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雋 林海彬
2015年09月01日09:06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証人已經控訴完，翻譯還在傳譯，戰犯突然噗通跪倒，一邊痛哭一邊向著翻譯不斷磕頭認罪。”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對日戰犯的審判已經過去近60年，回憶起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親歷過此次審判的沈關生、王觀強和郭志文三位老人仍記憶猶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戰爭罪犯也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及亞、歐、美各受害國審判戰犯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也於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分別在沈陽、太原兩地對45名在押的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這是一次正義的審判，也是第一次在中國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外來干擾對外國侵略者進行的獨立審判。
“當時中央非常重視，毛主席親自指定讓賈潛老師來當這個審判庭的庭長。”當時27歲的沈關生擔任賈潛的秘書。“賈潛老師深感責任重大，一開始，他建議另選在國內外有聲望的人來當庭長。但周恩來總理對他說：‘你是毛主席考慮再三的人選。你受過高等法律教育，又有多年高級法院的工作經驗，在我國你就是有法律權威的人！’”沈關生說。
沒有刑事訴訟法可以參照，審判以怎樣的程序來進行呢？這成為擺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難題。“我們自己來研究。一稿二稿三稿，討論、修改了半天，賈老師還叫我去請我們學校的國際法專家李浩培來介紹國際經驗，大半年后，我們終於有了一個審判程序。”沈老翻開他保存了半個世紀、已經泛黃的《審理日本戰犯工作總結材料》，介紹起來如數家珍。
據沈關生回憶，由於當時正值抗美援朝，不便開展審判工作，就將這969名戰犯暫時關押在遼寧省撫順戰犯管理所。“剛到管理所的時候這些戰犯的敵對情緒很強，說‘我們是戰俘不是戰犯’。戰犯管理所一邊教育一邊感化，對他們吃飯也關心，看病也關心，甚至給他們治牙齒、裝假肢……經過5年的教育，他們的態度慢慢全變了。”
1956年6月9日，庭審的時刻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首先在沈陽對鈴木啟久等8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
“最終審判的隻有45人”，今年已經88歲高齡的王觀強時任特別軍事法庭書記員，他回憶說，這45人是從近千名戰犯中篩選出罪行特別嚴重的。“我們在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共審了36人，其他的在太原。36人裡有8人屬於軍事法庭審，都是警察、關東軍、憲兵隊、偽滿洲國、特務和731細菌部隊的戰犯，級別都是上將、中將。這些人都曾殘忍地殺害過中國人。”
燒殺搶掠無辜平民、使用生化武器、強征慰安婦……“溥儀也出來作証，他上庭第一句話就說：‘我是中國頭一號漢奸，今天在法庭上作証人是我為中國做的第一件好事。’”面對如山鐵証，面對920人的控訴，266人的檢舉，836個証人的指認，8名戰犯最終低頭認罪。那一幕場景一直印刻在沈關生的腦海裡：“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激辯不同，他們幾乎都跪地承認了自己的罪行，有的表示自己的罪行還不止這些。”時年24歲，擔任軍事法庭書記員的郭志文也對庭審場景記憶猶新。
經過3天休庭評議，法庭宣判：判處鈴木啟久等8名戰爭罪犯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二十年不等，刑期從1945年被關押算起。“這一寬大處理，讓戰犯十分意外，他們情緒非常激動。”沈關生說。
“除了這45名罪行嚴重的戰犯被起訴判刑，剩下的分三批釋放回日本了。”據沈關生回憶，釋放第一批戰犯的前一晚，撫順戰犯管理所還特地為他們准備了宴席送行，所長、教導員、指導員都來了。“結果他們沒有一人吃得下去，全都跪倒在地，泣不成聲地說‘是你們讓我們從鬼做回人’。”
釋放這三批戰犯時，中國政府還給他們准備了新衣服新鞋子，並給每人發放了50元人民幣。“要知道，當時中國人民的月工資也隻有幾塊錢，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戰犯能順利回國，不會餓肚子。”但是接下來的事情卻出乎了沈關生的意料。“到了天津，獲釋的戰犯自發地用錢買了花圈到天津抗日烈士陵園去祭奠在抗戰中犧牲的中國軍人，好多人還在中國買了《人民畫報》帶回去，向自己的家人講述在中國受到的人道主義待遇以及中國的發展變遷。”
“當年我也年輕，我也想不通為什麼要輕判這些日本戰犯。現在老了就明白了，抗日戰爭中我們死了3000多萬同胞，要是一命償一命光判死刑能抵償嗎？當年我們給他們悔過的機會，為的是希望今天他們能成為和平信使。”舊事重提，沈關生語調從容。
《 人民日報 》（ 2015年09月01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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