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9日，盧溝橋炮響后的第21天，北平淪陷。城中的120萬中國人，面臨國破家亡、走投無路的慘痛現實。
一夜之間，北平由一座美麗可愛的城市變成人間地獄。作家沈從文出門探聽消息，遇到一位老警官：“先生，快回家去，不要再上街了。我們打了敗仗，軍隊全退出城了。”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北平淪陷前一日，千裡之外的上海，蔡元培、薩空了、王芸生、鄭振鐸、茅盾、趙朴初、張天翼、巴金、歐陽予倩等一批著名文化人士，成立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文化救亡協會，時任文化救亡協會宣傳部長的胡愈之等人在成立宣言中呼喊：“上文化戰線，喚醒同胞，組織同胞，共同為抗敵救國而奮斗！”
書生，迎向炮火就是戰士。
紙筆，浸透鮮血鑄造刀槍。
又當投筆請纓時
“氣節”在中國文化中是個大詞。重氣節，輕生死，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DNA。屈原、顏真卿、文天祥、史可法……每一個熠熠生輝的名字都浸滿這個信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進入20世紀以后，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伴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部分中國人接受西方新式教育，同時又繼承了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氣節，形成了現代知識分子陣營。
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貧窮落后的舊中國，絕大多數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都期望民族復興與強大，毫不吝嗇於作出個人犧牲。盡管，在價值觀和學術藝術追求方面，他們有各種差別。但他們代表了民族的良知。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強佔中國東北。國破家安在？政治敏感、愛國心切、滿腔熱血的青年知識分子奮起反抗。僅3天后，一批在北平讀書的東北學生成立了“敢死隊”，決心以身報國。更多的青年學子義憤填膺，集會游行，發表通電，建立抗日團體，組織義勇軍，強烈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武裝民眾，出兵收復失地。
一時間，記者們冒著敵人呼嘯的槍彈，進行火線採訪，把敵人的殘暴和我軍將領的英勇用文字和圖片傳遞全國﹔音樂家們用歌聲鼓舞民眾、組織民眾，“一曲《黃河大合唱》，抵過了十萬毛瑟槍”，《義勇軍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后關頭》《大刀進行曲》《中華民族不會亡》等振奮人心的歌曲唱響大江南北，流傳全中國﹔喚醒廣大民眾最有效的武器，還有電影與戲劇，《風雲兒女》《中國海的怒吼》《八百壯士》《盧溝橋之戰》《塞上風雲》《屈原》《虎符》，極大地喚起了民眾頑強斗爭的意志和抗戰不屈的決心。
中國共產黨展現的全民族抗戰、共御外侮的立場，有力地吸引著渴望報國的知識分子。數以萬計的年輕人奔赴延安，在革命熔爐中經過歷練和熏陶，又分赴抗戰前線。他們如星星之火，點燃民眾的希望，他們的聲音匯合在群眾的吶喊之中：“打日本，救中國！”
（二）
“欲滅一國，必先滅其文化”。
1932年1月29日，“一·二八”事變的第二天上午，日本侵略者的飛機到上海，在商務印書館的上空投下炸彈。硝煙中，商務印書館中的存書、油墨、紙張付之一炬，閘北區上空飄蕩的紙灰四天都未散盡，恰如挽歌繞梁。
當時的商務印書館對國人意味著什麼？冰心說：“我啟蒙的第一本書就是商務印書館線裝的《國文教科書》第一冊。”翻譯家楊憲益說，商務印書館是他青少年時代供給他精神食糧的最大恩師。
炸毀這樣一座知識殿堂，對日本侵略者來說是處心積慮之舉。據國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戰勝利后的統計，“我國戰時被劫之公私文物，標明有據者計有書籍、字畫、碑帖、古物、儀器、標本、地圖、藝術品、雜件等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跡741處”，更有北京人頭蓋骨這樣的稀世珍寶下落不明，損失難以估量。
1932年，與商務印書館同時被轟炸和摧毀的還有同濟大學、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大夏大學、東吳大學等幾所上海最知名的高校。5年后，日本侵略者變本加厲，中國更多的大學、中學罹難。據統計，在戰爭中，侵略者造成關內129470所初等學校、1926所中等學校和110所職業學校在戰火中停辦，近千萬學生失學。
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文化滅絕的過程，也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戰火中奮起保護、延續民族文化的過程。焚書炸館，而中華文脈不絕。
1937年8月13日夜，日軍進犯上海，在一陣緊過一陣的槍聲中，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領導人之一、著名作家鄭振鐸心裡想的仍然是“該怎樣盡力於這個大的生死存亡的民族戰”，他立下宏願，“要在最艱苦的時代擔負起保護民族文化”的重任。他以個人之力，搶救購買了很多因戰亂而流失的珍貴圖書，在異常艱難的環境中轉移保護民族文化瑰寶。
抗戰勝利13年后，他在《光明日報》撰文寫道：“假如有人問我：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說：為了搶救並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獻。”
這是何等悲壯的長途遷徙。故宮博物院上萬箱文物藏品向大后方輾轉押運﹔浙江大學在顛沛流離中將極其珍貴的218箱文淵閣《四庫全書》設法安全轉移……中國知識分子以組織或者個人的力量，竭力保護中華文物古跡，其驚心動魄的程度絲毫不亞於軍事戰場上的炮火硝煙。
（三）
為了在戰爭的浩劫中保存中國教育文化的命脈，眾多高校進行了空前的大搬遷。這場中國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東向西的大轉移持續了八年之久，遷移累計300多次，被稱為中國教育史上的長征。
被迫的文化遷徙，也造成了空前的文化流動。貧困的中國西部增加了文化巨匠的身影，增加了琅琅書聲。
1937年秋，北大、清華、南開南遷，組建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西遷昆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今天的雲南師范大學，還保留著一間西南聯大的教室，由著名的建筑學家梁思成三易其稿而建成。教室屋頂一開始由茅草搭就，不久換上鐵皮。每逢下雨，雨滴打在鐵皮上嘭嘭作響。這樣的教室中，站在講台上的是馮友蘭、華羅庚、吳大猷等著名學者，在下面專心聽講的則有楊振寧、李政道等未來的大家。
抗戰中的西南聯大，成就豐沛。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貢獻了157位兩院院士，師生中的大多數人為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
美國研究者易杜強說：“我特別欽佩西南聯大人在政治、經濟壓力下仍然能夠堅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學術自由……它不僅是中國大學最鮮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
浙江大學是抗戰時期內遷國立各大學中遷校次數最多的大學之一，自天目山、建德，至吉安、泰和，再至宜山、遵義、嵋潭和勇興。荊棘西遷路，不屈勇者心。迢迢途程中，校長竺可楨痛失愛妻愛子，卻在流離顛沛中護住了兩千箱圖書儀器，更將浙江大學由一所地方性學校建設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一流大學﹔一向避世的國學大師馬一浮打破“生平杜門”“未嘗聚講”的守則，出山開壇授業﹔遺產學家談家楨更言，在學術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西遷路上那所土房子裡完成的。
陳寅恪、梁思成、王淦昌、華羅庚……這些名字的背后，是戰火中執著探索的目光，是正義必勝的信念，是愛國愛民的情懷。
危難中的民族就是這樣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血脈。
四萬萬人齊蹈厲
抗戰，在中國大地上烙下一個個瘡疤：北平與南京，洛陽與襄陽，徐州與廣州，處處丘墟，俱聞國殤。
抗戰又不止於此。平壤與仰光，新加坡與珍珠港，蘇門答臘與澳大利亞，烽火連天，狼煙遍地。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相連，中國不僅為一己的民族存亡而戰，亦為人類文明的存續而戰。
（一）
1938年的延安，窯洞中傳來筆尖劃紙的沙沙聲。當印刷機隆隆開動之后，全國人民都讀到了這樣的句子：“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數萬言的《論持久戰》，在滿目瘡痍的中國，既是一隻指南針，又是一劑強心針。《論持久戰》甫一發表，即走出了被重重包圍的根據地，超越了中國本土的傳播范圍。《論持久戰》成為在重慶的國民黨軍政大員討論的課題﹔美國將軍史迪威稱贊這是“一本絕妙的教科書”﹔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評價這是“一本劃時代的著作”﹔日本教授近藤邦康公開宣稱：“我很佩服《論持久戰》。日本被中國打敗是當然的，這樣的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沒有。”
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不僅在於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了戰爭的洪流，更在於中國思考、中國智慧對世界文明的豐富與啟迪。東方政治家以超人的氣魄和膽識，謀劃今日，指引未來，其思想結晶不僅成為照亮中華民族解放漫漫征程的火把，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理論寶庫中奪目的明珠。放眼中國戰場、太平洋戰場，放眼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場，其戰爭進程與毛澤東同志集中全黨智慧寫就的《論持久戰》的論述完全吻合。
與戰略思想的宏大論述相比，中國知識分子在局部戰術上的貢獻同樣不可磨滅。池步洲、溫毓慶、閻寶航……一串串閃光的名字，永遠銘刻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功勛簿上。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國軍隊破譯了大量日軍密電，其中包括日本將攻擊美國珍珠港、德國將全面進攻蘇聯以及日本關東軍的調動等重要情報。
在諾曼底登陸的濤聲中，夾雜著中國海軍的怒吼﹔在滇緬交界的叢林裡，回響著中國學生軍馳援英軍的腳步聲﹔在被稱為“死亡生命線”的“駝峰航線”，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8萬多次穿梭往返於喜馬拉雅山的上空，和美軍共計運送戰略物資85萬噸、戰斗人員33477人。1945年7月6日，他們中的16人作為軍事翻譯員被美國總統授予銅質自由勛章。在廣闊的中國戰場，中國軍民拖住百萬日寇，讓邪惡的法西斯軸心始終不能形成合力，為正義力量獲得最后的勝利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寫下了彪炳千秋的不朽詩篇。
（二）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這個理想在抗日戰爭的炮火中反復錘煉，成為中國人民向往和平和堅持正義的信念。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在隨后進行的東京審判中，17名法律專家組成的中國代表團為民族尊嚴和國際正義進行了特殊的戰斗。
“對這些戰犯必予嚴懲，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萬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國人之托，定將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戰爭元凶逃脫法網！”中國方面首席法官梅汝璈立誓。
818次開庭，419名証人出庭作証，4336份証據，1231頁判決書。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鬆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武藤章7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被判死刑。
梅汝璈說：“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直到今天，中國知識分子仍在梳理那次戰爭的根源，復原歷史真相，駁斥日本軍國主義余孽，捍衛真理、正義和正常的戰后國際秩序。
《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日本侵華圖志》《抗戰家書》《南渡北歸》《外國記者眼中的抗日戰爭》《東京審判》等圖書文獻不斷出版。1938年，郭沫若曾在全面抗戰數月之后指出：“我們相信，凡是中華民族的兒女，必然會感受著無限的悲憤而愈加勉勵。我們要為死難及受害的同胞們致哀，要向同情於我們的國際友人們致敬，而同時要倍加覺悟著自己的責任，要把保衛祖國、保衛人類、保衛文化的使命，徹底地完成。”
當年的誡勉依然回響，我們仍在為這個偉大的使命而努力。
我以我血薦軒轅
（一）
隻有人站起來，民族才會站起來。
辛丑一役中，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城，一群一群的中國人站立兩側，揣手圍觀。“九一八”事變后，數十萬東北人民自行組織了抗日武裝義勇軍，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抗日浪潮縱貫中國。
甲午戰爭中，日本戰時刊物《日清戰爭實記》這樣打量自己的對手：“有將軍攜帶妓女的，有打著蝙蝠傘的，有帶著鳥籠的……千差萬別、千奇百怪。”
抗日戰爭中，目睹楊靖宇將軍犧牲的岸谷隆一郎幾年后自殺，並在遺囑中這樣寫道：“中國擁有楊靖宇這樣的鐵血軍人，一定不會亡。”
1914年，日本人內藤湖南在《支那論》裡形容中國人：“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沒有感覺，仍能繼續活著。”1940年，全民皆兵、全民參戰的景象震驚了華北的侵略者，日本第一軍參謀朝枝繁春回憶百團大戰時說：“共黨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
不過幾十年，一個民族已經鳳凰涅槃，一個民族的精神已經淬火再生。
（二）
這是擁有人類古老文明的國度，卻是在這場亡國滅種的危機裡，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四萬萬同胞之間，由親緣認同、鄉土認同，轉向了對全體中國人命運共同體的認同。
這是曾經有過近悅遠來傳統的國度，卻是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贏得了近代第一次抗擊外敵入侵的勝利。在經歷了一百年閉關鎖國、二百年內憂外患之后，重新走入世界歷史。
這是擁有河漢燦爛文化的國度，卻在這場浩劫中，深刻地理解到什麼是欲亡其國、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先滅其文化。抗戰解答了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同樣解答了近代化以來中國文化往何處去的困惑。
這是擁有龐大知識群體、文化階層的國度，卻是在這場民族抗戰中，完成了知識階層從傳統士大夫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轉變。“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苟利國家生死以”的氣概，拓展成為追求民族獨立與解放、追求強國之夢的共同理想。
這是在短短一個世紀中經歷了運動與起義、改良與變法、共和與制憲、割據與混戰的國度，卻在這場生死浩劫中，最終找到了民族解放的道路和旗幟。中國共產黨被歷史選擇，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道路為中華民族開啟了新程。
這是曾有著數千載民族傳承的國度，卻在民族危機的頂點，重新鍛造了自己的民族精神，重新找到了民族復興的起點。
（三）
70年過去了，我們仍在頻頻回望——
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為什麼能作出那樣的抉擇？他們的心路歷程，是走過歷史的腳印，也是今天回應現實的思考。
家國情懷始終貫穿中國知識分子的血脈。越是國難當頭，他們就越堅定，越忘我，越踴躍。近現代以來，一方是迅猛崛起的西方列強，一方卻是積貧積弱的中國。當中國知識分子用世界眼光審視自己的家園時，不得不痛心地承認落后的現實。民族、國家就是眼前的同胞，就是面對強敵的自己，就是戰火中已成瓦礫的家。此時，他們不得不拋棄“致君堯舜”的夢想，不得不放下“學而優則仕”的利己主義，不得不停下杏花疏影裡的徹夜笛聲，不得不守護他們最后的精神家園。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從那時蘇醒，他們終於成為國家利益、民族精神的書寫者。復興中華民族之夢，從那時開始，益發迫切。
數十所大學的南遷西進，不計其數的文物流轉搬遷，數不清的知識分子輾轉流離，中國文化空前地接近民眾，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空前的宏大深遠。知識與民眾相結合，理想與現實相碰撞，中國知識分子孜孜求索。悠久的傳統文化浸潤與西方話語體系框架的修正，在現實面前都顯得力不從心。他們不得不再去探索，尋找救亡復興的大道。最終，他們選擇了延安，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正式開啟，涓涓細流，終成江海。歷史証明，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人民的選擇是正確的。
面對烽火，中國知識分子或舍生取義投身戰斗，或堅守書桌殫精竭慮，或傳道授業培育后學。他們以各自的方式擔道義，著文章，為國盡忠，為民族盡責。他們堅信中華民族必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必有科技發展民富國強的一天。他們還暢想烽煙之后，百廢俱興，文化發展，再無鄙倍之詞，全付清雅之調。正是這堅定的信仰與忘我的堅守，中國大地烽火滿天而弦歌不絕，中華民族如精衛填海志不可奪。
回望，讓我們有背靠歷史的底氣，更讓我們有面向未來的勇氣。正如習近平同志去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偉大的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永遠是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
歷史無法重來，未來可以開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