：“中國人民從中國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獲得了明顯的比較……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

經過八年抗戰的培育和養成，1945年4月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第一次全面概括了黨的新作風。他說：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三大作風”同時被寫入七大通過的新黨章。

抗戰時期形成的以“三大作風”為主要內容，包含艱苦奮斗、廉潔自律、民主平等的新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也是黨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保障。這種新作風，對於我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勝利，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保証作用。（陳堅 李葳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