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勛章

抗戰前夕，閻寶航夫婦與子女們在南京合影。

閻寶航（1895—1968）

現年88歲的閻寶航三女兒閻明光。

半個多世紀后，一枚國外的紀念勛章被輾轉交到一位紅色特工的后代及戰友手中，一段傳奇經歷漸漸從塵封的歷史中被打撈出來。

1995年，俄羅斯駐華使館舉行了一場特別的授勛儀式。時值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經總統葉利欽授權，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向已故的閻寶航和他領導的情報小組中健在的成員閻明詩、李正文，頒發了“衛國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紀念章”。

參加儀式的閻寶航三子閻明復回憶，現場十分庄嚴，羅高壽稱，閻寶航提供的德軍進攻蘇聯准確日期的情報，以及日本關東軍東北布防資料的情報，其貢獻將載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史冊。

“我們的心情復雜，備覺遺憾，作為中國人的驕傲，如果父親能親自參加儀式該多好，可惜他看不到了……”閻寶航的三女閻明光感慨。

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閻寶航的子女對父親曾做過的事知之甚少。

從周總理取名“閻政”，到俄文代號“巴維爾”，從解放后同事尊稱的“閻寶老”，再到秦城監獄代號“67100”，一點一滴，一份份記憶的搜集、拼接，兒女們對父親的“重新發現”經歷了漫長過程。

“吾之最大歡悅，莫過於同胞骨肉徹底解放”

加入中國共產黨前，閻寶航是一名基督教徒，還曾出任蔣介石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總干事。

“因自幼家境貧寒，父親12歲時還是豬倌。”現年88歲的閻明光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講述，童年的父親常跑到私塾窗下聽課，先生發現他天資聰穎，便免費接納他上學。

1913年，18歲的閻寶航考上當時東三省的最高學府——奉天兩級師范學校預科。他不僅成績優異，還是足球、籃球兩棲明星。

5年后，閻寶航以全優成績畢業，謝絕多方聘任，擔任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干事。這時，閻寶航已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

青年會推崇“造就青年，服務社會”，一直崇尚“教育救國”的閻寶航，於1918年創辦奉天貧兒學校，至1928年，該校已發展為擁有幾所分校和一個試驗工廠的完善的教育機構。

著名教育家黃炎培視察貧兒學校后不吝贊賞：“當年北洋大員熊希齡先生，以國務總理的地位與聲望，費很大力氣才辦成香山慈幼院。你一個師范生，無權無勢，竟憑一種志願，白手起家，創造出如此業績，確實難能可貴。”

青年會是一扇西式文化櫥窗，各種思想不斷交融。受幾位地下黨員的影響，每周一聚的“星期三會”逐漸將讀書討論重點轉向對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並形成東北第一個社會主義研究小組。

閻寶航開始由民主主義者向社會主義者轉變。

張學良主政東北后，日軍加緊了侵略東北的步伐。在張學良的支持下，閻寶航相繼發起成立“遼寧省國民外交協會”、“遼寧省拒毒聯合會”，一場轟轟烈烈反對日本人毒品走私和銷毀毒品的運動為其贏得“關東林則徐”的美譽。

1929年10月底，閻寶航參加了太平洋國際交流會議，並在會議上將輾轉獲得的英譯本《田中奏折》公開，引發輿論嘩然。“父親是第一個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野心的人。”閻明光說。

“九一八事變”后，閻寶航被日寇懸賞5000塊大洋追捕，被迫逃亡北平。在北平，閻寶航召集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繼續為抗日救亡四處奔走。

1934年，閻寶航出任蔣介石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總干事，深得蔣介石和宋美齡信任。接下來的3年間，閻寶航常跟隨蔣介石夫婦到各地宣講“新生活”，建立分會。

“據一些老人回憶，當時有一些達官貴人想要見蔣夫人，都要先往我父親那兒打電話、登記預約，然后，我父親請示蔣夫人來安排，父親由此結識了一大批國民黨的黨政軍各界高官。”閻明復回憶。

西安事變后，閻寶航飛赴西安，向東北軍、西北軍將領轉達張學良親筆信。此行的意外收獲便是與周恩來首次會面。談及出使西北的教訓，閻寶航誠懇地對周恩來說：“我們東北人在政治斗爭上缺乏經驗，希望多予指導。”

1937年，閻寶航正式提出入黨申請。這並非他首次提出申請。據蘇子元回憶，1927年，閻寶航曾向他提出入黨要求，后因蘇子元前往蘇聯等原因被擱置。

1937年9月，閻寶航由周恩來、劉瀾波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幾十年后，閻明復從病榻上的劉瀾波處得知父親當年入黨的曲折經歷。

“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報告。發展吸收父親入黨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向共產國際報告此事。共產國際方面答復說：閻寶航是國民黨上層反動分子，不同意吸收入黨。當時黨內也有人議論，認為父親社會關系復雜，不可靠。周恩來則回答：‘你關系不復雜，但是閻寶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嗎？’”

父親給閻明光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話是“打回老家去”，每談及此，父親憤慨不已。1938年保衛大武漢期間，時年11歲的閻明光在“九一八”大會上演唱《鬆花江上》，全場含淚合唱的情景令她終生難忘。

“吾之最大悲痛，莫過於民族同胞慘重犧牲﹔吾之最大歡悅，莫過於同胞骨肉徹底解放。”閻寶航日記中此番獨白，可以看作其在革命道路上孜孜前行的動力。

重慶的“抗戰飯店”有三，“閻家老店”居首

1938年，武漢淪陷，國民黨指揮中樞遷往重慶，閻寶航舉家下榻重慶村17號。這座三層小樓有兩個便門，一個有小路可去曾家岩50號周公館，另一個通向荒僻山崗。顯然，閻寶航對住址挑選頗費思量。

當時的重慶，東北流亡者眾，不少人食宿無著，重慶村17號儼然成為臨時收容所。

在閻明光的記憶中，“家裡經常住得滿滿的，一樓、三樓都住滿了人，吃飯都是兩三桌……屋裡住不下，就在院子裡搭棚子”。閻明光姐弟半夜常被母親喊起來，把床讓給客人。

當時重慶“抗戰飯店”有三，沈鈞儒家的“沈家飯店”，王炳南家的“王家飯店”，閻寶航家的“閻家老店”則居首。

主持“閻家老店”的閻寶航夫人高素全心支持丈夫，無怨無悔。閻寶航仗義疏財，來此下榻的客人不需負擔任何費用，家裡開銷陡增。錢不夠用時，孩子們常陪著高素到街上擺攤變賣衣物。周恩來曾多次稱贊高素“是我們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媽媽”。

閻明光回憶，為了救父親手下員工的女兒，母親摘下唯一的金戒指，換了3針珍貴的盤尼西林，7個月大的孩子得以重生。

類似故事數不勝數。

經此家風熏陶，孩子們自幼便知慈悲。閻明光回憶，上小學的弟弟常餓著肚子跑來找自己吃午飯，一問，原來他把銅板給了家貧的同學。

“閻家老店”在那個年代所扮演的角色遠不止救濟，作為東北抗日救亡活動大本營，不少抗日愛國人士常光顧這裡，包括沈鈞儒、陶行知、范長江、李公朴等。

此時，閻寶航仍活躍在國民黨高層，除任國民軍委會政治部戰地黨政設計委員外，他還曾任國民政府中央賑濟委員會顧問、重慶市動員委員會設計委員等職。

以其特殊身份作掩護，“閻家老店”成為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活動據點，同時成為革命者的庇護所。

在閻明復童年的記憶中，家裡二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頗為神秘。每次周總理來，總會到密室裡和父親打牌，第二天早上，都是由母親打掃房間。“當時我很奇怪，家裡有人做飯，有阿姨打掃衛生，我說媽媽你何必去倒這個痰盂呢？媽媽說，舉手之勞麼。”

閻明復后來恍然大悟，母親擔心他們密談會留下碎紙片等痕跡，要親自打掃干淨才放心。

這段時期，閻寶航在國民黨眼皮底下從事黨的情報工作5年，卻從未暴露。

1941年，大女兒閻明詩從延安歸來，對外聲稱患肺結核回來治療，實則擔任國際情報工作的譯電員。多年后，閻明詩丈夫曹酉向閻明復回憶：閻寶航交給閻明詩的情報，都由閻明詩譯成密碼，用藥水寫在手帕上，交到秘密電台。

國民黨特務的頻頻騷擾讓全家煩擾不堪。1938年起，閻寶航陸續將4個孩子送到延安，這在國民黨高層官員中非常罕見。包括何應欽在內的一些國民黨右翼人物指稱閻寶航是共產黨。

此外，重慶衛戍司令劉峙、軍統的戴笠、康澤以及中統的徐恩曾都曾找閻寶航“談心”，卻找不到確鑿証據，而閻寶航與國民黨上層的淵源令這些人不敢輕舉妄動。

閻寶航回憶：“有一次周恩來到我家裡來，是從后門進來的。這時特務來了，我老伴出去應付，說我不在家。我的態度是對特務敷衍應付，對他們說，隻希望生活能對付著過下去，將來能打回老家，抗戰到底，表示自己無心政治。因為大特務常來，小特務倒不敢找麻煩。”

閻明光記得，哥哥姐姐從延安的來信常會畫上延安寶塔。當時學校裡音樂老師的丈夫是特務，他佯裝帶明光出去劃船，在紙上畫了寶塔，年幼的明光不知就裡，在塔下畫了哥哥姐姐。閻寶航得知此事后，立即將明光轉學。

多年后，閻明光在重慶檔案館裡發現一份國民黨時期的文件赫然寫著“閻寶航”，其活動被特務詳細記錄。

“張學良曾跟我和弟弟說：‘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蔣夫人保的，有人檢舉你爸爸，蔣夫人說閻寶航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怎麼會是壞人呢，你們不能動他！’”閻明光回憶。

有人用“熱鬧非凡又驚心動魄”形容“閻家老店”，對更多親歷者，這裡的底色是“溫暖”。

曾舉家投奔“閻家老店”的公安部辦公廳原主任姚艮撰文回憶：“我住過各式各樣的家，父母的老家，自己的家，親朋的家……我問自己：你一生認為在哪裡在哪個家最幸福、最溫馨了。我回答自己：重慶村17號‘閻家老店’。”

“閻寶航的功績可以同蘇聯著名情報人員佐爾格相媲美”

長年的情報生涯和工作紀律，使閻寶航對過往絕口不提，對家人同樣守口如瓶。包括三大國際戰略情報的獲得：獲取納粹德國進攻蘇聯的准確日期﹔拿到日本駐東北關東軍的全部機密材料﹔提前獲取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

直至1962年年初，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給在京的高級干部作形勢報告，回應蘇聯的指責：“中蘇兩黨兩國的關系從來都是互相幫助的，而不僅僅是蘇聯單方面援助了中國，中國也援助了蘇聯。”

報告中，周恩來提及1941年希特勒進攻蘇聯前，是我黨向蘇聯提供了德軍發動戰爭的准確情報，斯大林后來還來電感謝。周恩來評價這是“無法估量的援助”。

當時，閻寶航就坐在台下。

總理的話對閻寶航的鼓舞可想而知。會后，他將之前撰寫的《擔任國際情報工作的經過和成績》交給總理，當年3月6日，周總理在信上做了親筆批示，証實了信中敘述的歷史事實並充分肯定閻寶航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功績。

隨后，信件被批給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當時閻明復正在中央辦公廳做翻譯工作，楊尚昆讓閻明復看了閻寶航給總理的信和總理批示，據閻明復回憶，那時他才知道父親的這段歷史。

1965年，閻寶航應中組部的約請，寫了一份《談地下黨工作的經驗》紀要，后組織部門文件存檔時定為《閻寶航談地下黨工作的經驗》。

在文中，閻寶航敘述了搜集國際情報的起因：“1941年，周恩來同志親自交代給我國際情報工作任務，並由蘇聯大使館武官羅申向我交代了任務范圍、具體要求和商定一切技術問題。”

閻寶航俄文代號被稱為“巴維爾”。顯然，他的特殊身份為從事該工作提供了極大便利。

“我接受了這個任務，做了種種准備。首先認識到這個工作十分重要，必須千方百計完成，必要時准備犧牲，並且要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紀律。”基於該任務的特殊性，他的身份僅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李克農知道。

閻寶航獲知納粹德國進攻蘇聯的准確日期的1941年，正是日本積極誘降國民黨，同時德國為配合日本拉攏國民黨之際。在此背景下，德國向國民黨政府透露了准備進攻蘇聯的消息。

在一個德國武官和國民黨要員均參加的小型酒會上，在大家酒酣耳熱之際，於右任告知閻寶航，德軍將在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內進攻蘇聯，閻寶航不動聲色，又問孫科，得到証實，隨后他借故提前離開，立即發報。

“事實証明不錯。德國於是年6月22日開始進攻蘇聯。我的報告約在一個半月以前。不久，羅申對我說：‘你的情報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閻寶航寫道。

而拿到日本駐東北關東軍的全部機密材料對閻寶航來說更是舉重若輕。

對此，閻寶航回憶：“約在1944年夏季，我向軍委三廳副廳長鈕先銘說：陳誠要我寫日本何時進攻蘇聯的文章，但是沒有材料，可否把日本關東軍的材料借我用一用。我再三要求，他才答應借給三天。我就這樣用‘假公濟私’的辦法，把材料拿到手。”

羅青長証實，閻寶航獲取的該情報“厚厚的兩大本”，“無一不備”。中央綜合各方面情報后，迅速通報蘇聯。對日開戰后，蘇聯短短幾天內便徹底摧毀了日本這一王牌部隊。

此外，1941年下半年，閻寶航從軍統密碼破譯機構得到日軍將偷襲珍珠港的情報，中央迅速通報給蘇聯政府，斯大林又告知羅斯福。遺憾的是，該情報並未得到美國政府和軍界的重視。

2005年，已離任的羅高壽接受媒體專訪時感慨：“閻寶航的功績可以同蘇聯著名的情報人員佐爾格相媲美。我認為，政論家、歷史學家對閻寶航寫得太少。閻寶航的功績是俄羅斯人民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

周總理批示后，曾有人對閻寶航說：“你講得太晚了。”對此，閻寶航一笑置之。講得晚的又何止這一件。

1937年入黨的閻寶航直至1952年經有關部門批准才公開黨籍，長期身份是“民主人士”、“黨外人士”。即使在1947年至1949年出任遼北省政府主席期間，他仍遭遇黨內文件不能看、黨內通報不能聽的尷尬。

羅青長在紀念文章中深情回憶：“對於這種長期在自己的親人面前甘於以‘友人’的身份相處，遭到誤解，甚至在蒙冤的境遇也無怨尤，如果沒有堅定的黨性，沒有高度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沒有革命者的博大胸懷，是萬難做到的……”

“閻家老店”浩劫

多年后，閻明復仍能清晰描述秦城監獄的模樣：“一幢‘U’字形的三層建筑物，東、西、北側各有五間囚室，由走廊相連，北側牢房走廊的兩端有鐵門與樓內的管理區相通，其中有若干間審訊室和看守人員辦公室。”

1967至1975年，閻明復在這裡度過了七年半的監牢生涯，而閻寶航也在此度過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時光。

相比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意氣風發，新中國成立后的閻寶航甚為低調。1949到1959年，閻寶航調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兼交際處長。1959年，64歲的閻寶航自感體力難以承受外交部繁重的工作，便辭職到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負責征集整理文史資料。

到“文革”期間被迫停止工作前，經閻寶航主持征集的文史資料近兩千件，1500余萬字，極具史料價值。未曾料到，一場劫難卻突然降臨。

當時，“四人幫”及其同伙為達到打倒周恩來的目的，把大批在周恩來領導下長期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的東北的老同志打成叛徒、特務、“東北叛黨集團”，閻寶航的名字赫然在列，其被捏造的罪名是特務罪。

1967年11月7日晚，剛從政協機關下班回家的閻寶航還未來得及端起飯碗，便被幾個穿黃大衣的人架走，目睹這一切，坐在餐桌前的小孫女被嚇得哇哇大哭。

這僅僅是“閻家老店”浩劫的開始。

半個月后，長期給黨和國家領導人擔任俄語翻譯的閻明復被捕。“四人幫”斷言閻明復有一部電台轉移到父親那裡去了，既然父親是特務，兒子也必定是。

事實上，所謂“轉移”是當時閻寶航家裡的收音機壞了，把兒子的收音機借去一用，一件平凡小事被硬生生“移花接木”。

打擊接踵而至。

長子閻大新被取消軍籍，下放至賀蘭山區﹔次子閻明智被隔離審查，慘死長沙﹔二女兒閻明英、三女兒閻明光均被下放，閻明光丈夫被關押。

“當時，我母親不僅承受著父親和我被捕入獄，大哥、二哥被隔離審查的巨大精神壓力和痛苦，在生活上也毫無著落，因父親被捕，政協凍結了父親的全部工資，也不給她發生活費，生活非常困難。”閻明復痛苦地回憶。

1971年，高素罹患肺癌去世。去世前不久，高素口述了一封給總理的信：“我始終相信玉衡（閻寶航的字）和明復是無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后，搶救費用甚巨，小女明光的愛人被關押，工資凍結，無力支付。請總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慶變賣衣物接濟黨內同志和抗日鄉親的面上，把我的醫藥借債費及后事解決。”

貼著4分郵票的這封平信沒過多久居然得到了總理的指示：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准予報銷高素的治療費和安葬費。這無疑帶給全家人巨大溫暖。

閻明光回憶，臨終昏迷時母親還欣慰自語：“回來了，回來了。你們趕快包餃子。”直到離開人世的時候，高素仍堅信丈夫活在人世。

“這樣，我們這個在抗戰時期，在堅持地下斗爭中，幫助過多少陷於困境的共產黨員、民主人士、東北難民，而被親切地稱為‘閻家大院’的溫暖的革命家庭就瓦解了。”閻明復說。

出獄后的閻明復才得知，自己與父親一度同監。

閻明復回憶，1968年四五月間，他在獄中偶爾聽到熟悉的咳嗽聲，很像父親的聲音，可“轉念一想，我父親怎麼可能被捕呢。一來，我父親早已淡出政壇，不是當權派，更不是走資派。二來，他是周總理介紹入黨的，在白區一直在總理領導下工作，歷史上也沒有什麼問題”。

兒子的直覺准得驚人，那些深夜的咳喘正是閻寶航最后一絲微弱的生命氣息。

閻寶航被平反后，姚艮帶著閻明光到秦城監獄查閱檔案。在那座犯人名字被簡化成數字的監獄中，閻寶航的代號是67100，閻明復代號是67124，中間隻隔23人。

在那裡，他們沒有找到有關父親冤案的任何文字材料，隻找到一張父親寫的字條，上面寫著“高素老伴兒，我要回家”。

也是在這次尋訪中，閻明光得知，1968年5月，在一次拳打腳踢的深夜提審后，父親昏迷不醒，被送到當時的監獄醫院復興醫院。姚艮陪她找到當時在醫院現場的老工人。老工人指著候診室的長椅說：“抬進來時就放在這裡，很久沒有人來搶救……”

閻明光聽后淚流滿面：“這就是我在夢中見到父親的場景！”

在父親被抓后的一天夜裡，閻明光曾做過一個夢：“夢見父親穿著灰大衣，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醫院的長椅子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沒有爸爸了……’我就這樣哭醒了。”

1978年1月5日，閻寶航骨灰安放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胡耀邦致悼詞，給予閻寶航一生高度評價。

一個細節至今仍讓兒女們心痛不已。在當時殯葬單位出具的說明中，閻明光看到其中一欄赫然寫著“不留骨灰”。那是江青的批示：閻寶航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屬、不留骨灰、不留遺物。

“這樣就將媽媽的骨灰放在爸爸的骨灰盒裡，一起安葬。”閻明光說。

“父親此生最大的遺憾是未能救出張學良將軍”

回顧閻寶航一生，“張學良”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名字。兩人年紀相仿，志趣相投，作為張學良的高級幕僚，閻寶航陪其見証了若干歷史時刻。

兩人最初相識於閻寶航任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干事期間。如潮般的新式思想同樣吸引了青年張學良。此后，閻寶航常陪張學良參加青年會各種活動，向其引薦了不少西方友人。

當時，閻寶航白手起家創辦的奉天貧兒學校聲名鵲起。時任張學良助手的郭鬆齡夫人韓淑秀長期在貧校做義工，因這層關系，張學良、郭鬆齡二人常常來貧校參觀、捐款。除慷慨解囊外，張學良還以個人名義在東三省為貧校募捐。

感動於張學良的義舉，閻寶航去信道謝，張學良則作答：“德不孤，必有鄰。”

1925年11月，郭鬆齡通電反奉，一個月后，兵敗被捕，夫妻雙雙赴死。作為郭鬆齡的堅定支持者，為免受牽連，閻寶航不得不躲到一外籍友人家中，直至張作霖在慶功宴會上燒了奉天軍政人員私通郭鬆齡的信件，才重新復出。

此時，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普賴德考慮讓閻寶航接班，推薦其去英國留學。無奈囊中羞澀，正當閻寶航山窮水盡之際，張學良派人傳話，不必為留學費用擔心。

之后，東北局勢風雲突變。先是1928年6月4日張作霖被日軍炸死，同年年底，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承認國民黨政府為中央政府。

1929年初，在愛丁堡大學就讀的閻寶航接到時任張學良幕僚王卓然的來信，直陳眼下正是少帥用人之時。閻寶航即刻返程。

“九一八事變”后，深知張學良內心苦悶，閻寶航和幾位東北軍領袖經常與其一起商討收復東北之事。

后來，閻寶航出任新生活運動總干事。張學良晚年時曾向閻明光回憶：“你父親很能干，他到蔣先生那兒做事是我介紹的。”

1936年11月初，閻寶航以考察新生活運動的名義趕赴西安。其間，張學良與包括閻寶航在內的幕僚們進行了一次長談，決心退出內戰，並透露和共產黨聯合抗日的想法。閻寶航從西安返抵南京不到半個月，西安事變爆發。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閻寶航與高崇民、盧廣績等幾位東北軍領袖奔走各方，為營救張學良而努力。1962年，閻寶航撰文《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以后》，詳細描述了這一歷史事件。

1936年12月28日，閻寶航接到宋子文通知，約其到扣押張學良的北極閣公館一談。宋子文見面即告知閻寶航，請他親赴西安，將張學良的一封信轉交楊虎城，讓楊放回扣押的50架馬丁飛機，並轉告東北軍、西北軍將領，張學良幾天內就回去。

此次閻寶航得以面見張學良。閻寶航再問宋美齡可否保証張學良幾天內回去，“‘我們犧牲一切也要做到’，她宣誓樣地答復”。

於是，閻寶航帶著張學良的親筆信飛赴西安，但張學良卻未被釋放，這讓他有受騙之感。

之后，閻寶航四下奉化見蔣介石，請求釋放張學良，未果。1937年2月中旬，閻寶航第四次去奉化時，蔣介石同意讓二人見面。

當時，張學良被囚禁在奉化雪竇寺，閻寶航回憶，寺裡“不禁有淒涼蕭瑟之感”。

“屋裡生著火爐，窗戶則斜開一扇。和張相見之下，我不知話從何處說起，轉念間，急欲把前此奔走經過作簡要陳述。每入話題，張輒以手勢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竊聽。我最后說：‘漢公，為國為家，還要保重身體，再見罷。’張微微點首，默不一言。

辭別下山，數十步外，回望張學良，猶佇立門前，目送我們離去，形影孤單，特務環伺。”

這也是二人此生最后一面。此后，山阻水隔，人世浮沉，竟不得再見。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舉行宴會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閻寶航曾撰文記錄當時場景：“周恩來說，趙媞小姐這種和張漢公共患難的精神，實可敬佩”，而提及楊虎城和傅葆貞被害時，總理“忽然痛淚盈眶，以手帕掩面”。

“父親曾對我說，此生最大遺憾是未能救出張學良將軍。”閻明光回憶。

1991年，年逾90高齡的張學良與夫人趙一荻終獲自由。當年，閻明光接到張學良老部下、原東北大學校長寧恩承從美國發來的電傳，說張學良想見自己和明復。幾天后，張學良侄女張閭蘅又打電話再轉此意。

在鄧穎超等中央領導的安排下，閻明光隨呂正操將軍赴美為張學良慶賀91歲生日。

“張學良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問：‘你父親玉衡是怎麼死的？’我一時哽咽……臨行前，當時主持對台工作的楊尚昆主席特意在天津接見了我和明復，叮囑不要過多地提傷心事，所以我也沒有多講。”

后來，張學良得知閻寶航慘死的情形后非常難過。在其建議下，1991年，閻明光出面成立“閻寶航基金會”。張學良不但贊助資金，還親自給基金會題寫會名。

閻明光介紹，該基金會致力於扶貧助教等公益事業，做抗戰史文化搜集與創作工作，同時幫助聾兒、漸凍人等人群改善生活質量。

張學良曾在自己90歲生日時賦詩一首：“不怕死，不愛錢，丈夫絕不受人憐，頂天立地男兒漢，磊落光明度余年。”

“如此的情懷讓我領悟到：張將軍為什麼和我父親閻寶航能夠成為摯友，同樣的愛國情懷，同樣的天地無私，讓兩家人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閻明光感慨。（記者 邢婷）

附：本文參考書目及文章：

《閻明復回憶錄（一）》，《閻明復回憶錄（二）》，《閻寶航紀念文集》，《閻寶航傳》，“從基督徒到紅色特工——我的父親閻寶航”（口述：閻明光，主筆：李菁），“閻寶航后人與張學良將軍的不了情”（作者：閻明光），“我父親閻寶航的情報生涯”（作者：閻明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