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南開學校教材《東北地理教本》面世，警示世人日本侵略我國東北之野心。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的二十多天，日軍大炮、飛機轟炸南開學校。
這部由南開大學在20世紀20年代末即著手專門組織力量編寫的大中小學通用教材，被認為是日本侵佔天津時重點炸毀南開的原因之一。
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劉宋斌評論說：“這本教材在當時所起的作用，無異於投向侵略者的一把匕首。”
今年7月，經南開大學和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的努力，《東北地理教本》被重新發現，兩家決定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
8月31日，《東北地理教本》重印版首發式暨學術研討會在光明日報社舉行。
首發式暨學術研討會由光明日報社、南開大學及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共同主辦。南開大學校長龔克，光明日報社總編輯何東平，全國政協常委、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顧問、張伯苓先生嫡孫張元龍，中國社科院《抗日戰爭研究》原主編榮維木，軍事科學院原軍事歷史研究部研究員柳茂坤，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劉宋斌，中國社科院黨校副校長夏春濤，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歷史教研室副主任王學斌，南開大學副校長朱光磊，經濟學院院長梁琪，歷史學院教授侯杰，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副理事長、秘書長羅世龍等一批知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會議由光明日報社副總編輯沈衛星主持。
在民族危機中誕生，在戰火硝煙中幸存
“《東北地理教本》表明，南開是最早發現、最早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圖謀我國東北的野心的，也是最積極地以社會和學校教育的方式參與抗爭的組織群體。”張元龍指出，“這本書也同時啟發我們，中國的抗戰歷史要提前、延伸到‘九一八’事變之前。”
這部《東北地理教本》正式問世於1931年秋，由之前就已成立的南開大學東北研究會在大量扎實的調查研究基礎上組織編寫完成。
東北研究會，由時任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有識之士帶頭成立，意在“專事收集關於滿蒙問題之材料，而用科學的方法，以解決中國之問題”。研究會的主任正是該教材的主編傅恩齡，他曾任東北研究會主任、南開大學教授、西南聯大教授。
20世紀20年代末的東北，戰雲密布，日本已對我東北各個領域進行滲透，戰事一觸即發。
“當時的南開校長張伯苓先生在東北實地調查時，親眼看到日本人‘經營滿蒙之精進與野心’，受到很大震動，感慨‘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南開大學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副秘書長李溥介紹說。
抗戰期間，教本與南開一樣“顛沛流離”：1933年，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收藏了教本上下冊。1937年平津戰事爆發前夕，它與館藏的其他珍貴書籍一起，先是被轉移到法租界，然后轉運越南，最后在昆明西南聯大落腳。1945年南開大學復校后，輾轉運回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一路戰火紛飛，一些書籍不幸遺失，但這部教材卻幸運地保存了下來。
李溥介紹說：“今年7月底，我們到南開大學圖書館特藏室查詢這本書時，正趕上圖書館遷至新校區，圖書管理員在整理時已注意到這本書，便悉心保存。因此得到了重見、再版此書的機緣。”
解讀東北歷史的百科全書式教材
《東北地理教本》包括地理、行政、交通、富源、工業、商業、遼東半島日本租借地、中東鐵路公司與南滿鐵路公司、東北與國際之關系等15章及兩個附錄。
“該書對東北及周邊地區的情況敘述堪稱系統。雖名為地理教本，但書中內容已涉及地緣政治局勢、周邊經濟形勢、歷史人文、資源礦產等諸多方面，資料豐贍，條目明晰，對當時東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情形的介紹非常全面。編者所花費的精力與心血之大，由此可知。”王學斌評價說。
美籍華人、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曾在1980年撰寫的《世界近現代史上篤篤實實最愛國的學校》一文中高度評價了這部教本。他說：“《東北地理教本》中，南滿鐵路的統計資料是國際馳名的。這部南開獨有的講義，無論是從質還是從量的水准看，都勝於當時國內外所有地理教材中有關東北資源的部分。”
教本夾敘夾議，既介紹情況，也隨處抒發警世之言。
“書中提出了不少應對危機之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夏春濤指出，“談到中外經濟合作，編者認為‘不平等條約未經取消之國家，絕對不應與其合辦各種事業，在於個人或有微利，但在國家則有大損故也’﹔關於移民問題，編者主張‘促進移民’，列舉了六條理由，首先從國防談起，認為倘若不從內地大舉移民東北，則‘天然富源，拱手授人，不僅喪失地利，亦且危及主權’。從主旨上講，該書已超越普通教科書的范疇，更接近於今天的藍皮書。”
侯杰指出，對於日本人在東北修筑的鐵路，教本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如教本提醒國人：“日人要求建筑吉會鐵路之目的，約可分為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觀察之。政治上之目的：日本久欲吞並東北，進窺中原，行其‘大陸政策’，其進行方法，即以南滿安奉吉會三鐵路為階梯。”這樣的見解與那些脫離具體歷史時空而提出的觀點相比，有著天壤之別，不可謂不深刻。
在解讀東北亞國際關系中充分揭露日本野心
夏春濤指出，教本雖以“東北地理”為題，實際上涵蓋內容甚廣，著重談東北歷史與當時狀況的關系，談東北在日本等國的蠶食鯨吞下日益凸顯的危機，在解讀東北亞國際關系中充分揭露了日本早就圖謀我東北地區的野心。
“該書第8章專寫中東鐵路公司與南滿鐵路公司，第14章專論東北與國際之關系，將日俄侵略中國東北的歷史線索講得很清楚。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是日本在中國東北侵略擴張的急先鋒，該書指出，它表面為商業公司，實際上為日政府之化身，屬‘以名蔽實’，可謂一針見血。”
柳茂坤指出，教本在日本移民、日俄戰爭、日本租借遼東半島、日本興辦南滿鐵路公司的記述中，揭露了日本侵華的實質，分析了日本侵華的根源，並提出了對策，主張“舉全國之整個的力量，與日周旋，東北問題始可得而解之”。
“該書對東北之於中日、遠東乃至國際格局的影響，以及如何解決東北問題的探討都極為深刻。正是基於對資料、數據、輿情的充分搜集與整理，才使教本中的結論令人信服。”王學斌指出，“如第15章結論部分，編者提出了解決東北問題的消極與積極兩套方案，戰略眼光可謂長遠，著手之處又非常務實，可見其考慮之周全。”
文化抗戰的號角，民族精神的結晶
事前或瀏覽或通讀了這部80年前的教科書，參加研討會的專家們的一個共同感受是：《東北地理教本》，作為當時南開大學、中學、女中、小學通用必讀的教科書，是一部充滿憂患意識、表現出強烈愛國主義思想的警世之作。
何東平指出，這本教材的使用與傳播，在當時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群體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是知識界在抗戰中與全國各界團結一致、抵抗外患的直接反映，也佐証了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不可忽視和低估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發現和重印必將對國內外抗日戰爭史的研究產生重大推動。
“南開東北研究會的成立以及教本的出版，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抗戰在開辟了正面戰場、敵后戰場等軍事戰場的同時，還開辟了教育文化戰場。”張元龍指出，“南開以一私立學校，卻義無反顧地救國家、救民族於危亡之際，體現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頑強不屈的精神。”
教本中處處流露的抗戰爆發前一批卓有見識的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吶喊，讓與會者感佩不已。
“教本隨時將憂憤情懷和愛國精神，融化於教本的字裡行間，寓於課文的夾敘夾議之中。”柳茂坤提示今天的讀者，要特別注意該書編印的歷史背景，“作者有感於東北屢遭列強爭奪、他人環伺的危險情景，及時提醒國人：‘強鄰侵蝕之結果，血痕斑斑，幾無完膚’，‘倘國人急起直追，力圖挽救，或迅速殖民，或開荒墾殖，危亡之局勢，庶可挽回﹔否則甘作俎肉，任人宰割，三百余萬方裡之沃土，行將淪於虎狼之口矣。’”
梁琪教授強調說，這本書當中不只是教科書式的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的闡釋，它更多地體現了愛國主義的情懷，體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意識，體現了南開自創校以來一直倡揚的高度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
民族危難中的學術精神傳承
劉宋斌特別向與會者強調了一段史實：為編寫這一教本，從1927年到1929年間，在老校長張伯苓的帶領或組織下，南開師生在東北至少進行了4次大規模實地考察，在大連、奉天、海龍、安東、長春、吉林、哈爾濱等地深入進行調查，訪問了東省鐵路局經濟調查局、《經濟月刊》編輯部等部門，搜集整理大量第一手資料，撰寫了大量調查報告、論文，開展了大規模的學術研究。
這位專家得出的結論是：教本能在民族危難之際編寫出來，與南開大學開創者們的實踐教學傳統和踏實做研究的學術精神密不可分。
王學斌指出：“東北研究會，匯集了許多當時中國最頂尖的專家，如蔣廷黻主攻外交史與國際關系，何廉擅長中國工農業經濟問題，還有方顯廷、蕭公權、張彭春等有識之士。因此教本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南開大學集體學術智慧的結晶。”
他說，正是這編寫教本的契機，使不少學者從此將東北問題作為畢生關注的重點。如蔣廷黻於1929年離開南開后，依然在該領域努力耕耘，發表了長達數萬字的《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一文，在學界引起極大反響。
當時南開大學的《南開雙周》專門開辟“東北研究”專欄，發表各類調查成果。“九一八”事變后，及時出版“日本問題專號”，刊登有關東北問題的文章，如《東北金融之現在及其將來》《東北社會情形及教育設施之概況》《日本對中國之侵略政策》《日本政黨史及最近各政黨之現狀》等。這些調查研究的成果，后來構成了《東北地理教本》的基本內容。
龔克表示：“這本書的獨特之處，是在地理知識中蘊含了當年南開人強烈的愛國心和社會責任感，力透紙背！正是這種社會責任感，將相對穩定的地理與激烈動蕩的時政結合起來，讓這本書充溢著明烈的時代感。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特別需要學習和傳承這種強烈社會責任感和時代責任感，將此寓於我們各自本職的教育工作之中，浸潤青年一代，使振興中華的事業后繼有人。”（記者 彭景暉 周華 李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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