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示意圖（最上線路為徒步行進線路，中間線路為乘車線路，最下線路為出海線路）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團到達昆明
1938年2月湘黔滇旅行團輔導委員會全體合影（居中站者為黃鈺生，蹲者為聞一多）
張錫祜（南開老校長張伯苓四子）由江西吉安飛赴南京對日作戰時失事殉職，圖為他在戰機前留影
西南聯大培訓出來的翻譯官乘飛機赴緬印抗戰前線
長沙臨時大學部分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步行赴昆明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拉開了中國人民全面抗戰的序幕。29日北平陷落，30日天津失守。作為始建於1919年的中國首所私立大學，有著多年抗日愛國傳統的南開大學早已成為日本人的眼中釘、肉中刺。29日凌晨，日軍公然棄國際公法於不顧，對南開學校實施轟炸，南開大學秀山堂、芝琴樓等建筑被毀，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亦慘遭轟炸波及，南開成我國抗日戰爭中第一所被日寇化為焦土的高等學府。難忘國仇家恨，不屈抗戰精神。老校長張伯苓先生在得知南開被日軍炸毀后，憤然向記者發表談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隨著北大清華校園被日軍強佔，南開化為斷壁殘垣，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生死存亡，保衛三校留存火種迫在眉睫。1937年8月中旬，民國教育部決定讓三校聯合在湖南長沙組建臨時大學。11月1日，最終入學的臨大學生共1452人，其中清華631人，北大342人，南開147人，另有戰時特殊情況下借讀生218名。命運多舛，長沙臨大開學僅一學期，京滬前線戰事急轉直下，1938年2月，三校不得不放棄有利辦學條件而遷往昆明。抵達昆明后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奉命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從這一點也可看出當時對抗戰長期性的認知，只是，誰也沒想到在昆明一住便是八年。
三千裡流亡路 不滅的抗日信念
西遷入滇的“小長征”，歷經68天，橫越湘黔滇三省，跋涉3500裡。在抗日戰爭史甚至中國現代史上也是罕見的，它不僅是西南聯大的自豪與光榮，也是中國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文化長征”。
1938年年初，長沙臨時大學西遷入滇方案確定后，面臨的最實際問題是怎麼去。2000多師生眷屬的大學整體搬遷絕非易事，經費、交通、安全三大困難中，排在首位的就是經費不足。校方公布的路費與津貼為教職員每人65元，學生每人20元。而當時長沙至昆明的路費至少需要55元，即使乘車走顛簸陸路也需學生自身支付35元。而按當時的物價來說每人每月5元即可生活得不錯。35元相當於一名成人七個月的生活費，這在戰亂年代對於多數學生來說是沉重的負擔。
與此同時，不僅是學生，一些教授也是捉襟見肘。七七事變爆發后，南開大學是中國第一個罹難的高等學府，數度遭到日機轟炸，據統計，僅財產損失就相當於當時全國高校全部戰爭損失的十分之一，這樣的損失使教職員薪金受到嚴重影響，三校作為臨時大學這一整體，亦是難兄難弟。令人感動的是，外文系教授葉公超還提議將65元津貼捐給來自戰區或體弱的學生，這一提議受到教師們的響應，因為無論如何，教師們總比學生要寬裕些。因此，事實上許多教師是全部自理赴滇經費。
臨大當局也考慮到了師生實情，規劃線路中除走鐵路海路經香港、海防去昆明和沿公路經桂林、河內入昆明外，步行入滇的計劃在此形勢下也應運而生。凡是身體檢查合格的男生，校方都頒發了“甲種赴滇就學許可証”，並必須步行赴滇，沒有條件可講。此外，還有三位學生首次體檢未能通過，后堅持要求復查方加入湘黔滇旅行團。旅行團中還有聞一多教授等11位教師自願隨行，學校請他們組成旅行團輔導團，由南開大學教務長黃鈺生教授擔任輔導團主席。
這次“小長征”被命名為“長沙臨時大學湘黔滇旅行團”，此前，步行入滇的組織稱作“步行團”，改為“湘黔滇旅行團”，似是在淡化途中的艱險，給“小長征”增添相對輕鬆的色彩。然而從長沙步行到昆明，即便在道路通暢的今天也不是件輕易的事，何況當時多少還帶有些冒險成分。
事實上，1937年暑假平津地區部分大學生已開始軍訓，戰爭爆發后，軍訓體制不同程度地延續了下來。因此，湘黔滇旅行團採用的是軍事組織形式，團本部下設兩個大隊，每大隊又設三個中隊，每中隊有三個小隊，中隊長、小隊長均從體格健壯、認真負責的學生中遴選。南開大學校史辦主任張健告訴記者：“有人考証旅行團共有288人，由於中途因病因傷減員，最終步行到昆明者實為253人，佔旅行團全部人數85%以上的團員走到了昆明，這個比例對從未經受過長途跋涉鍛煉的大學生來說難能可貴。”
在臨大校方規劃中，旅行團行軍線路全程1671公裡,其中步行690公裡,實施時發生變化,自長沙出發時即坐民船,步行從益陽開始,自常德到桃源乘船,自沅陵到晃縣乘汽車,晃縣以后全步行,總計步行1300公裡,超過原計劃近一倍。
歷時68天，1938年4月28日，師生抵達昆明。聯大學子在千裡跋涉中得到前所未有的磨礪，也大大開闊了眼界。盡管每個人出發前想法不同，但一踏上旅途，知識分子的抗戰責任感便油然而生。也讓他們增添了抗戰必勝的信心和勇氣。很多人自豪地說：三千多裡都走過來了，還有什麼不能克服！
三次從軍熱潮 上千學子投筆從戎
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血氣方剛的聯大學生出於愛國熱忱，抗戰八年中曾有3次較大規模從軍熱潮。先后8000多名學子中,校方列有姓名可查的參軍人數為834人(西南聯大紀念碑碑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長沙臨時大學時期，校方記錄參加抗戰工作離校學生有295人,兩者相加共1129人,約佔總人數的14%,即每100位同學中,就有14人曾經為了保衛祖國而投筆從戎。
1937年11月長沙臨時大學開學，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並逆江而上，武漢、長沙吃緊。無論是國民黨將領(如時任湖南省主席張治中)，還是共產黨干部(如時任八路軍長沙辦事處主任徐特立)，都主張學生走出校門參加抗日。周恩來在武漢大學作《現階段青年運動的性質》講演時指出：中國青年不僅要在救亡事業中復興民族，而且要擔負起將來建國的責任。同時號召：中國青年今天的努力方向是，到軍隊裡去，到戰地去，到農村去，到被敵人佔領的地方去，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爭取最后勝利。
臨大當局在1937年11月15日成立以張伯苓任隊長、黃鈺生和毛鴻任副隊長的大學軍訓隊，又設立學生戰時后方服務隊。在12月上旬設國防工作介紹委員會，鼓勵學生保留學籍，投身國防。不到兩個月，到教務處提出申請保留學籍、領取肄業証明和參加抗戰工作介紹信的就有295人。此次從軍潮中，南開籍經濟系三年級何懋勛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投筆從戎，北上抗日。1938年3月赴魯西北抗日根據地投身抗日救亡，任青年抗日挺進大隊參謀長。1938年8月，濟南戰役中，何懋勛奉命率大隊進駐齊河坡趙庄，遭日偽軍四五百人突襲，血戰中寡不敵眾，英勇就義，犧牲時年僅21歲。在雲南師范大學（西南聯大舊址）的烈士紀念碑基座上，鐫刻著為人民解放、國家富強而獻身的27位英烈名錄，列在第一位的即是何懋勛，他們為民族獨立、自由和新中國的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第二次從軍熱潮是任職美軍翻譯官。1941年年初,作為中國空軍的一個單位，飛虎隊成立，在昆明西郊營建立基地，在巫家壩修建機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這支志願隊改稱美國空軍第14航空隊，來華美軍日益增多，大批軍事翻譯人員需求緊迫。1941至1945年，后方大學生被征調為翻譯官的約4000人，其中聯大學生約400人，佔10%。美國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戰區對美國抗敵戰爭的援助，美國總統曾授給作出卓越功績人員以銅質自由勛章，名單共300余人，在52名受獎上尉翻譯官中，有西南聯大學生16人，他們代表著西南聯大所有從事翻譯員工作的同學得到這項榮譽。
第三次從軍潮是報名參加青年軍。1944年,日本為支援困在東南亞和滇緬邊境的軍隊，急需打通從中國大陸到越南的交通線，因此在豫、湘、桂、黔發動迅猛進攻。同年10月14日國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金，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發動青年從軍運動。然而，由於國民黨從抗戰開始,常借日軍之手消滅異己，此次招募這支軍隊，其目的究竟是為了抗戰還是為打內戰作准備，社會上產生了深度懷疑。因此聯大同學報名不甚踴躍。僅有200多位同學本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報名參軍。聯大200多名從軍同學全部分發到印度遠征軍,大部分學習汽車駕駛，屬輜重兵第14團。取得駕照后，在史迪威公路上執行任務。讓人們失望的是，青年軍不僅繼承了舊軍閥作風，還嚴防聯大民主自由思想，害怕有關共產黨信息，從反面讓學生們認清國民黨的丑惡嘴臉。
校友專訪
追憶歲月
傅佑同
1923年生，先后就讀於南開小學、南開中學、西南聯大
親眼目睹日軍轟炸南開
1923年，傅佑同出生於天津教育世家，其父傅恩齡先生曾任張伯苓校長的秘書、南開大學總務長、西南聯大外語系教授，是周恩來在日留學的伙伴。傅老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長大，先后就讀於南開小學、南開中學、西南聯大，抗戰勝利后，回到南開大學任教，可以說，傅老與南開有著不解情緣。
1937年夏，傅老從南開小學畢業，剛考上南開中學的他沒等到開學，日軍的炸彈就粉碎了南開的寧靜和他青春的夢想。“日機飛得並不高，站在地上能看見駕駛員，炸彈相當於兩個手榴彈大。當時仿佛有無形力量保護，炸彈怎麼也投不到樓上，有的投在了電線杆旁邊，有的還沒炸。相比之下，南開大學毀得比較嚴重。”
1938年5月，傅老隨家人前往昆明。他告訴記者，當時全家從如今大光明橋附近的碼頭上船，到越南后再坐火車抵達昆明，整個路途耗時半個月。“1939年，父親聯系好重慶南開中學，我就帶著小我兩歲的妹妹一起去重慶求學，四年裡從未見過父母，全靠老師們的照料。”直至1943年傅老考入西南聯大機械系，才與久別的父母見面。
張元龍
南開老校長張伯苓嫡孫
南開是最愛國的學校
“從歷史事實看，南開大學是最早發現日本侵華野心、最積極參與粉碎日本軍國主義侵華野心的學校，所以她是一個最愛國的學校。”南開校友總會副理事長、張伯苓校長嫡孫張元龍先生接受採訪時告訴記者，“南開大學被日軍轟炸的時候，祖父正身在南京，聽完消息后，他關起門來，一天沒出去”。后蔣介石廬山接見時，張伯苓校長表示：“我一生的努力被毀了，但是聽從國家的需要，如果國家要是對日宣戰，我舉雙手贊成。”
在“航空救國”精神感召下，張伯苓四子張錫祜1932年考入筧橋中央航校，后任空軍八大隊三十隊中尉飛行員，1937年8月14日由江西吉安飛赴南京作戰時失事殉職。張元龍告訴記者，“祖父聽到四叔殉國的噩耗，並沒有哭，而是為他的英勇行為而欣慰自豪。當時祖父悲憤地說：‘我本人出身水師，今老矣，每以不能殺敵報國為恨。而今吾兒為國捐軀，可無遺憾了。’”
當日機不斷轟炸重慶，重慶南開中學有學生家長向學校請假，准備舉家搬往西北。“我祖父召集所有學生和老師在操場開會，告訴大家，退學可以，但請假不行。我們從天津到重慶，就要和重慶共存亡，我相信，中國一定會勝利，現在堅決不再退一步”。
胡邦定
1922年生，1942年考入西南聯大歷史系
校內壁報報道抗日戰事
“小鬼，請進”，7月31日，在北京朝陽區胡邦定老人家中，開門后胡老親切招呼我們進門，使我們仿若到了自家長輩家裡，拘謹之情頓時沒了。93歲的胡老1942年考入西南聯大歷史系，1947年始在天津《大公報》工作七年，與天津有著深厚情緣。幾把椅四杯茶，胡老帶我們這些“小鬼”憶起了抗戰歲月。
聯大壁報是愛國運動的重要組成，反動派、保守派、激進派和共產主義者觀點在這裡交鋒，胡老自己也編過一份，“1944年我們系會辦壁報《潮汐》，由我和李凌負責，登記后學校發了單人床大的木板，作為壁報載體。很多辦壁報的同學都和我們一樣，自己雖窮卻願擠出錢來買紙張文具，花時間、精力組稿、謄寫。”胡老告訴記者，“學生還自己寫時事評述，縱論國家大事，並及時報道抗日戰事的真實情況，分析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的原因，現實性和政治性都非常強。”
談及當時國民政府的倒行逆施，胡老很是憤慨，“他們的腐敗行徑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刺激你要反對它。我親眼所見，兩個人抬著大筐，裡面是餓死的新兵，連衣服褲子都被扒掉了，弄點稻草蓋著草草埋掉。這樣的軍隊怎麼能打仗呢，還沒到前線就餓死了，這樣的政府能有戰斗力嗎？目睹國民黨腐敗殘忍對聯大學生的觸動比書本教育更現實，所以我們更傾向於共產黨，更願意投身到愛國運動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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