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馬識途的抗戰記憶

馬識途，解放前為中共地下黨川康特委副書記，解放后歷任四川省建設廳廳長、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自1935年至今，筆耕不輟，共計發表文學作品480多萬字，其中包括電影《讓子彈飛》的原著《盜官記》（選自 《夜譚十記》）。曾長期擔任四川省文聯主席、作協主席，與巴金、沙汀、艾蕪、張秀熟等並稱為文壇“蜀中五老”。

100歲的作家馬識途和他104歲的三哥馬士弘同時出版長篇回憶錄《百歲拾憶》和《百歲追憶》。

兩部回憶錄，真實、完整地展現了兩位老人的百年人生路。其中，他們所親歷的抗戰烽煙，讓今天的人們跨過歲月的阻隔，真切地感受到歷史的驚心動魄、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剛毅不屈。

成都市錦江區，馬士弘由保姆用輪椅推著，從和平街出發，慢慢“走”過三條街，到了弟弟馬識途在指揮街的住所。

上午過來，和弟弟聊天、吃飯，下午再慢慢“走”回去，這是104歲的馬士弘和100歲的馬識途的日常。

2000多米的路，很近，就像在抗戰之路上，兄弟倆雖處不同戰線，卻從未遠離。

和鋼筆一起滾落的，還有“工業救國”的理想

100年前的重慶石寶寨平沙壩，三面環山，山腳下有個馬家大院，住著幾十戶馬姓人家。

1915年1月，馬識途在這裡出生，父親馬玉之先后出任三任縣長，兩任在洪雅縣，一任在大邑縣，任上最突出的作為是剿匪和禁煙，深受百姓愛戴。

遵照父親“本家子弟十六歲必須出峽”的教誨，1931年，馬識途考入北平大學附屬高中。“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來時，他陪著學校十幾位東北籍同學，在操場上抱頭痛哭。在隨后舉行的抗日集會中，馬識途親眼看到，一位女大學生被警察一警棍打翻在地，又被警察拽著腳在地上倒拖著走。

“頭上還流著血。”80多年過去了，這個場景依然印在馬識途的腦子裡。

1933年初夏的北平郊區，成了日軍的演習場所。“貼著‘紅膏藥’的飛機在學校上空飛來飛去，老師講課的聲音被淹沒在飛機的轟鳴中。”

馬識途決定去上海，他想繼續讀書，走“工業救國”的路。

火車從北京東站開出，馬識途和逃難的人群一起擠坐在車頂上。車廂搖晃，插在長衫襟口上的派克鋼筆被膝蓋頂出來，滾落開去。馬識途俯身去抓，旁邊的人一把拉住他，喝道：“不要命啦？”

和鋼筆一起滾落的，還有馬識途“工業救國”的理想。事實上，那時的中國幾乎已經沒有一處可以安心讀書的地方了。北平沒有，上海也沒有。

1936年，因為參加學生抗日運動，馬識途第一次坐牢。獄中“老大”逼他睡在馬桶邊，晚上有人起夜，尿水濺他一臉。

接到信的三哥馬士弘來救他，穿著筆挺的綠色軍官制服，腰間佩戴著“中正劍”。

1934年，在北京中國大學經濟系上學的馬士弘，憤慨於日軍侵華的暴行，投筆從戎，成了黃埔軍校第11期的學員。畢業后，馬士弘所在的政治大隊加入了由蔣介石直接領導的“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視察團，根據蔣介石的指示，他們下到各省去視察新生活執行情況，實際上是去查看各地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態度，當地政府皆視之為“欽差大臣”，迎來送往。正是仗著“欽差”的身份，又有在當地工作的軍校同學的相助，馬士弘才把馬識途從監獄中救了出來。

馬士弘送馬識途去報考南京的中央大學化學工程系，而自己，則轉身歸隊。

兩兄弟，分手在岔路口。

鏽跡斑斑的鋼盔彈孔裡，長出了一朵野花

考入中央大學化工系，馬識途的“工業救國夢”似乎又回來了。但在一次學校的慶典活動上，已畢業的學長告訴馬識途，他們去工廠工作，男生不過是替資本家做監工，女生被拿來當花瓶。

必須另尋救國路，馬識途對自己說。

1935年12月9日，中國共產黨在北平發起了一場學生要求政府抗日的游行示威活動。運動廣泛地宣傳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抗日主張，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新高潮。走在游行隊伍前列的馬識途，已經“尋到”了自己要走的路。

馬識途加入了秘密學聯，先是宣傳抗日，后又在南京淪陷前組織同學撤到武漢。“撤離后兩天，南京發生了大屠殺。”

在武漢，馬識途由時任中共湖北省省委組織部長的錢瑛發展為黨員。

“入黨后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為周恩來物色可靠的小車司機。”為此，馬識途通過關系，進了司機工會當文書，在一個月內為周恩來找到了合適的人。在國民黨當局的眼皮底下，完成這項任務，實非易事。

馬識途的斗爭經驗越來越豐富。“那時，我常常留有可變的發型，還特別蓄了八字胡，戴的帽子、穿的風衣，都是裡外不同顏色、不同布料的，可以隨時翻過來穿，身邊還准備了兩副不同鏡框的眼鏡。我學會了南腔北調，可以在瞬間把自己從一個教書先生‘顛覆’成一個渾身銅臭的小行商。”

時間到了1939年初，馬識途用《鄂北日報》戰地記者的身份，掩護他另一個身份——地下黨鄂北棗陽縣工委書記。那裡靠近前線，他的任務是領導黨的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

當時在前線駐防的是李宗仁的直屬部隊，看到記者來到戰壕裡，士兵們很激動，因為之前的記者最多走到團部就回頭了。

在前線，日軍大炮彈如雨發，日機頻頻轟炸。馬識途親眼看著一串串炸彈在太陽下閃著光，落在戰壕前，化作巨大的爆炸。

“一次戰斗的間隙，我從戰壕裡望去，不遠處，一個鏽跡斑斑的鋼盔彈孔裡，長出了一朵野花，怒放著。”

“怒放”的還有馬識途的愛情。1939年底，經組織批准，馬識途與曾經的同學、后來的同志劉蕙馨結婚了。他們有了一個小小的家。這個家，另一個秘密的名字是鄂西特委的交通站。

“我也有兩個兒子，正在抗日前線”

馬識途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三哥馬士弘了。

1940年，日軍分兩路西進，一路由荊門經當陽南下，一路由江陵沿江西進，直逼拱衛重慶的宜昌，宜昌會戰爆發。

陳誠在宜昌的三游洞組成臨時指揮部，緊急調動18軍到宜昌前線。馬士弘所在的18軍18師由重慶碼頭分乘輪船，急赴戰場。

馬士弘受命將師部直屬工兵營、警衛連、偵察連、機炮連組成一個戰斗突擊隊，他任隊長，工兵營長謝真勛任副隊長，分兵兩路，阻擊日軍。

很快，馬士弘指揮的突擊隊在小溪口、洋義路與日軍打起了遭遇戰。水上有日軍的炮艇，天上有日軍的飛機，但突擊隊毫不怯弱，牽制住敵方，謝真勛帶領人馬趁機炸了洋義路江邊的美孚油庫。火借風勢，頓時燒著了日軍炮艇，日軍大亂。馬士弘和謝真勛兩路夾攻，收復了譚家鋪、古老背等軍事要沖。

但在次日，日軍增援部隊趕到，日機也增多了，而突擊隊的彈藥越來越少，又沒有增援和補給。戰斗進行到最后，突擊隊與日寇在宜昌城內展開了巷戰和白刃戰，突擊隊員一個接著一個倒下，但剩下的人依然半步不退，堅守陣地。一直堅持到深夜，18師師長羅廣文下命，阻擊任務已完成，馬士弘才帶著突擊隊趁著夜色渡江撤退。

1943年，馬士弘又參加了曠日持久的常德會戰，他當時是西面側翼兵團18軍18師53團三營營長。該戰是抗日戰爭時期大規模的會戰之一。

戰斗中，日軍的子彈擦著馬士弘的額頭飛過，“一摸全是血，旁邊的副官為了保護他，下巴中槍，當場犧牲。”隻做了簡單包扎，馬士弘繼續指揮戰斗。

如今的馬識途說起抗戰中的三哥，仍欽佩不已：“三哥打過很多硬仗，他不怕打仗，但他看不得日寇的暴行。”

有一次，馬士弘奉命向澧縣西北一個小鎮前進。鎮上棄尸遍地，赤身露體，肚腹被挑，肝腸流出……馬士弘觸目驚心。

還有一次，10多個日寇牽一條狼犬經過一個村庄，看到一頭牛，就用刀去割牛腿肉。一個農婦看到了，於心不忍，想拿菜刀放牛血，讓牛快點死去，少受罪。日寇奪過菜刀，在她大腿部割肉喂狼犬。馬士弘正好率軍趕到，直追三裡，擊斃日寇和狼犬。

“當年日寇犯下的一樁樁暴行，閉目一思，如電影般，一幕幕在我和我三哥的腦海裡重映。”

多年抗爭歲月裡，兄弟不能相見，老家的父母更是見不到兩個兒子，但馬玉之明白兩個兒子在干什麼。

1939年，抗戰進入最艱苦時期，前線急需兵員，時任洪雅縣縣長的馬玉之，親自監督征兵。在新兵歡送儀式上，馬玉之慷慨陳說：“凡我中華兒女，抗日救國，乃應盡義務。我也有兩個兒子，正在抗日前線。希望你們開赴前線奮勇殺敵，為死難同胞報仇，把日本鬼子趕出去！”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重逢，但很多人沒有等到

1941年1月，馬識途正在南路幾個縣安排工作，和妻子約好在利川相見，可是，他沒有等來妻女，卻等來了噩耗——由於叛徒的出賣，劉蕙馨和才一個月大的女兒，以及鄂西特委書記何功偉，在家中被捕。本來劉蕙馨是有時間逃走的，因為特務一開始誤抓了鄰居，但為了不讓機密文件落入敵人之手，她選擇留下燒毀文件。

“聽到消息的剎那，我覺得自己要爆炸了。電視劇裡演到這裡一般都是痛哭，其實不是這樣的，我沒有眼淚，我隻想爆炸，把自己和敵人一塊炸了。”

但情勢不容馬識途爆炸，他必須馬上思考如何組織疏散，防止災難擴大。眼下，首要的是去半路上截下正從南方局回來路上的何功偉妻兒，以及政治交通員王宇光。

兩天走完300多裡山路，馬識途終於把人從半道上截下了。他將何功偉妻兒安排住到了父母家。馬母對外強作歡顏，說這是自家的媳婦帶著孫兒來認祖歸宗了，但人后，老人家淚流不止——自己的真媳婦和親孫女，生死未卜。

一直到劉蕙馨被害，馬識途都沒能與妻女見上一面。國民黨四處通緝他，而黨組織也需要他到新的崗位繼續開展工作。

與劉蕙馨見上最后一面的，是馬士弘。

當時，馬士弘是國民黨陸戰區作戰參謀，部隊指揮部駐扎在恩施附近。父親叫他去牢裡看望劉蕙馨。作為國民黨軍官，馬士弘要去牢裡看望一名中共地下黨員，也絕非易事。他先爭取到了時任長官部部長劉雲漢的同意，然后又去情報處找關系，好在情報處有他以前的同學。想方設法，終於拿到了出入牢房的“條子”。

見面的場景，給馬士弘很大的震動，至今不能忘記。

聽到獄卒喊“7號，出來”，馬士弘看到一個瘦得像“紙片人”的女人，抱著個娃娃，被一個女兵押著出來。

馬識途和劉蕙馨還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的時候，馬士弘見過自己的這個弟媳，但眼前的女犯人，瘦得讓他不敢認。

四月的天了，馬士弘看到劉蕙馨穿著空心的棉襖，沒有襯衣，因為襯衣撕了給孩子做尿布了。晚上，這件棉襖還是孩子睡覺的“褥子”。大人沒有奶，隻能用嘴嚼爛給犯人吃的餿飯，再喂給孩子吃。

戰場上見慣了血肉橫飛場面的馬士弘，那一刻，難忍心酸。未料，劉蕙馨開口了，“三哥，你婆婆媽媽的干嘛。”從那個瘦小的身軀裡，迸發出一股強悍的力量。

抗戰勝利后，馬士弘一度解甲歸田。

因為，不走便要接受新任務——剿“匪”，而這是他不願意面對的。

因為，他曾和“匪首”賀龍的部下並肩作戰，“匪”是他的弟弟和弟媳，他親眼見過這些“匪”是怎樣的錚錚鐵骨。

1949年，已是國民黨少將副師長的馬士弘，放棄去台灣的機會，在成都率部起義。1950年1月1日，他作為聯絡官到成都解放軍司令部報到，看到了站在賀龍身邊的、身著解放軍軍裝的五弟馬識途。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重逢，這是經歷磨難后的真正意義上的重逢。

但很多人沒有等到。8年前被害的劉惠馨，沒有等到﹔在重慶渣滓洞受盡折磨而死的馬識途的妹妹、妹夫，沒有等到﹔更多曾與馬識途、馬士弘並肩作戰的人，沒有等到……

漫長的光陰之后，百歲馬識途在自己的《百歲拾憶》首發式上，仿佛與當年的烽火歲月再度相逢。“這本書是我百歲人生的真實寫照，也是我為理想而奮斗一生的真實記錄。希望今天的青年人能從中讀到對自己有用處的東西。”

100歲，不代表我不觀察不思考了

解放周末：您原名馬千木，入黨的時候改名馬識途，這個名字對您來說有著什麼特別的意義？

馬識途：1938年入黨的時候，我把名字改成了馬識途，表示自己終於確定了人生的道路，自然也是借用了“老馬識途”的寓意。從那以后，馬識途一直是我黨內的名字。

當然，為了工作需要，我對外叫過很多名字。我考西南聯大時，敵人正在湖北、四川各地通緝我，為了安全起見，我把高中文憑上的“木”字加了一撇，叫馬千禾。

解放周末：在您的書中，我們看到了真實的抗戰歷史。但當下充斥熒屏的，卻是各種抗戰“神劇”、“雷劇”。

馬識途：我曾在一次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與四川作家的座談會上談過這個問題。我說我既歡喜於現在文壇寬鬆和諧的創作環境，也為文學和影視創作中出現的低俗化傾向而憂懼：憂一片產業化的呼聲讓人迷失方向﹔懼高雅文學日益被邊緣化。

解放周末：當時，您提出了“文學三問”：一問誰來守望我們的文學家園﹔二問誰來保衛我們文學的美學邊疆﹔三問誰來堅持在馬克思主義光照下的社會主義主流意識。這“三問”，至今仍在叩問著文學界的靈魂。

馬識途：“文學三問”是我長期觀察和思考的結果。我100歲了，但不代表我不觀察、不思考了。

我主張文學的多樣性，但絕不贊成多樣化到“淡化革命、顛覆英雄、否定崇高”的地步。現在，亂改紅色經典、歌頌封建帝王、展示奢靡生活的作品不少，有些膚淺的作品一印就是幾十萬冊，而嚴肅作品的市場卻被擠得越來越小。

嚴肅作品不景氣，我想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我們作家、藝術家自己。反躬自問一下：我們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到底如何？我們確實做到‘三貼近’了嗎？我們已經盡力用精神產品去滿足群眾的各種文化需求了嗎？

解放周末：事實上，嚴肅作品也可以十分“走心”，關鍵在於創作者是否用心。

馬識途：我以前批評文藝過多服務於政治，現在文藝又過多服務於金錢。文學界、影視界，低俗、庸俗、媚俗、惡俗之風盛行，“枕頭、拳頭、噱頭”的“三頭主義”林立，動不動就是“愛得死去活來，打得昏天黑地，笑得斷腸岔氣”。

我認為，文學藝術始終是要為大眾服務的。一百年的人生經歷中，我看到祖國的巨大變化，積累了非常多的素材，但我能力有限，不能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解放周末：您今年100歲，身康體健，三哥馬士弘104歲了，您還有個92歲的弟弟、82歲的妹妹，大家都說您家有長壽基因。

馬識途：我也不知道怎麼活著活著就活到100歲了。其實，沒啥基因和秘訣，達觀和信仰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全的人生觀，才有健康的養生觀。一個人總要有點信仰，沒有信仰的人，如行尸走肉。

如果一定要我說長壽秘訣，那就是“五得”：吃得、睡得、寫得、動得和受得，其中最重要的是受得。（記者 顧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