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僧人在嚴酷的戰爭面前，清醒地認識到唇亡齒寒，隻有與各民族人民緊緊地維系在一起，才能拯救祖國，最終拯救自己。”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喜饒尼瑪曾在《論戰時藏傳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動》一文中這樣寫道。
據《蒙藏旬刊》1931年第1期所載，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十三世達賴喇嘛駐京總代表、雍和宮堪布貢覺仲尼(原為西藏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僧人)及九世班禪駐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贊，西康諾那仁波切、貢嘎仁波切、鬆朋仁波切等藏傳佛教界高僧在南京發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
“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的成立對組織和號召藏族同胞進行抗日救亡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進一步激起他們真摯的愛國熱情和誓死抗戰的決心。”喜繞尼瑪說。
在牙含章先生所著《達賴喇嘛傳》中曾描述，1932年1月，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憤怒之余，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廟數十萬僧人同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祈誦經文。
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拉薩圓寂。西藏地方攝政熱振仁波切依照他的遺願繼續帶領西藏僧俗群眾，舉行了3次大規模的祈禱法會，進行唪我軍得勝之經，詛倭寇立滅之咒。
1932年后，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巡視上海、北平、察哈爾、綏遠、甘肅、青海等地，沿途除向僧俗群眾宣傳抗日救國、虔誦靖國消災大經公祈和平外，還慷慨解囊，捐助前線抗日將士，1937年10月28日，九世班禪捐贈醫藥費3萬元(銀元，下同)，並帶頭認購救國公債2萬元，同年11月8日，再次為賑濟前線傷員及難民，捐款2000元。
四川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周錫銀所著《為西藏和平解放而獻身的格達活佛》中所述，1936年3月，紅軍北上抗日經過四川甘孜地區作短暫停留時，五世格達仁波切便與紅軍結緣，開始竭力支援紅軍，征集大量糧秣、皮毛等補充紅軍吃穿，並將當地辣椒、青稞酒等拿來為紅軍御寒，並為紅軍作向導、作翻譯……還動員一大批青年踴躍參加紅軍。
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在圓寂前幾天，九世班禪即命人起草了一份漢藏合璧的《告西陲民眾書》，希望廣大同胞團結一心，鞏固后方，以完成抗日救國之大業。
1937年10月，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等為團結各族僧侶，專程到善財洞(寺)拜見主持五台山藏傳佛教事務的扎薩克大喇嘛羅桑巴桑，自此羅桑巴桑主動接近抗日干部，積極發動藏傳佛教同鄉進行抗日斗爭，團結藏傳佛教僧人抗日，並受到抗日政府的表彰。
抗戰期間，中國內地藏傳佛教僧人也進行著不同形式的抗日行動。1938年，五台山分別舉行抗日陣亡將士追悼會、慶賀平型關、忻口戰役勝利大會﹔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百余名五台山僧人參加了八路軍，其中包括菩薩頂等10處藏傳佛教寺廟僧人30余人。他們被編入晉察冀二分區四團，稱之為“僧人連”。
1939年5月，青海籍著名藏傳佛教高僧喜饒嘉措大師赴各大寺廟視察，號召僧俗民眾團結起來，共赴國難，撰寫了《白法螺的聲音》等宣傳抗日的文章，在此期間，藏族民眾捐獻羊皮襖達10萬件之多。
“藏傳佛教僧人的義舉，對於鼓舞人民抗日斗志，推動抗戰高潮進一步發展，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並進一步促進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與協作，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喜饒尼瑪說。(羅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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