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期間,中國紅十字會的隊員們勇敢出現在硝煙彌漫的正面戰場﹔在敵后,中國紅十字積極投身於對八路軍、新四軍傷員的醫療救護。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紅十字運動研究中心主任池子華,向記者講述了中國紅十字會抗戰期間英雄的敵后救護行動。
開赴延安,毛澤東致辭歡迎
1937年底,中國紅十字會首批派出第7、第23、第39三支醫療隊奔赴西北,協助八路軍開展醫療衛生救護工作。
三支醫療隊中,由中央大學、齊魯大學聯合醫療隊改編的第23醫療隊最為精干。1937年10月,該隊曾在安徽安慶的一個后方醫院為上海戰場及滬寧路沿線作戰中負傷的重傷員進行手術治療,短短40天時間,完成大小手術近800例。
1937年12月20日,三支醫療隊由漢口乘車北上鄭州,途中幾經周折,月底抵達西安。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在七賢庄駐地接見了三支醫療隊全體隊員。
隨后,三隊乘卡車向延安進發。在延安,隊員們受到熱烈歡迎和盛情款待。在當晚舉行的歡迎會上,毛澤東主席致歡迎詞,隊員們深受鼓舞。
救護,在“山洞醫院”展開
第二后方醫院位於延安東80裡的甘谷驛,院部原是一個舊天主堂,依山穴洞而成,手術室、藥房、消毒室、辦公室、食宿地都在這“山洞醫院”。醫院的倉庫、病區設在院部后面的山坡上,條件簡陋。
第二后方醫院除院部外,還在周邊的延川、延長等地設有四個醫療所。這種分散救治,便於就近收治前線傷員﹔一旦形勢緊張,便於分散掩護傷員。但不便之處顯而易見,隊員要奔波於各醫療所,為傷兵敷藥、療傷﹔加之山路崎嶇,交通不便,困難之多可想而知。
后方醫院的醫療救護工作異常繁重,因當時八路軍129師、115師、120師和山西新軍對同蒲路、石太路沿線日軍形成大包圍態勢,掃蕩與反掃蕩持續不斷,傷兵眾多,院部原有救護力量有限,隊員全部處於超負荷工作狀態。
第23醫療隊還先后抽調兩個手術組,於1938年春、1939年春到延長縣交口鎮第三醫療所和延川縣禹居鎮第二醫療所開展手術活動。
壯歌,回響太行山
山西是中國紅十字會另一救護中心。1938年9月,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組織第61醫療隊、第13醫療隊和“驢馬隊”前往山西。他們克服重重困難,突破日軍封鎖線,頂風冒雪翻越太行山,於1939年1月輾轉抵達山西潞城,受到朱德總司令及楊尚昆、康克清等的款待,隨后派往沁縣八路軍野戰醫院,開展醫療救護工作。
1939年,細菌學家江濤聲自德國留學回國,途經香港時,與宋慶齡不期而遇。宋慶齡以“民主大同盟”的名義,向國外募集一批醫藥器械,托新西蘭友好人士詹姆斯·貝特蘭護送至西安,轉運延安,江濤聲夫婦要求同往。一行人到達目的地后,江濤聲決心留在敵后戰場,向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第一大隊部請求派其到五台山白求恩醫院為八路軍服務,得到嘉許。第一大隊部將要求去敵后為八路軍服務的人員組編為第40醫療隊,江濤聲任隊長。
1939年冬天,第40醫療隊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劉民的幫助下,離開西安赴五台山白求恩醫院。幾經波折,渡河到了垣曲,途經山西新軍獨三旅駐地時,在該軍后方醫院為重傷病員施行手術,並舉辦培訓班為院方培訓醫務人員。
北上南下,彰顯偉大愛國力量
對新四軍的醫療援助,也為中國紅十字會所關注。
“八一三”淞滬抗戰中,中國紅十字會上海煤業救護隊,調集幾十輛汽車,載運傷兵和難民,往返於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和前沿陣地之間。3個月后,前方大撤退,救護隊從淞滬前線轉戰江蘇蘇州、宜興、南京等地,並進入皖南山區。另一批被交通阻隔滯留在上海“孤島”的救護隊員,組成醫療小組,攜帶交通工具、醫藥物資,分別從寧波、溫州、杭州、宜興、金華轉赴江西、皖南,與隊友會師。
1938年春,由100余人、幾十輛汽車組成的煤業救護隊集體加入新四軍,轉戰大江南北敵后,為新四軍服務,被新四軍華中根據地蘇中區黨委書記陳丕顯贊譽為“三十年代青年的光輝榜樣”。
據記載,自全面抗戰以來直至抗戰勝利,中國紅十字會先后派出20多支醫療隊到八路軍、新四軍軍中服務,抗日根據地飄揚的紅十字旗幟向世人展示了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偉大力量。(新華網北京8月26日電 吳晶、肖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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