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謀團結 奔波大后方——回憶父親董必武的抗戰歲月

董必武生平簡介

1886年-1975年，湖北紅安人。1920年參與籌建武漢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會。1921年參加中共一大。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等。1928年赴蘇聯。1933年起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審查委員會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臨時最高法庭主任等職。參加長征。抗日戰爭爆發后，任陝甘寧邊區政府高等法院院長、中央南方局常委。1945年作為中國政府代表之一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抗戰勝利后，任中共代表團成員參加國共談判。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國家副主席、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中共第六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增補）、七、八、九、十屆中央委員，第七、八、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不禁想起家父董必武，正當半百至花甲之年，為爭取抗戰勝利和國共合作抗戰，曾與周恩來、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道，在國民黨區域的武漢、南京、上海、重慶等中心城市開展聯絡團結工作，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起了重大作用，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維護和堅持，並與拓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工作更好地銜接了起來，為爭取抗戰全面勝利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促膝敘舊 救亡圖存

1937年9月，父親奉命代表中共離開延安奔赴武漢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時候，我尚未出生。后來才聽說，因大革命失敗，家父被迫於1928年撤離武漢經日本轉移至莫斯科，1932年回國秘密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1934年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

闊別十年之久，家父與老朋友們武漢重聚。這些老朋友，許多都是他在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時期有過交往的志士仁人，包括時任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的何成浚、湖北省政府代主席兼民政廳廳長嚴重、省政府建設廳廳長石瑛等當權者和張難先、李書城、周蒼柏、孔庚等在野名流。家父與老朋友們促膝敘舊，縱論國事，說明國共兩黨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合則受其益，分則受其害，這些老朋友對家父講的救亡圖存取勝之道均表贊同，即便是過去不贊同家父信仰馬克思主義、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如同鄉友人蔡寄鷗也著文稱，家父在武漢所開展的工作“夠人佩服”。

在中共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中，家父同樣堅持廣泛動員全國人民參加抗戰的主張。他到達武漢后最先發表的幾篇文章，主題都是如何動員、組織和武裝民眾參加抗戰，尤其強調必須著力發動、組織、武裝佔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群眾積極參戰，指出隻要依靠民眾就一切都有辦法，這是持久戰獲勝的基本條件。

派遣精英 挫敗圖謀

家父在國民黨統治區中心城市的十年經歷是多方面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對國民黨統治集團堅持既團結又斗爭。給我留下深刻記憶的一件事，從中可窺見一斑。

發生在武漢的一件事，是家父協助周恩來，一致決定派遣中共秘密黨員熊向暉到軍事封鎖陝甘寧邊區的蔣介石嫡系國民黨第一軍胡宗南部開展戰時服務工作。熊向暉，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冬從家鄉武昌南下，就讀於由南遷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合並成立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按照周恩來和家父的部署，報名參加了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准備隨團北上陝西到胡宗南部“服務”。

當該團途經武昌時，熊向暉被胡宗南考察選中，並決定將這個出身於官宦之家的英俊青年培養為黃埔系的“棟梁之材”。據熊向暉回憶：1938年1月的一個夜晚，他乘胡宗南宴請其父之機，渡江到武漢八辦接組織關系。家父接見了他，向他分析了胡宗南在國民黨中的重要地位。家父著重說明：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現階段的大局、全局，目前國共合作形勢較好，中央還要努力加強和發展國共合作，我們要汲取大革命后期陳獨秀對同盟者國民黨右派隻講聯合不講斗爭而招致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恩來經驗豐富，主張未雨綢繆，后發制人，先走一步，現在就著手下閑棋，布冷子。你就是恩來籌劃的閑棋冷子。你去的地方，可能變成龍潭虎穴。恩來和我送你八個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事實証明，周恩來和家父對國民黨頑固派兩面性的預見是正確的。他們布下的閑棋冷子，被胡宗南送入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學習畢業后委任為胡宗南的侍從副官兼機要秘書。由於熊向暉及時提供准確詳盡的情報，中共中央對蔣介石、胡宗南歷次企圖武裝“閃擊”延安的謀劃了如指掌，爭得了戰略主動權，為維護國共合作抗日大局、爭取人民民主革命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義正詞嚴 反擊叫囂

1943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返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籌備工作和中央整風學習，全面領導南方局工作的重任就落到了家父的肩上。當時，正是蔣介石乘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之機，一面密令胡宗南“閃擊”延安，一面通過以自己的名義發表由陶希聖執筆的《中國之命運》，頑固堅持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大肆制造消滅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的反動輿論，以軍事進攻與政治逆流相結合的兩手策略，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國民黨又於9月操縱召開了炮制反共決議的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

這時，在重慶的中共參政員隻有家父一人，因已獲悉國民黨頑固派欲借此次會議通過反共決議，遂決不出席會議以示抵制。國民黨頑固派玩弄手段，派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的中央委員王世杰出面敦請家父與會，聲言決無利用會議反共的意圖，但至會議的第四天即在同月21日的會議上，何應欽在其軍事報告中實行突然襲擊，誣稱中共和八路軍新四軍違背軍令政令，擅自挺進敵后，擴大防區，強收糧稅，對國民黨軍搞磨擦，任意發行貨幣，擾亂金融，並在西北地區大種鴉片，破壞禁政等等，造謠中傷竟達一小時之久。

報告一完，應請出席會議的家父依會議規則即席提出口頭質問，用事實逐點加以批駁。家父的質問有理有據，何應欽無以作答。國民黨CC分子破壞會議規則，不等何應欽作答，竟紛起發出反共叫囂，致使會議無法進行。家父即向國民參政會主席團聲明決不能出席這種宣傳反共、破壞團結的會議，遂拿起苔草帽，夾著公文包，憤然退席。此舉除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外，還獲得絕大多數參政員的同情，他們以中共有家父這樣的老共產黨人“至感佩慰”，當時還有人寫詩稱贊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精神：為國謀團結，奔馳大后方。隻憑三寸舌，勝過萬條槍。暴露言辭盡，從容任務償。聲明離議席，理直氣軒昂！

公而忘私 國而忘家

1944年底，因要參加中共七大的籌備工作和歷史問題的討論，家父曾回到延安。次年春，經中共中央嚴正交涉，決由家父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解放區人民的代表，參加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中國代表團。

3月27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發布了包括家父在內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名單。4月，家父即離開延安返回重慶，率秘書陳家康、章漢夫飛往美國出席舊金山會議。家父深感這次赴美所肩負的使命重大，一面要和中國代表團其他成員共同出席大會，參與討論制定聯合國憲章並在憲章上簽字，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一面要聯絡華僑華人和美國友好人士，向華僑華人組織發表演講，編寫、出版《中國解放區實錄》，論述國內抗戰形勢、國共兩黨關系和中國共產黨關於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並合作建國的根本立場與態度，闡明中共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民主進步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全面介紹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和解放區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績以及對全民族抗日戰爭所起的巨大作用，指出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抗日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才是目前中國局勢唯一的、民主的解決途徑，隻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爭取在抗戰勝利中建立起一個獨立、民主、自由、團結、強大、繁榮的新中國。

中共中央在較艱難的情況下，仍給了家父一筆相當數量的赴美經費，以便開展活動。代表中共向《華僑日報》捐助一萬美元和出版《中國解放區實錄》英文版開支，為《新華日報》和其他有關部門購置必要的設備與急需的物資，在美國舊金山、紐約等地的全部活動，處處事事都要花錢。家父省吃節用，最后將自己節省下來的個人活動經費2600余美元，加上在美接受的華僑愛國贈款，全部用於購置設備和其他物資了，因而沒有為自己和家人買任何一件東西。

1945年11月下旬，家父飛抵重慶，三天后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情況，旋即馬不停蹄地重返重慶。我和母親忍不住問了聲帶了什麼“洋貨”給我們，家父語氣平靜地對我們說：沒有帶，一點也沒有帶，所有剩下的錢都填補進去充公購買公物了，你們不會認為這太不近人情了吧？我們延安現在的生活還很苦，全國人民的生活更苦，黨給我們的一分錢要當兩分錢用，能節省的就節省，節省下來的錢能用在公事上的都要盡量用在公事上，先公后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