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競先
譚政生平簡介
1906年-1988年，湖南湘鄉人。1927年入黨。參加秋收起義。1928年起，先后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紅軍后方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職。抗戰勝利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東北局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戰軍兼華中軍區副政委等職。
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軍區暨第四野戰軍第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國防部副部長、中央監察委副書記、解放軍監察委書記、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文革”中受迫害。1979年獲得平反。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是第一、二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副主任，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1975年起任中央軍委顧問。
我的父親原名譚世名，出身湖南的書香門第。祖父是譚家的族長，特別注重對家裡子女的教育。父親在東山高小讀書時，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上海成立，湖南各地的革命運動正蓬勃發展，東山高小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毛澤東、陳賡等都曾在這所學校裡讀過書。由於父親學習成績優異，關心社會進步，被推舉為學生會主席。
從小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1927年3月，父親毅然離家，趕去漢口參軍。在特務營二連花名冊上登記時，父親寫下了自己新改的名字——譚政，以表示投身革命的決心。參加國民革命軍以后，由於父親受教育程度高，就在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特務營第二連任上士文書。
參加革命后，1928年2月，父親調紅四軍前委任毛澤東首位秘書，在井岡山，父親與毛澤東同住一屋，毛澤東居裡間，父親居外間，形影不離，無話不談。
父親善於做群眾工作和宣傳鼓動，重視總結戰時政治工作經驗。每戰前必進行政治動員，並注重對敵開展政治攻勢。曾協助毛澤東起草《古田會議決議》，並撰寫《高興圩以北戰斗政治工作報告》《新田夜間戰斗政治工作》等文章，並且每月都要寫一篇政治工作報告，對紅軍早期政治工作的開展和部隊思想建設產生了積極影響。
善於思考 鐘情政工
早在井岡山時期，父親就非常重視政治機關建設。1936年6月父親入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第一期受訓，西安事變爆發后，抗日統一戰線形成，紅軍組織調整，成立了紅軍后方政治部。時值父親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抗日紅軍大學，父親出任組織部長，后任政治部主任。全國抗戰爆發后，中央軍委成立總政治部，父親任總政副主任，主任由毛澤東兼任，實際工作由父親負責。
延安時期有一個特殊情況，八路軍各部隊分散在各自的戰略區獨立作戰，總部很難直接了解到部隊的情況，父親也一樣，一年四季就在延安這個小天地裡活動。父親的生活范圍比較窄，不像朱老總那樣喜歡與戰士一起打籃球，有些人因此說父親是老學究。我的母親王長德則是紅四方面軍的紅軍戰士，性格活潑。有一次過年，窯洞外面的場子裡敲鑼打鼓放爆竹，還有秧歌隊扭秧歌和文藝演出《兄妹開荒》，父親卻還在窯洞裡寫他的文章，母親硬把他拉出去，他才和總政治部的機關干部一起看了文藝節目。
雖然父親嚴肅有余，活潑不足，經常來找他反映部隊情況或者其他個人情況的干部卻不少。他具有我黨老黨員的優良品德，凡是給他提過批評意見、指出錯誤的干部，他都覺得可親可敬，從不報復或給人下不了台，所以，盡管他工作態度嚴肅認真，但人們都願意親近他，和他說知心話。
檢討自己 糾正錯誤
雖然他有時有些固執己見，但是當他發現和認識到自己的缺點錯誤的時候，就認真檢討改正。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由於國民黨方面的限制，八路軍部隊未任命政治委員，政治工作一度受到削弱。后來他認識到自己1936年3月上書《關於紅軍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見》中也曾提出過取消政治委員這個錯誤意見，於是立即糾正。他親自起草並由“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副主任譚政”簽署，於1937年11月12日發布一項命令指出，目前抗戰已走上新的階段，為保証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鞏固黨在紅軍中的影響，爭取抗戰的勝利，特決定恢復政治委員制度，並將政訓處改為政治處（部），恢復原來的名義。
不搞宗派 不論親疏
抗戰時期，父親組織領導了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堅持武裝斗爭和創建發展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治工作，還緊緊圍繞抗日，研究政治工作的任務方法目標，寫出很多有價值的論文。
父親為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確定的基本原則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和人民革命精神教育我們的部隊，以達到革命軍隊內部團結一致，軍隊完全服從黨的領導。軍隊與人民及自己的政府團結一致，提高戰斗力，團結友軍，瓦解敵軍，戰勝敵人，解放民族，解放祖國。
日軍侵佔華北，華北敵后抗戰堅持了一年半之后，父親正確地分析研究了敵人的對華政策和華北抗日游擊戰爭為什麼能頑強地堅持下來的原因。他指出，除了軍事上給敵人應有的打擊，我們有一套對付敵人的政治上的策略，問題的中心在於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爭取敵后人民進一步地與政府和軍隊合作。尤其是，軍隊之間確切地配合作戰，互相援助，互相牽制敵人，保証戰略上有統一的行動，不被敵人各個擊破，這乃是唯一的方針。
八路軍、新四軍將近兩年敵后抗戰的實踐表明，由於我們有了正確的方針，有了一套對付敵人的政治上的策略，當華北敵后進入最艱苦的斗爭階段，敵人採取了極為殘酷的“三光政策”，以多路合圍對抗日根據地實施毀滅性大“掃蕩”的時候，我們依靠黨的堅強領導和政治工作的強大威力，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游擊隊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發展壯大，戰斗力大大增強。
正確貫徹執行八路軍、新四軍的干部政策是父親抗戰期間政治工作的另一重要貢獻。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對八路軍的干部政策應當是，無論對待干部、團結干部、培養干部、提拔干部，一律不允許有任何私人路線與狹隘的宗派思想，不得論親疏，分派系，不得以個人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不光明正派。對於黨員干部和非黨員干部應該一視同仁，黨與非黨干部之間隻有不同要求、不同義務，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父親任總政治部副主任期間撰寫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干部政策》一文曾送給毛澤東審定，受到毛澤東的稱贊和肯定，發表在八路軍軍政雜志上。可以這樣說，在抗日戰爭期間，父親親自率兵攻城的戰斗雖然不多，但是，他站在一個更高的視點上，以他敏銳的政治思維，運用另一種特殊的武器，號召軍民，激發了強大的戰斗力。
1943年，父親擔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兼任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父親受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的委托，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了《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后，我軍政治工作又一重要歷史文件，中央曾給予高度評價。1945年，父親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同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反動派加緊了發動內戰的准備，父親受黨中央委托趕赴東北開展斗爭，被委任為東北局委員。1946年1月14日，父親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
| 相關專題 |
| · 專題資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