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行的精神航標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人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左翼文人身處逆境卻心懷家國，總是站在時代的最前沿聆聽最廣大勞動人民的心靈呼喚，抗擊各種墮落的、逆時代潮流的思潮。他們在困難條件下創造的各種具有生命活力和影響力的精神產品，影響了數代人的心靈。

左翼文人介入創制的左翼電影，尤其是左翼反法西斯電影無疑是其中最為瑰麗的鮮花。從某種意義上說，左翼文人的工作開啟了文化抗戰的先聲，成為中國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的一個精神支柱。這也是我們今天仍然深深緬懷以夏衍、田漢、蔡楚生、司徒慧敏、袁牧之、錢杏邨等為代表的一代左翼電影人的重要原因，他們的電影，包括他們其他文化作品的重要性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值得重視。第一，他們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貢獻了最早的重要作品。從世界文藝的視角來看，中國左翼文人對時代精神把握的敏感性、對法西斯政治黑暗本質體察的深刻性，對法西斯政治破壞力認識的清醒程度，以及他們在藝術形式方面的原創才能，都已達到了相當的時代高度。第二，他們在作品中表達了最熱忱、最真誠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他們的人道主義熱情、對於平等的呼喚、對於一切壓抑人性政治制度的批判意識，令人動容。關心廣大底層人民，永遠站在底層勞動人民的立場為他們的不公平處境搖旗吶喊，甚至為這種事業拋頭顱洒熱血而在所不辭，是中國這一代左翼知識分子最令人欽慕的政治品格。

上世紀30年代的反法西斯電影及其他類型的左翼電影對我國當前電影事業的發展也有重大的借鑒意義。夏衍、錢杏邨、鄭伯奇、田漢等在步入影壇的時候，都是“半路出家”，他們生活困頓，隨時有可能遭遇生命危險，可就是這樣一些人，在一個很短的時間階段內，不但掌握了電影方面的重要技巧，而且攝制出了很有美學分量的作品。我個人認為，他們在以下四個方面的努力特別值得重視。一是立場正確。夏衍等人步入電影界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是要打破業界低俗的、以感官刺激為鵠的生產理念，努力使電影作品成為承載先進思想觀念和高尚藝術趣味的精神園地。他們通過電影作品，有力宣傳了黨的民族革命斗爭、反對階級剝削的理論，正是這種政治洞見在當時吸引了最廣大的民眾。二是視野寬廣。當時的左翼文化人一般說來都有向“蘇聯經驗”一邊倒的傾向，但具體到電影業，他們則表現出非常開闊的國際性視野，不但學習蘇聯電影中的精華，也注意博採好萊塢、日本與歐美電影之長。三是律身嚴謹。舊電影界有一些極其腐朽墮落的風氣，但歷史証明夏衍等人經受住了考驗，作為黨在電影界的領導集體，“左聯”電影小組的主要成員沒有一個與業界人士鬧出過緋聞或其他不良訊息。他們在當年能夠以在野人士身份吸引、團結一批不落俗套的電影人——這批人通常是業界的精英人士，應當與這種嚴以律己、嚴以修身的作風是分不開的。四是思路靈活。他們盡管有著明確的政治抱負，律身嚴謹，但工作作風親切靈活，並且非常重視作品的市場效應。夏衍總是說，電影不是一個人的事情，一部電影賣不出去，幾十個人乃至上百人的飯碗就受影響。因此，他始終都重視結合時代需要來生產觀眾所喜聞樂見的作品。

今天，以夏衍為代表的一代左翼電影人幾乎凋落殆盡。但他們的精神不會死，他們的英名將為我們后輩記取，他們的事業將為我們后輩繼承，他們所立的文化傳統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更加發揚光大。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 人民日報 》（ 2015年08月28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