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線調研 發現問題 建議中央恢復政委制度——回憶父親黃克誠的抗戰往事

父親在抗戰時期的經歷大體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即1937年“七七”事變后至1941年皖南事變前，他歸屬八路軍序列。后一階段，即1941年至抗戰勝利，他歸屬新四軍序列。從1938年至1940年，父親所在部隊的建制和番號變化較多，作戰和活動的區域也較大。除了勇於作戰，父親最難能可貴的品質就是“敢於直言，從不察言觀色、也從不患得患失、違心屈服”。

深入部隊 發現問題

1937年8月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后，為適應國民黨政府對軍隊編制的要求，八路軍取消了政委制度，隻建政訓處，部隊中舊軍隊習氣有所抬頭。父親最初擔任八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受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委派，去前線第115師調研。在廣泛接觸和調查后，父親受命起草了題為《目前軍事建設中的部隊政治工作》的報告，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名義上報黨中央。父親在報告中寫道，“政治工作的建設是軍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離開了政治工作建設，則軍事建設是不完備的，甚至軍事建設本身將受到嚴重的損失。”

毛澤東接到報告后，一連幾天，窯洞裡的燈光徹夜不熄，顯然毛澤東也意識到了問題的緊迫和嚴重。中央電令八路軍總部，批准在全軍開展反軍閥主義的斗爭，下令恢復我軍原有的政委和政治機關制度。從那時起到如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幾經易名，卻再未更改過部隊中軍政各有一個主官主持工作的制度。

恢復政委制度的同時，八路軍乘勢在全軍展開了整頓軍閥殘余作風的運動，一批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如聶榮臻、關向應、鄧小平分別擔任了115師、120師和129師的政委，父親也被任命為第115師344旅政委。

支援黃橋 蘇北會師

八路軍115師344旅是一支老紅軍部隊，前身是紅15軍團，由大別山走出來的紅25軍和陝北紅26軍組成。旅長徐海東，是一位身經百戰的老紅軍。整個抗戰時期，父親都與這支部隊生死與共，結下深厚情誼。

抗戰初期，344旅主要在太行山一帶作戰，並開辟了太南區根據地。1940年2月，344旅奉命擴編為八路軍第二縱隊，左權、楊得志先后任司令員，父親任政委。同年4月，父親奉命前往冀魯豫，配合彭雪楓部行動。東進南下的路上，父親及縱隊機關和直屬隊在冀南永年縣辛寨突遇日軍襲擊，敵人久攻不下，竟施放毒氣，父親和多人均中毒昏倒，但部隊仍堅持打退了日軍進攻。

第二縱隊主力到達冀魯豫地區后，與楊得志匯合，整編為八路軍第二縱隊兼冀魯豫軍區，楊得志任司令員，父親任政委。1940年五六月間，第二縱隊粉碎了日軍2萬余人的大掃蕩，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得以鞏固。6月，父親率二縱部分主力南下，與彭明治的蘇魯豫支隊和彭雪楓的新四軍6支隊會合，合編為第四縱隊。7月，按照中央命令，父親在給彭雪楓留下部分主力部隊后，又率部南下皖東北。與劉少奇會面並討論后，決定將淮河以北、津浦路以東的各部隊整編為八路軍第五縱隊，父親任司令員兼政委。8月，父親率部東進蘇北的淮海、鹽阜地區開辟抗日戰線。

10月初，父親遵照中央指示和陳毅電令，率部支援黃橋決戰。第五縱隊連續突破鹽河、舊黃河等防線，連克佃湖、東溝、益林、阜寧、東坎、建陽、湖垛、蘇家嘴等城鎮，直下鹽城，對進攻黃橋之敵形成夾擊之勢。8日，黃橋之戰僅用了6天就取得勝利。八路軍和新四軍成功在蘇北會師。

英勇殲敵 不斷壯大

1941年初皖南事變后，第五縱隊進入新四軍序列，編為新四軍第三師，父親任第三師師長兼政委、蘇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蘇北區黨委書記，領導蘇北地區軍民開展敵后游擊戰，多次粉碎日偽軍的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部隊的進攻。

1942年底至1943年冬，是蘇北抗戰斗爭最艱苦的時期。窮凶極惡的日軍對新四軍發動了大規模掃蕩，妄圖消滅華中局、新四軍首腦機關及新四軍主力。父親率第三師利用河網港汊復雜的地形，多次阻擊和側擊日軍。日軍找尋不到新四軍首腦機關，便氣急敗壞地掃蕩蘇中地區。父親又率第三師主力全面反擊，策應蘇中，連續收復阜寧、東溝、建陽等城鎮。反掃蕩戰斗持續到1943年3月，第三師在局部反擊不斷取得勝利的基礎上，對日軍展開全面反擊。

1944年，戰爭主動權開始轉到新四軍手中。父親率第三師抓住有利時機，在鹽城和阜寧地區沿海地帶進行了一系列局部反攻戰斗，如高溝楊口殲滅戰、濱海地區系列攻勢等。

父親在回憶蘇北抗戰的文章中寫道：自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至抗戰勝利的5年中，第三師作戰4700余次，殲敵6萬余人，自身傷亡1萬余人，部隊由2萬余人發展到7萬余人，建立並鞏固了4.2萬余平方公裡的解放區。

自行車上 指揮戰斗

在1941年至1943年間，日軍多次對鹽城、阜寧等地的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父親率部進行反掃蕩。由於高度近視，父親不便騎馬，於是就改乘自行車。自行車的“駕駛員”，就是時任第三師司令部通信參謀的王扶之。由於父親經常坐在自行車上聽取匯報，制定作戰計劃，指揮作戰，這被形象地比喻為“自行車上的指揮部”。

1943年春，第三師師部轉移途中，在蘆堡外舊黃河堤附近遭遇日軍。隨師部行動的特務營依托河堤與日寇激烈戰斗，部隊傷亡較大。特務營營長陳金保、政委黃煒華請求師部立即轉移，可是父親就是不肯走，他說：“師指一撤就會動搖軍心，不能撤。”在堅持指揮了一段時間后，才在同志們的強烈要求下，勉強坐上王扶之的自行車，同師部的其他人員一同撤出戰斗。轉移途中，他坐在自行車上發布命令，調單家港附近的第八旅22團1個營增援特務營。就這樣，父親在自行車上指揮了6次大規模的反“掃蕩”戰斗。

消除大患 贏得民心

蘇北地區歷史上有兩大患，一為匪患，二為海患。匪患歷史悠久，明末即有記載，加之地處沿海，海盜亦很猖獗。為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從1941年上半年開始，父親率部大力清剿土匪，多年匪患得以平息。第三師進入蘇北時，恰遇海嘯成災、難民遍野。父親經多方研討，決定以發公債、以工代賑的方式修海堤，不足兩個月建成90裡海堤。海堤竣工第二天，又有海嘯來襲，但大堤屹立不動，保障了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贏得了群眾的衷心擁護。連一些曾抱懷疑或抵觸情緒的士紳，也漸漸改變了看法，開始向新四軍靠攏。

與日偽頑進行殘酷的軍事斗爭的同時，第三師還積極推動經濟和文化建設，不僅開展大生產運動和增產節約運動，使軍民生活有較大改善，還恢復和發展了中小學教育，並且辦了冬學、公學，教育規模和質量都超過了國民黨統治時期。

在華中局的直接領導下，根據地的統一戰線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績。當時許多著名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識分子，如鄒韜奮、阿英、范長江、孫冶方、薛暮橋、賀綠汀等紛紛來到蘇北，不僅繁榮了根據地內的文藝活動，而且還為我黨培養了一大批革命文化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