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犯如何“從鬼到人”——探訪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陳列館

圖為日本戰犯在自己組建的“戰犯學習委員會”上討論學習。 韓宇 翻拍

1950年至1964年,在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裡,982名日本戰犯接受改造,中國創造了讓這些戰犯“由鬼到人”的世界奇跡。一些戰犯回到日本后,感念於中國政府和群眾的善良與寬大,對過去的侵略戰爭進行反省,發誓將后半生獻給反戰和平與中日友好。

《法制日報》記者近日趕赴撫順,探訪撫順戰犯管理所當年是如何創下改造日本戰犯奇跡的。

《論持久戰》影響日本戰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出兵中國東北的蘇聯紅軍將大批俘獲的日軍戰俘押送到西伯利亞。1950年7月,蘇聯將在押的969名日本戰犯引渡給中國政府。中國將這部分戰犯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對其進行人道主義改造。

“日本戰犯在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隻有3個月時間,便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為了確保戰犯安全,管理所將日偽戰犯轉移到哈爾濱關押。1951年3月25日與10月24日,戰犯才被分兩批遷回撫順。”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陳列館館長孫杰介紹,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的消息,在日本戰犯中引起巨大震動。此前,他們還幻想美軍能夠佔領中國東北並釋放他們。幻想徹底破滅后,日本戰犯開始認真接受中國政府的教育改造。

管理所根據實際需要,開始組織戰犯開展政治學習,並指定日本戰犯重點學習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關於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批判》《毛澤東選集》。

“對日本戰犯影響最大的,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通過學習,戰犯們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還組建了‘戰犯學習委員會’。”孫杰說。

時年30歲的戰犯三輪敬一曾任侵華日軍中隊長,剛入所時他抗拒學習改造。經過一段時間的幫助教育,三輪敬一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他主動要求回到學習小組。

管理所時任所長孫明齋、時任管教科科長王鳳林和管教員金源等人先后為日本戰犯作學習輔導報告。為了鞏固提高學習效果,管理所還經常為日本戰犯放映紀錄片和故事片,播放各種宣傳材料。

1952年年初,周恩來總理指示要對戰犯進行適當的悔罪教育。管理所在組織戰犯開展政治學習的同時,又在下級戰犯中開展認罪悔罪教育,並創造性地在下級戰犯中採取了“憶苦思罪”的教育方式,收到了很好效果。

“1954年4月下旬的一天,原日本第39師團第232聯隊中隊長宮崎弘在管理所舉行的戰犯認罪悔罪大會上發言,成了戰犯們坦白自己罪行的突破口。”孫杰說,宮崎弘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在日本戰犯中引起很大反響,不僅影響了中下級戰犯,也影響了原來不肯認罪的日本將官和高官們。

值得一提的是,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次長、日本帝國主義在偽滿洲國的第二號“太上皇”古海忠之是日本戰犯中的“死硬派”代表人物之一。經過學習和思想改造,他對自己在偽滿洲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了比較認真和全面的認罪悔罪。與此同時,日本中將師團長藤田茂也作了認罪悔罪。這一文一武的認罪悔罪表現,對日本將官和高官的轉變產生很大影響。

記者在一張老照片中看到,戰犯大井健太郎在座談會上放聲大哭,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為殘酷殺害中國人而流下懺悔的眼淚。

伙食標准超過管教干部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立初期,周恩來總理作出了明確指示:要尊重戰犯的民族習慣,要尊重他們的人格,對戰犯的伙食要給予分灶對待。要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

從1950年至1964年,撫順戰犯管理所為日偽戰犯保存物品1.2萬件,在戰犯獲釋后一件不少地全部返還戰犯。1952年10月,哈爾濱監獄隔壁的豬鬃加工廠失火,延燒至監獄,管教人員奮不顧身沖進火海,把所有戰犯及其財物都搶救出來,但管教人員的衣物卻毀於火海。戰犯所需日常生活用品全部由管理所免費發放,從衣服到牙刷牙粉,一應俱全。

按照周恩來總理批示,撫順戰犯管理所對日偽戰犯伙食實行三級分灶對待:將官級吃小灶,校官級吃中灶,校官以下吃大灶。考慮到日本民族的風俗習慣,主食全部是大米和面粉。

“當時中國的糧食供應十分緊張,即使是戰犯的大灶標准,也比普通百姓高出幾倍。戰犯管理所管教干部伙食標准都不及戰犯,為了節省糧食,一天隻能吃兩頓飯。”孫杰說。

孫杰舉例介紹,有一次,管教人員與戰犯們在地裡勞動,戰犯們以為管教人員帶的干糧一定不錯,結果一看是玉米面做的“菜團子”,讓戰犯們非常感動。

“讓戰犯享受如此優厚的伙食標准,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教育改造戰犯的決心和人道主義精神,對教育改造戰犯起到了積極的感化作用。”孫杰說。

醫務室水准超中級醫院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還建有設施完備的醫務室,有醫務人員26名,負責對戰犯的醫療保健工作,心電圖檢查機、小型X光透視機等一應俱全。

孫杰說:“管理所醫務室的醫療水准,超過當時社會上的中級醫院,很多戰犯的疑難病症在這裡治愈。”

護士焦桂珍護理臥床的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廳長武部六藏達4年之久,直至他假釋回國。

患有鼻咽癌的戰犯岸川健一在沈陽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和沈陽軍區總醫院得到悉心治療,病情好轉,岸川健一感動得痛哭流涕,向管理所上交了悔罪書。

原日本關東軍第731部隊162支隊少佐支隊長戰犯榊原秀夫患有嚴重肺病,毛澤東主席得知這一情況后親筆批示,使榊原秀夫得以及時治療並被提前釋放回國。

戰犯永富博之當年曾打掉中國無辜者全部牙齒,管理所則為他鑲上4顆牙齒,這使他的良心受到強烈譴責,表示“一定要徹底認罪,重新做人”。

據統計,管理所為151名戰犯配戴了各種眼鏡,為302名戰犯鑲牙。

日本戰犯入所初期,因運動量較小,有些戰犯患有末梢神經炎和胃腸疾病。管理所為保証戰犯身體健康,決定每日運動3小時,勞動3小時,學習3小時。

由於參加適量的特色勞動,加之科學合理搭配食譜,戰犯們的體質增強了,末梢神經炎和胃腸疾病幾乎絕跡。

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獻力

1954年3月4日,中國政府成立最高人民檢察署東北工作團,對戰犯開始偵訊工作,並為依法審判日本戰犯做准備。

1956年6月9日至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開庭,公開審判鈴木啟久等8人戰爭犯罪案。7月1日至7月20日,公開審判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0名戰爭犯罪案。36名戰犯最終分別被判處20年以下有期徒刑。

值得一提的是,法庭上出現了國際審判史上罕見的情景:由於日本戰犯犯罪事實清楚沒有任何爭議,所有受審日本戰犯無一否認罪行、無一要求赦免。相反地,他們在法庭上痛哭流涕,鞠躬或下跪請求中國人民予以嚴懲,並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強烈譴責。

1956年6月21日、7月18日、8月21日,根據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檢察院分三批宣布對1017名罪行較輕和悔罪表現較好的日本戰犯免予起訴,寬大釋放回國。

從1958年始,管理所根據服刑日本戰犯表現及身體狀況,分別給予減刑、假釋和提前釋放。到1964年3月,除一人病故外,在押日本戰犯全部獲釋。

孫杰欣慰地介紹,管理所對日本戰犯的改造任務已經結束,但改造成果卻在延續著。

1957年9月24日,獲釋日本戰犯在東京創建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首任會長是藤田茂。該會一直致力於反戰和平與中日友好事業,成為日本重要社會團體之一。

“中歸聯”自創建以來,會員們始終把“認罪”“悔罪”作為自己一切活動的出發點﹔把“加害者的民族反省”作為活動的前提,敢於大膽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把“實踐與發展日中友好”作為宗旨,不間斷地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

自1956年始,“中歸聯”會員在近50年間,念念不忘他們的“再生之地”,念念不忘教誨他們的“恩師”,以各種方式向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表達他們的懺悔之意,感激之情。“中歸聯”會員發表、出版了大量圖書、回憶文章,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中歸聯”會員集體編著的回憶錄《三光》《侵略》。

“‘中歸聯’把恢復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一項主要奮斗目標,長期奔走呼號。其中,在1963年組織開展的促進恢復日中邦交3000萬人簽名運動,聲勢浩大。”孫杰說。

1972年,中日兩國政府首腦簽訂了共同聲明,正式恢復兩國邦交正常化。為了實現這一奮斗目標,“中歸聯”發揮了自己獨特的作用。

因“中歸聯”會員大多年事已高,2002年4月20日,“中歸聯”宣告解散,同時成立“撫順奇跡繼承會”,主要由“中歸聯”會員家屬子女以及日本青年等組成,他們傳承“中歸聯”精神,敢於承認日本侵華歷史以及所犯罪行。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陳列館裡,有一組中日兩國少年兒童共同放飛“和平鴿”的雕塑作品,那一個個正在翱翔的生靈昭示著和平、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