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我的終生抗戰

今年的徐光耀格外的忙，雖然年屆九旬，訪問他的人依然很多。因為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那場戰爭對於人類來說，記憶太深刻了，教訓也太深刻了，難以磨滅。

徐光耀是一位有著抗戰情結的作家，他寫下了《平原烈火》《小兵張嘎》《四百生靈》《望日蓮》《鄉親們哪》《殺人布告》《冷暖災星》等多部小說或電影劇本，有的作品，已經成為經典，久享盛譽。他的作品為什麼好？除了寫作上的功力之外，還在於徐光耀本人是一個13歲參軍的小八路，參加大大小小的戰斗不下百次。也就是說，他首先是在槍林彈雨中成長起來的戰士。當戰士時，並沒有想到當作家﹔當了作家之后，依然戰士本色。因此他的抗戰作品，不是隔岸觀火之作，而是血與火、生與死的真實記錄。

周鐵漢、張嘎等文學人物，我們知道，但是作者的八路生涯、作品的創作背景及作者的心路歷程，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為此，我們特邀寫過《小兵張嘎之父》的聞章就此話題來與徐光耀“敘舊”，重溫當年。

聞章：徐老好。幾年過去了，我還記得您講過的當年您參軍的故事，哭了七天七夜。總哭嗎？一刻不停？

徐光耀：白天站在牆角那兒哭，先是出聲，后來就不出聲了，默默流淚。也不大吃飯，端著碗也在流淚。晚上哭累了就睡著了，但是醒來還哭。真的是七天。我五歲時母親去世，父親脾氣不好，是姐姐撫愛著我。村裡來了八路，掃院子，喊大娘，我一見就喜歡。特別是有個住在我們家的小八路王發啟，陽光帥氣，跟我說得來，還跟我一塊兒去放驢，我還偷偷跟他拜了盟兄弟。部隊征兵，我一心想當兵，當時有一個最朴素的想法，就是不當亡國奴，要當兵打鬼子。父親也知道這個道理，但就是舍不得我。不同意，我就哭。直到哭到父親沒了辦法，隻好同意。

聞章：還有，拽著馬尾巴行軍……

徐光耀：到了二裡地之外的昝崗，報上名，換上闊大的軍裝，就儼然軍人了。第四天就開拔，向南開，坐船過白洋澱。我那時個子小，記得跟人抬桌子的時候，桌子腿還碰地。過了白洋澱一直向南，小胳膊小腿，走著走著就沒勁兒了，沒勁兒了也得走，到最后十多裡地，實在走不動了，隻好拽著馬尾巴，讓馬拖著走。首長見了心疼，他下來，讓我騎馬。剛上去還好，長時間不行，馬背鏟得大胯生疼，到了目的地，下不來了，得讓人抱下來。

聞章：您是當年入黨。支部嫌您年齡小，我還記得您說過的話：牛大馬大，能打鬼子嗎？

徐光耀：那是1938年冬天，參軍半年多了。前一天行軍到半夜，又鬧肚子，沒睡好。這天午后在房東家睡沉了，激靈一下醒來之后，知道晚了。爬起來之后，見東廂屋子正在開會，怕別人看到我遲到，就悄悄進去聽。人們見到我，眼神很詫異。一個叫金保的問：“徐光耀，你來干什麼？”我不想理他。他又問了一句，我就說：“你們干什麼，我就干什麼。”另一個人說：“你知道我們在開什麼會？”我說：“你們開什麼會，我就開什麼會。”大伙兒就笑，說他們開的是黨員會。我說：“你們開黨員會就不讓我參加了？”他們說：“你還不是黨員。”我一聽就急了，把身后的門板靠得當當響，嘴裡喊道：“竟說我不是黨員，我都參軍好幾個月了，竟說我不是黨員！”一位文書忙把我拉到一邊，給我解釋。我這時候才知道還有黨員非黨員之分。我得入黨，於是我也寫了申請給指導員。指導員正蹲在那兒捉虱子，接過我的申請書，看著我：“你才多大呀？”我怕他嫌我小，於是我就說了：“牛大馬大，能打鬼子嗎？”很快，我就入黨了。

聞章：《小兵張嘎》中有人嫌張嘎矮，張嘎說：“電線杆子高，杵在那兒木頭一根！”看來這話也有來歷。

當八路的時候，沒想到日后當作家，但卻真當了作家，且還是大作家。好多人想知道您是如何開啟創作之路的，文學愛好是從何時開始的？

徐光耀：從小喜歡故事。父親會講，講書講戲講笑話。《岳飛傳》《三俠劍》《包公案》《施公案》等，民間這些書，我都搜來讀過。這些定然也有影響。參軍之前，在老家上過四年私塾，認了一些字。到了部隊，行軍打仗之外，就是學習，學習政治，學習軍事等。在房東家有時也能見到閑書，《聊齋志異》《西游記》《老殘游記》等，以及魯迅、茅盾、冰心等人的書，都是在這裡那裡的房東家搜來看的，我還隨身帶著一本字典。我先當通訊員，后當文書，知道文字的重要，喜歡文字，比如記日記、寫信，還有在鋤奸科的時候，我還寫過布告。再就是給報紙寫戰地通訊。從1942年開始，我寫了不少的通訊，登載在《火線報》《冀中導報》《團結報》等報上。比如《猛將王峰》《攻克碼頭李》等。還有行軍途中，跟戰友比著背詩，一人一首地背誦。也寫詩、順口溜，比如那首《雪夜行軍》，就是見景生情之作。這是很自然的事，甚至連鍛煉文字的意識也不是太明顯，說自覺鍛煉文字是過后的概括，更沒有想到日后當作家。作家多高啊。到后來，特別喜歡文藝，鬧著跳槽，到戰地劇社去，也不是要當作家。直到上了華北聯大，見到陳企霞、艾青、嚴辰等作家詩人之后，才有了當作家的自覺。這時候，已經是抗戰勝利之后了。

聞章：《平原烈火》是您的長篇處女作，也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部抗戰小說，影響巨大。1949年夏天，解放戰爭已近尾聲，部隊在天津整訓。有了大量的時間，您是7月7日這天，開始了《平原烈火》的寫作的。您請了假，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把抗日戰爭中犧牲了的司令員王先臣的遺像挂在牆上，開始了“一個人的戰爭”。

徐光耀：是“一個人的戰爭”，也是多個人的。我好像重回戰場，跟眾多的戰友們一起，犧牲了的和沒有犧牲的，在一起，重新再經歷一次。《平原烈火》與其說是小說，還不如說是報告文學。除了人名地名是虛構的之外，別的也用不著虛構。戰爭就那麼殘酷，那麼多人，那麼多事，血與火，生與死，全擠在一起。我只是篩選，只是歸納。真的是身臨其境，外面“咚”的一聲，以為是炮擊﹔風刮動亂紙，以為是機槍﹔一隻麻雀朝著窗戶飛來，以為是流彈，身子猛一閃。有好多地方，我是流著淚寫的。好多人都犧牲了，十幾二十幾歲的年齡，多可惜。

隻用了兩個月，就把初稿寫出來了。

聞章：說一說《小兵張嘎》。好多人不知道，那麼純淨、陽光的作品，竟然是在您政治生命處在最低潮的時候寫出來的。鐵凝說，您用您的筆讓嘎子活了，而嘎子也讓您活了下去。你們是在一個非常時刻相互成全。

徐光耀：絕處逢生。張嘎是不幸中的幸運兒。其實，早就想寫《小兵張嘎》，一直在准備材料，但那時的名字不叫張嘎，而叫《劉故得兒》，在我們老家，說哪個人嘎，就說這人“故得兒”。我不是一個活潑的人，因此特別喜歡別人的活潑、嘎氣。當年趙縣有兩個小偵察員就非常機靈，印象深刻。《平原烈火》中有個瞪眼虎，活潑可愛，但寫到后來就沒了他的戲，沒有展開，怪可惜的。后來就想著專門寫他，於是有段時間集中准備這方面的材料，但是一直沒有時間動筆。

“反右”時我在劫難逃，“斗熟了”之后，讓繼續反省。我想不明白，一個從小忠心耿耿跟著黨的人，怎麼忽然就反黨了呢？我把黨反了還怎麼活呢？想到自己反黨，不說別人不能容忍，自己也不能容忍。但冤屈無處訴。絕望時，突然想到讀過一本蘇聯的《普通心理學》，上面有轉移法。大挫折面前，此法最有效。於是集中精力，寫《小兵張嘎》。

周圍人性惡劣，回憶起當年當八路時，生活雖然艱苦，但人性真好，八路軍與老百姓血濃於水。

聞章：您回想起無極那位老大娘，伏案大哭。

徐光耀：無限悲痛，難以抑制。參軍的那年冬天，部隊駐在無極縣七汲村。那天我得了感冒，高燒。早晨起來，別人都去跑操，我披著大衣坐在炕上留守。房東大娘見了，問：“怎麼了這是？”看我臉色通紅，忙爬上炕來，摸完手又摸頭。“哎喲，哎喲！這屋子一冬沒生火！”她拉起我要我到她屋裡去，“那邊炕熱，窗戶也嚴實。三頓飯跟我吃，晚上也別過來，就跟大娘鑽一個被窩兒……”本來我有點動心了，可一聽“跟大娘鑽一個被窩兒”，便嚇住了，墜著身子，死也不肯去。其實我才13歲，怕什麼呢。我越是不去，大娘越是急，終於滿臉淌淚，說是沒見過這麼犟的孩子。見她哭，我鼻子一酸，也跟著哭。她見我哭，更加抑制不住。最后，竟招致她老少一家齊集炕前，淚雨霏霏，陪著我哭了一大早。到出操的人回來，才勉強勸開。因我執意不肯到她屋裡去，大娘就抱來兩床棉被，替我圍在身上，又抱來柴火來燒炕，端來熱氣騰騰的山藥粥給我喝……

我回想起這個來了，聯系到眼前的處境，你說我能不哭嗎？嚎啕大哭，痛心不已。

聞章：《小兵張嘎》，是先寫小說，還是電影劇本？

徐光耀：先寫的劇本。寫著寫著，遇到坎坷，就來寫小說。就這樣小說、電影劇本交叉著寫。1958年1月23日動筆，一個月之后，劇本和小說都寫出來了。

聞章：也不發表？

徐光耀：想也不敢想。已經是戴罪之身，幾個月后就定性為右派了。發表是幾年之后的事了，經過在保定農場勞動改造，摘了右派帽子，成為了摘帽右派，在保定文聯當一般干部。1961年，文藝政策有所鬆動，這時《河北文藝》的張慶田到保定來組稿，把稿子要走了，隨后就在《河北文藝》上發表了出來。很快，中國少兒出版社出了單行本。

聞章：拍電影更靠后？

徐光耀：是的。小說出版后，就想到了電影劇本。給誰拍呢？正好嚴寄洲在保定拍《野火春風斗古城》，黃冑在保定給梁斌的《紅旗譜》畫插圖。我去看黃冑時，遇到嚴寄洲，我跟嚴也認識，就把劇本給了他。他提出修改，修改不怕，但是他的修改意見我實在不能接受，於是把劇本又要了回來。這時想到崔嵬，把劇本寄給他了。在華北聯大時，我和崔嵬是同事。1963年，電影拍出來了。

聞章：《小兵張嘎》是真好，小說和電影，各有各的好，但純淨是共同的。

徐光耀：看來人就得傻些才好。我當時，沒有別的想法，生死兩不能，寵辱皆忘，隻剩下純真了。嘎子也純真，一心為奶奶報仇。也許是兩者的心境在這時候合一了……

聞章：成了生命統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確，您說得對，人就得傻，就得制心一處，如果有名利之想，或者想依附點什麼，人不單純了，作品也就難單純了，人不深刻了，作品也就難深刻了。

抗日是您的生命情結之一，一個人的成長期全部在戰爭中度過，必然會對心靈造成非常重要的影響。因此對您來說，抗戰題材是個永遠挖掘不盡的東西。因此雖然有了《平原烈火》和《小兵張嘎》，但是，您肯定不滿足。您不是不想寫，而是沒有機會。

徐光耀：是這樣。抗戰對我影響最深刻，一生忘不掉的就是抗戰，再就是反右。這兩件事構成了我的一生，曲折了我的一生，也成就了我的一生。因此我感念。

《平原烈火》是個不成熟的作品，隻有激情，文學上不能說有多高。那裡頭干貨多，好多是原材料。要想寫好抗戰題材，就得消化它，升華它。因此《平原烈火》之后，更多的是學習。先是上中央文學講習所，又上朝鮮戰場，緊接著又到老家搞了三年的合作化運動，都是全身心投入。那是個風風火火、激情澎湃的年代，更多的考慮是反映現實，跟上時代。到后來就反右了，就“文革”了，大動蕩，大浩劫，沒有機會寫作了。即便寫也不是那麼回事了。隻有到了新時期，改革開放，才有了重新回顧抗戰的機會。

聞章：於是有了《望日蓮》《四百生靈》《冷暖災星》《殺人布告》等一系列抗戰作品。這時候的作品，跟原來的作品相比，在哪方面有變化？是怎麼想的？

徐光耀：《望日蓮》是1976年冬天構思的，1977年春天寫成。緊接著又寫了《“心理學家”的失算》《“二龍堂”看戲》，也是關於抗戰的。這些隻能算是報春的花朵。稍有閑暇，腦子裡還是抗戰。有些東西磨滅不掉，或者說歷久彌新。有了文學上創新的自覺，是在幾年之后。這時我已經到了省文聯，文學創作在全國來說，也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好多的新觀念、新寫法在沖擊著文壇。河北也一樣，涌現出了一批新潮作家，如鐵凝、賈大山、馮敬蘭、何玉茹、梅潔、楊顯惠、湯吉夫等，對我來說，是“病樹前頭萬木春”，這些作品讓我欣喜，也沖擊著我。我也不甘示弱，那時我也不老。因此我也開始探索，寫出了《柏樹林中的香火》《殺人布告》《跳崖壯士》《我的第一個未婚妻》等一系列作品，《四百生靈》《冷暖災星》也是在這時候寫出來的，《冷暖災星》和《望日蓮》還改編成了電影。這也應該說是我文學上的第二青春，但我並不滿意。我覺得我不如年輕人寫得好。我的那些生活，若是讓年輕人來寫，肯定能寫出好多更好的作品來。那時我真心跟年輕人學，把我的作品讓他們看，讓他們提意見。鐵凝等人也願意幫助我，給我提出很好的意見和建議，他們都鼓勵我這個老頭兒。我也收獲了不少，我知道了文學上的教育意義不該是直白的，而是象征的隱喻的，文學應該把生活中的多義性表現出來，所謂生活，就是生機勃勃的，是活的，是深刻和深厚的。我必須打破固有的思維定式，從作品的單一的指向性中解放出來。我也學著從生命本身、從人性本身看問題，盡量在生活中提煉出更深一些的東西。除了跟年輕人學之外，我還讀孫犁。孫犁的思維一直是文學的，是人性的。

聞章：文學評論家閻綱曾經講過：學孫犁學得最好的是徐光耀，我覺得他看得很准。

徐光耀：我不敢說我學得最好，但我是真心學。我是真心喜歡他，他的人，他的作品。他也寫抗戰，也寫血與火，但是他寫得美，殘酷中充滿著人性之美，因此他的作品能夠流傳。

我真心學，也沒學好。美沒學來，但我學得了一個“真”字。我敢說我的作品是真心之作。

聞章：美也有，《小兵張嘎》多美！《戰地拾零》多美！《柏樹林中的香火》多美！真是美的靈魂，沒有真就沒有美。可惜《戰地拾零》沒有接著寫下去。

徐光耀：寫不動了。我有大遺憾，一是抗戰長篇小說《將軍向我們走來》，准備了好多材料，曠伏兆多年的日記我都看了，多次動筆，但多次因故輟筆，到底沒能寫出來﹔二是《戰地拾零》，一小段一小段的，好多人讀了都說好。還有好多，但好像寫不動了。

聞章：該說您的日記了。2013年7月開始整理，2015年7月出書，兩年時間大事告竣。

徐光耀：那還不是你和海波等人的功勞？

聞章：是海波和他的團隊，我不過是中間連接。我說過，這個事情是真心與真心的對接。這對我們來說，其實是個機會，是個學習和提升的機會。都說有准備的人有機會，我說真誠的人有機會。上蒼總是眷顧真誠的人。通過這次整理日記，我收獲了很多。您的態度讓我感動，團隊的態度也讓我感動。其實中間，我曾一度不想弄了，您是大家的偶像式的人物，把您的私密都暴露出來，對您是個傷害。

徐光耀：對我能傷害到什麼？說到傷害，應該說是我傷害到不少人。我的脾氣不好，再加上年輕，在成長階段，無論眼界還是心胸，都不夠寬闊，因此免不了發牢騷，甚至背后罵人。這些我想掩蓋也掩蓋不了，即使掩蓋了也沒有用。我隻有暴露出來，讓大家知道我當初就是這個樣子，有好多狹隘，好多私心，把它亮出來，借此就算是對被傷害者的一種道歉。其實，我不光對別人有意見，我對自己最有意見，我最大的牢騷常常發給自己，我之所以進步慢，是因為自己給自己設障礙。

聞章：這次整理的日記是從1944年到1982年的，可惜的是再早的日記弄丟了。最早的日記是1940年開始的嗎？

徐光耀：應該是，反正很早。但不會記，就是流水賬，司令員王先臣看了我的日記，還笑呢，說這小鬼連買花生花了三毛錢這樣的事都記。

聞章：那天翻了翻出版了的您的日記，感覺還是好。真的如好多人說的，有很珍貴的史料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應該說是一個寶庫，八寶箱那樣的。39年的日記，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解放后歷次運動到改革開放，是對中國幾十年歷史的一個真實記錄，很私密，因私密而真切，因真切而深刻。是個人的心靈史，但也折射著民族史、社會史。

徐光耀：只是真，蕪雜得很，當初隨手記下，本不想讓人看的，不想卻公開了。是好是壞，隻好任人評說了。

聞章：“自古知兵非好戰”，英雄也不好戰，好戰的不是英雄，英雄是不得已。像您這樣經歷過抗擊日寇的戰士，都應該得到世人的尊重，你們都是英雄。

徐光耀：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差不多都已經死在疆場。能苟活下來，已經是萬幸。但我是一個老戰士，對於抗戰，我有著戰士情懷和生死情結。戰爭讓那麼多戰士死在疆場，活下來的人有責任，有義務，來傳揚他們英勇的抗戰精神，他們是秉承民族大義的人，為救亡而死，是民族英雄。特別是我成了作家，就有責任讓他們活在書上，活在后人的心中。

聞章：現在也有好多人在寫抗戰，出了一些書和影視作品，您對這些作品怎麼評價？怎樣才能產生經典性的作品？

徐光耀：我看過一些，但不多，看不下去。有些作品是太輕率、太假了，把一場殘酷的戰爭游戲化了，當成了兒戲，很不嚴肅，誤人不淺。若想寫好抗戰作品，就必須真實地反映那場戰爭，佔有第一手材料，站在人類和人性的高度上，來思考這場戰爭，升華出讓人類覺醒的意義，來告知世人：戰爭是個可詛咒的怪物，一定要記住這段歷史，記住殺戮給人類帶來的慘痛，記住為生存而戰的民族精魂，從而開啟出人的大愛之心，從而聳立民族精神，從而永葆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