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遠平
抗戰初期負責關中地區的中共關中特委領導同志合影，右三為特委書記習仲勛。
習仲勛生平簡介
1913年-2002年，陝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主要創建者之一，曾任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職。
抗日戰爭期間，歷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兼警備旅政委、綏德地委書記兼警備司令部政委、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組部副部長、西北局書記、西北野戰軍副政委、西北軍區政委等職。
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等職。1965年9月起任洛陽礦山機器廠副廠長。“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4月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
中共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八屆、十一屆（十一屆三中全會增補）、十二屆中央委員，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一屆（十一屆六中全會增補）、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
永遠的國歌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我的父親母親，是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從抗日戰爭歲月走過來的一代人，對於《義勇軍進行曲》比我們有著更多刻骨銘心的記憶。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屆一次會議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十年動亂，國歌歌詞也幾經沉浮，1978年還為國歌進行重新填詞，並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通過了新的國歌。但修改后的歌詞終歸不能獲得大多數中國人的認同，不斷有全國人大代表提案反對新填寫的歌詞，他們提案建議恢復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我父親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同時還是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從一開始就十分支持恢復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在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上，由我父親主持大會表決通過了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就有廢除重新填詞的國歌，恢復將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從此，這首誕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抗日救亡歌曲，重新響徹五湖四海、神州大地。
“落腳點”與“出發點”
中央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一直在尋找新的落腳點。從現在已經披露的文獻看，這個落腳點至少改變過七八次。俄界會議時，中央還不了解陝甘根據地情況，對前途作了並不樂觀的預測。翻過岷山到達甘南的哈達鋪，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從《大公報》上看到陝北紅軍的消息，喜出望外，這才確定“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毛澤東一路上看到不少由陝甘邊蘇維埃軍委主席劉志丹和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簽發的布告和標語，對此留下很深印象。后來才知道陝甘抗日根據地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碩果僅存的一個根據地。事后毛澤東在保安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見到我父親時，還是有些驚訝，他沒想到我父親原來這麼年輕。
這是我父親第一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這次會議對他影響很深。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主題是討論目前形勢和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三次發言，強調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隻有共產黨有力量來領導，但是這樣的領導還是要爭取”。張聞天所作的《目前政治形勢與一年來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了關於聯蔣抗日的發言，都給我父親留下深刻印象，並促使他思考許多重大的政治問題。
會議結束后，張聞天找我父親談話，讓他重返關中擔任關中特委書記。因為就在我父親隨軍西征期間，關中根據地損失殆盡。我父親重回關中后，僅用幾個月就將關中蘇區完全恢復，根據地的范圍也擴大了許多。西安事變后，紅軍為了支持張學良、楊虎城的行動，主力大部開赴關中，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就設在關中的雲陽鎮。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鄧小平伯伯，在淳化縣桃渠園村與我父親在一個院子裡住了好幾個月。
“七七”盧溝橋事變后，國共第二次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在西北的紅軍主力在關中的涇陽縣雲陽鎮舉行誓師大會，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以后又改為第十八集團軍），下轄115師、120師、129師。與此同時，陝甘寧邊區政府也得到國民政府承認，成為抗戰時國民政府下轄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所以，幾十年后，當我父親主政廣東時向小平伯伯匯報想在深圳、珠海創辦出口加工區的想法，對起什麼名字表示為難時，小平伯伯幾乎是脫口而出：就叫特區吧，當年那個陝甘寧邊區不就是特區嘛！
1937年7月初，紅軍前線總指揮部發布命令，要求關中特委選派干部戰士加入紅二方面軍。我父親接到命令后，緊急動員，從關中各部隊和游擊隊中挑選了五百多名優秀的干部戰士，組成一個補充團，由我父親的老戰友、關中分區司令員郭炳坤叔叔親自帶隊，將關中優秀的子弟兵編入賀龍伯伯的部隊，這時候紅軍總指揮部已經發布命令，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軍的三個師，都是從關中地區開赴抗日前線的。在解放戰爭時期，我父親與彭德懷伯伯、賀龍伯伯這兩位他尊敬的師長和戰友共同馳騁在西北戰場，他們對八路軍剛成立時在關中的歲月記憶深刻，許多年后，賀龍伯伯還對富平的鍋盔和石子饃贊不絕口。
為延安把守南北大門
抗戰初期，許多淪陷區和國統區的熱血青年，都十分向往他們心中的革命聖地延安。關中地區是他們從西安往延安的重要通道之一。我父親對經過關中前往延安的進步青年十分關照，在沿途布置各級黨組織和地方政府提供各種便利，為他們解決食宿困難。
國民黨頑固派當時在關中地區制造的摩擦事件不斷，特別是“旬邑事件”曾經震驚全國。當時，關中各部隊情緒激動，紛紛要求參戰攻打旬邑縣城。我父親本來在延安開會，旬邑事件發生后迅速趕回關中，一方面向上級報告真實情況，按中央的指示精神維護抗日大局，爭取和平解決這一事件，另一方面耐心做部隊和群眾的工作，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我父親還致信國民黨保九團團長尤奉山，要求他以民族利益和團結抗日為重，奉勸他明察實情，懸崖勒馬。尤奉山看信后深有感悟，回信給我父親說：作為中國軍人在民族存亡之際，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實在慚愧。但我可以保証，在我的防區，絕不再向貴區前進一步。
八路軍留守兵團蕭勁光司令根據我父親的報告，經中央同意，向陝西省主席蔣鼎文和蔣介石致電抗議，國統區報刊也報道了此事件，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派人解決。父親在中央領導下妥善解決旬邑事件引發的危機，受到中央的表揚。
1942年，我父親參加延安整風和西北高干會議期間，毛澤東親筆為父親和一批陝甘寧邊區受獎的干部題詞，給我父親的題詞是：“黨的利益在第一位”。會后，毛主席親自找他談話，讓他到綏德去工作。我父親隨即被任命為綏德地委書記兼警備司令部政委，又擔負起為延安把守北大門的重任。
2000年，受我父親之托，母親帶著我們姐弟幾人重訪陝甘寧革命老區，重訪了當年在大生產運動遠近聞名的綏德郝家橋村。這個村庄是我母親當年工作過的地方，也是我父親在大生產運動中樹立的一個典型。曾任綏德行署專員的楊和亭伯伯曾經回憶說，我父親領導綏德大生產運動時，不僅層層動員，而且身體力行，有時一邊找干部談話，一邊還親自動手紡線。一個大老爺們坐在紡車前紡線，這情景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滑稽，可在當年陝甘寧邊區，從朱老總到周恩來伯伯、任弼時伯伯，人人參加大生產運動，大家都動手紡過線。
投身抗戰的革命之家
早在抗戰前，我父親就把自己的親弟弟習仲愷和表弟柴國棟等帶到紅軍隊伍裡。抗戰爆發后，叔叔習仲愷和表叔柴國棟等多名親屬，又在我父親引導下參加了八路軍。
我的母親齊心15歲在山西抗大一分校入黨，后來到延安抗大總校學習工作。在抗日烽火中與我父親從相識到相知，最終結成了革命伴侶。
“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我母親在她的大姐齊雲姨姨帶領下逃出日軍佔領的北平，輾轉來到山西，在齊雲姨姨的鼓勵下投身抗戰的洪流。看見兩位姐姐都參加了革命，我的舅舅齊銳新也不願繼續求學，與我的外祖母鄧耀珍一起投奔太行山抗日根據地。母子四人參加抗戰，在當時的太行山抗日根據地被傳為佳話。當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來臨之際，遺憾的是當年參加過抗戰的老戰士已經不多了。我母親作為幸存的老戰士之一，能見証這一偉大的時刻，令人無比欣慰。
我常常在想，歷史是什麼？在我看來，歷史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積澱下來的真實記憶。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隻要中國人永遠不忘記那些苦難與輝煌的歷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不會遙遠。
作者介紹
習遠平
習仲勛同志之子。1956年11月生於北京，少年就讀於北京八一小學，“文革”開始后隨母親下放到河南西華黃泛區農場“五七干校”，中學在那裡度過。16歲回到北京，在北京服務機械廠當過工人，年年被廠裡評為先進生產者。1977年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洛陽外語學院，畢業后曾在軍隊、外貿以及政府單位工作過。曾任國際節能環保協會創始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