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擋了日本將中國殖民地化的“進路”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值此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重新回顧和加深認識，很有意義。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民主革命過程中，始終堅定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特別是在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之后，面對其步步擴大侵華戰爭，中國共產黨最早發動並持續領導了中華民族的抗戰。正因為如此，戰敗前的日本侵略者一貫將中國共產黨視為死敵，妄圖將其扑滅，由此留下了大量相關記述。盡管這些資料中充斥侵略意識、多有污蔑中國抗戰言語，但所涉及的史實與當時日方的態度，在今天看來，反倒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作用的歷史見証，從反面使我們確信，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是經得起檢驗的歷史定論。

“九一八”事變后中共是東北抗戰的主要發動者和領導者

眾所周知，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持續14年的侵華戰爭的開端，直接導致東北三省淪陷，但中華民族的反抗運動也由此迅速高漲，特別是東北抗日力量的崛起，更是揭開了中國持久抗戰的序幕。那麼，究竟誰是東北抗戰的主要發動者和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關於這一歷史事實，已有多方面的論述，而當時日本侵略者的記述，也對此提供了確証。

1934年，日本外事協會編纂、出版了《滿洲帝國總覽》一書，其中第四章敘述“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抗戰情況，凸顯出中共起到發動和領導作用，其領導的軍隊是東北抗戰力量的中堅。內稱：

隨著“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抗日力量“蓬勃而起”，其數無慮幾十萬人。以地區而論，在遼寧有遼西、遼北一帶和三角地帶﹔在吉林、黑龍江，最突出的是東邊道地帶，以此為中心，在中東鐵路至中蘇邊境之間，有無數義勇軍、救國軍。而東邊道、農安的抗日力量是中共領導的，“在中蘇邊界的虎林、靠近哈爾濱的慶城，當時甚至出現了蘇區”。面對日偽軍警的殘酷鎮壓，抗日力量實行游擊戰，破壞鐵路與通信設施，襲擊重要建筑，擾亂敵人后方。而在蒙受很大損失后，就退到東邊道及北滿的山區……中共還將東北的抗戰與關內持續展開的反日運動緊密結合起來，動員東北抗戰軍民選出代表到上海出席反戰會議，促進抗日浪潮。即使在日本制造偽滿之后，中共滿洲省委“依然最主動、積極地領導滿洲的反日工作”，其指揮的“由工農兵組成的紅色游擊隊”在東北所有抗日武裝中“最為活躍”，在日偽眼中“惡性最大”。

日本在戰敗前，內務省警保局外事課為服務於對外防共和反共，辦有內部刊物《外事警察報》，刊載相關情報及對情報所作分析。1935年2月、3月，該刊第151號、152號連載《在滿洲國的中國共產黨狀況》，更集中地敘述了中共發動和領導東北抗戰的情況。該文回顧了中共在東北始於1925年的反對日本侵略斗爭歷程，稱：中共滿洲省委早在1928年，就發出《對時局的宣言》，號召“收回旅大、滿鐵及一切礦山森林”，“廢除與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將日本軍警驅逐出境”。“九一八”事變后，又迅速發動並持續領導了東北抗戰。

無獨有偶。1935年12月，日本侵華團體“大亞細亞日本青年聯盟”在其編纂、出版的《第一次滿洲研究團報告》中，又根據關東軍公布的資料，將東北抗戰誣為“惡性”而“不治的慢性病”，同時特別強調中共領導的軍隊在所有抗日力量中“最有組織”，明言“王道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戰尚未解決”，承認日本企望的所謂“掃滅”面臨著“嚴重性與困難性”。

“七七”事變爆發后，東北抗戰更為猛烈。日本殖民當局驚呼：這是由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所反映的“此次時局的影響”。日本外務省隨即根據駐東北各領事館提供的報告，制成了其所知1937年9月東北抗戰力量的統計表，其中顯示：在兵力總數23388人中，中共直接領導的軍隊有12427人，佔了大半。此后直到日本投降，眾所周知，東北各地抗戰的主體都是中共領導的抗日聯軍，其艱苦卓絕的戰斗歷程，即使在日本有關偽滿所謂“治安”之類的檔案中，記載也比比皆是。

中共廣泛發起、有力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中國近代以來反侵略史上，抗日戰爭以最大規模並取得最終勝利而具有最輝煌的歷史地位，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空前廣泛地動員起來，以持久抗戰打敗日本軍國主義，基礎條件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堅持。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極為仇視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實行破壞而緊盯其形成和發展的整個過程，留下了許多相關記載和議論。而在今天看來，這些資料倒是從反面証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者和領導者非中國共產黨莫屬。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個名叫波多野乾一的日本御用學者，為所謂“防衛赤化”而一直從事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研究”。他對中國的抗日浪潮極為敵視，尤其為“1935年夏以來中國展開的抗日運動與以往有質的不同”而“駭目”，1936年夏專程到上海進行“探究”，結論就是將抗日運動與共產運動等同起來，以“抗日人民戰線”來概括見聞。應該說，此人的感覺還是相當敏銳的。

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來說，關鍵環節是國共再次合作的實現，而1936年12月12日爆發的西安事變，則是實現國共再次合作的重要契機。當時正在圖謀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日本，得知西安事變爆發后，極為忌憚國共雙方由此接近、形成抗日統一戰線，故由軍方授意，讓日本最大報紙《讀賣新聞》等在12月17日發出叫囂：“日本以排擊共產主義為國是……在日中交涉中，將防共作為主要項目之一向中方提議，出於這種精神，對目前事態的激發隻能感到危懼”﹔西安方面“公言容共政策，欲使赤化勢力流入中國”，對此“日本不會坐視”。而日本之所以迅速作出這種反應，不僅是直接針對當時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共合作的態度，更是由於其看到了中共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對於西安事變的發生乃至於其后中國政治走勢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日本參謀本部在12月15日編印的秘密文件《西安事變前的陝甘紅軍》，就是証明。其中寫道：紅軍“絕不殺戮原東北軍俘虜，而是好言安慰后釋放，隨后對原東北軍宣傳‘紅軍不打東北軍，釋放所有俘虜’，‘紅軍同情東北軍失地、流浪各地，我們要團結一致以對外’，等等”，使東北軍消除對紅軍的敵視。在中日矛盾激化、青年激憤的形勢下，中共號召“不分黨派一致對外，展開我們的民族斗爭”，說出了人們的心裡話，而西安事變則“可說是由張學良下面赤化的下層軍官實行的”。鑒於中共體現出的“飛躍的優勢”，對今后的動向，“不容我們有片刻忽視”。但是，日本侵略者后來所看到的，卻是令其震撼的局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得到大眾全面贊成擁護”，“南京政權也不能無視”，在日軍挑起“七七”事變之后，國共兩黨“在抗日的大前提下毅然重新合作了”。日本滿鐵調查部稱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於1939年專門將“九一八”事變后中共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文獻譯編成書，以供日本各方研究。

歷史告訴人們，國共合作的成立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為擴展，強有力地推動了全面抗戰。但是，其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程卻很不平坦。究其根源，就在於國民黨內一些勢力消極抗戰乃至於抗戰立場動搖。而日本侵略者則一直寄希望於由這種狀況而達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在全面抗戰開始不久，日本國內有一種“相當流行的意見”，說是“驅使中國投入抗日戰爭是國共合作的結果，其背后站著的是共產黨分子，所以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不久必會發生分裂，國民政府內知日派分子將發動政變，國共必定會再次分裂”。“共產黨的政策全然沒有對日和平，和平終究是與共產黨的一切相反的。國共合作建立在徹底抗戰的基礎上”。所以，他們就把中共視為其瓦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使國民黨其他勢力對日“和平”（實為投降）的最大障礙，宣稱“和平就是反共”，並將國民黨反共、制造磨擦事件都歸結為要對日“和平”的表現。而日方這些言論恰好從反面証明：正是中國共產黨，以其堅定不移的抗戰立場，成為阻止國民黨動搖、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力量。

中共領導軍民展開持久、全面抗戰

關於這個問題，早在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所作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就已做了全面總結，后來我國學界很多史著也有翔實敘述。筆者在此隻提及所見抗戰期間日方的一些相關反映，以作為補充例証。

1、對於中共指導抗戰方針的反映

1939年，一位自稱“致力於滅共已有8年”、且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后到華北從事特務活動的日本人深田悠藏，在本國的改造社出版了一本《中國共產軍現狀》，指出：中共能適應中日矛盾激化、國內形勢劇變的狀況，並與共產國際發動的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戰線運動相呼應，在理論上從國內階級斗爭轉向對日抗爭、從反抗國民黨轉向國共再次合作，從而促成了舉國一致、各黨派團結的局面，“國共共同成為抗日戰爭的中心力量”。

1938年，日本滿鐵調查部編的《關於八路軍及新四軍的資料》，又對中共戰略方針的貫徹情況作了敘述，稱：中共領導的軍隊“相信持久戰絕對能打敗日本，且在迄今為止的戰斗中能從單純防御達到進攻或進攻防御，對抗戰前途具有自信。相對於國民黨軍隊將一個區域被日軍佔領視為中國領土的損失的想法，他們……認為這是民眾斗爭的開始……要與用現代武器充分武裝起來的日軍戰斗並取勝，隻能實行主動的游擊戰。所以，他們……將淪陷區改稱游擊區，為動員淪陷區內的民眾參戰，而更為積極地行動著”。對於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持久戰方針，日本侵略者極為敵視，身為大將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寫道：立足於四川盆地的重慶政府，對於日本來說已不足為慮，但是共產黨的力量卻延伸到中國四百余州，一舉手一投足都極為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命運，無論何時都主張對日抗戰，阻擋了日本將中國殖民地化的“進路”，因而成了所謂“東亞新秩序”的頭號大敵。此外，日本在華特務機關也通過其報刊，對持久戰方針大肆詆毀。

到1944年，中華民族的持久抗戰歷經艱難曲折，已看到勝利的曙光，而中共中央又及時地提出了積極為大反攻做好准備的號召。對此，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參謀部視為政治攻勢，加緊研討所謂“剿共方針”，而在報告中論及中國抗戰歷程時，突出提到了“中共以毛澤東名義”提出的持久戰“三階段論”，不得不承認：“彼我抗爭的經緯與國際戰爭、政治局面的推移，大體上就是沿著上述階段過來的”﹔並且，“中共必然實施大反攻的概率很大”。這也不只是在華北的日軍高層的看法，當時日本的情報機構“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在同年編撰的《中共概說》中稱：“對於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后中共迅猛發展的步驟，大有注意的必要”。因此，該機構在這年專門編印了《毛澤東抗戰言論選集》，將《論持久戰》等5篇毛澤東著作全文譯出，以向當局“提供反映國共統一戰線、抗日中國動向的寶貴資料”。

2、對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戰的反映

始終敵視中國共產黨的日本侵略者，從南昌起義爆發至紅軍長征到陝北，對於中共領導的革命戰爭從未停止過窺探。因此，當陝甘寧與南方的紅軍分別於1937年8月、10月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時，就在日方激起了強烈反應，其相關情報活動也隨之大力展開。日方頗知八路軍裝備差，一些部隊“步槍數量隻有兵力數量的一半左右，自然他們普遍為缺乏彈藥所苦，彈藥補充幾乎都要自己去解決”，而“新四軍的裝備……較之八路軍還要差”。但是，日軍很快就領教到八路軍在華北“狂奔於對日游擊抗戰”，新四軍在華中也“通過游擊戰術對日徹底抗戰”。

1940年10月，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參謀部提出《對華北方面共產勢力的觀察》報告，稱：在國民黨一再明裡暗中施壓、阻礙的情況下，華北的八路軍和中共其他力量仍“在以相當快的速度增長”，且“隻要重慶方面想言和乃至有軟化抗戰意識的傾向時，總是馬上抨擊，以使其朝著抗戰的方向”。八路軍“在總體上編制微不足道，裝備也不良”，但“斗志旺盛，機動性大（能做到一天行程約40公裡、連續行軍一周），通曉地理地形，善於分散作戰”，“其高層干部是經過磨練之士，有過去十多年中一直苦斗的歷史，因而統御的才能相當可觀……能巧妙指揮、運用分散在廣闊區域的眾多小部隊”，“採用的戰法是所謂游擊戰，極為巧妙、頑強地進行少數人的機動游擊戰，成了我治安的最大之癌”。

對於新四軍，在其剛成立之時，日方即聲稱要保持高度“警戒”，因為在九江淪陷后，長江中下游的國民黨軍隊收縮了作戰區域，但新四軍“游擊作戰的主要目標是華中、特別是經濟中心上海”，在福建、廣東也有支隊。其后，在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的報告及總領館警察署編印的所謂《治安月報》中，新四軍在上海、浦東、金山、崇明、鬆江、川沙、南匯、太倉、昆山、常熟等地深入民眾，進行游擊戰爭的情況，就成了常有乃至於固定的內容。1942年，日軍登集團報告蘇北新四軍情況，指出其“依然苦於武器彈藥不足”，以至於在戰爭中“要著眼於使用刀矛”，但同時仍承認其為“優秀”之敵，“持續抗戰，強化根據地，為大反攻做准備”，盡管在1941年遭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但僅隔一年多時間，仍“顯出異常的發展”。以此推測未來，日軍如果拿不出新招、繼續依靠偽政權和偽軍，就無法阻止新四軍“隨處產卵增殖，並通過地下工作進行看不見的蠶食”。

3、對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廣泛動員民眾抗戰、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反映

在整個抗戰過程中，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堅信“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全力發動和組織民眾投入和支持抗戰﹔同時，為執行游擊戰爭的戰略任務以壯大自己、打敗日軍，而一貫致力於建立和鞏固抗日根據地。日本侵略者由此深陷人民戰爭的大海，步步走向失敗。而當時他們出於敵視立場和找對策的目的弄的一些材料，也有力反証了上述情況。

1938年10月，日本大本營即根據“最近的情報”稱：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致力於通過巧妙的政治宣傳工作擴大紅色地盤，同時增強共產兵力”，“他們的工作步步見效”，有很多“土民”等投入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使“其兵力趨於逐步增加”。而在華專門從事反共活動的日本特務深田悠藏，1939年在其書中說：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軍事行動之外，更重視政治行動，以掌握中國四億民心、將其組織起來”，因而“是可怕的敵人”。同年滿鐵調查部依據有關八路軍、新四軍情報編的書中也指出：八路軍出動以來，“隨處掀起民眾運動，積極組織人民自衛軍、游擊隊等，擾亂日軍后方，截擊交通兵站線，破壞新政府（指偽政權——引者），同時在非淪陷區域內努力建立抗日政權、建設根據地，以堅持長期抗戰”。新四軍 “對民眾的組織、武裝動員異常努力”，其戰地服務團在城鄉展開宣傳、教育和一切政治性活動，號召民眾抗日救國，組織抗日團體。同時，新四軍對日作戰，也是以根據地作為依托。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在十分艱險的環境下，領導軍民建立了眾多根據地，並在與野蠻殘酷的日軍反復搏斗中，使根據地不斷擴大、鞏固，為壯大抗日力量、打敗日本侵略創造了極為重要的條件。在此過程中，日方妄圖摧毀抗日根據地而竭力尋求對策，為此探究抗日根據地存在和發展的因由。而1944年日方情報機構的報告，便集中反映了他們的看法。該報告寫道：中共領導的根據地遍布於陝、甘、寧、晉、察、冀、魯、豫、蘇、皖、鄂、綏、浙、閩、瓊，分為基本根據地與游擊根據地兩種類型。這些根據地支撐八路軍、新四軍等堅持抗戰，同時還實行各方面建設。面對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廣泛存在及其全面而卓有成效的建設，報告作者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在中共影響下的邊區人口，估計總共約有1億”，而“六百萬黨員領導中國之日，大概就是中國‘赤化’之時了”。可以說，這是其對日本終將失敗、而中國共產黨則肩負著中國未來所做的一種惶恐無奈的預告。

（作者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