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培養儲備民族干部中砥礪前行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起來……”70多年前，這首《義勇軍進行曲》響徹神州大地，無數中華兒女奮起抗爭，奔赴抗日前線，抵御日寇入侵。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15年的艱難歲月裡，中華民族用鋼鐵與烈火的交迸，鑄就堅強不屈的脊梁，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包括藏族在內的全國各民族兄弟紛紛投入這場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他們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天寶，是一位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鞠躬盡瘁的藏族老紅軍，是第一批藏族黨員。他當過喇嘛，當過紅軍，當過西藏自治區、四川省的主席、黨委書記，他的常用名“天寶”是毛主席起的。

天寶，男，原名木爾加·桑吉悅希，藏族，1917年2月生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縣覺壩鄉。天寶有一個姐姐兩個弟弟，家裡生活貧困，大弟長期流落他鄉以乞討為生，二弟被人拐賣到牧區。天寶8歲被送到寺廟當童僧，每天除了學念經、學藏文，就是清掃庭院、背水、打柴，常因飢餓偷跑回家。1935年6月，北上抗日的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陸續經過天寶的家鄉，並在阿壩建立紅色政權。“紅軍來了變了天，藏彝羌人民把身翻。”歌唱紅軍的歌聲響徹阿壩草原。18歲的天寶甩掉身上的袈裟，毅然參加工農紅軍四方面軍，任覺壩鄉少先隊副隊長、指導員，金川格勒得沙政府青年部部長。他向農牧民宣傳紅軍、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擴大紅軍隊伍。為了保証大部隊順利行軍，天寶所在部隊中的藏、羌戰士組成一支少數民族武裝——番族人民自衛軍，天寶被任命為黨代表，隨主力部隊行動，擔負特殊任務。紅軍離開阿壩后，天寶在紅四方面軍總部擔任翻譯和向導，不久便入了黨，成為紅軍的第一批藏族戰士和黨員。天寶的任務是向后續部隊傳達總部的命令，應該從哪裡走，不能從哪裡走。部隊缺糧時，隻能挖野菜，但水草地的許多野菜有毒，不能吃。天寶拿著採集好的標本到各部隊，告訴大家這個可以吃，那個不能吃。部隊在百丈關一帶打了一場惡仗，這是天寶參加紅軍以來經歷的第一次大戰。他在總部，雖然沒直接參加戰斗，但戰斗的場面讓他驚心動魄，可以說經受了一次戰火的洗禮。不久，上級調天寶到丹巴縣藏民獨立師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長。天寶的一個任務是翻譯，向藏胞宣傳黨和紅軍的宗旨、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和抗日救國的方針。他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學過說過的話，大部分都能記住，並動員更多的藏族群眾參加革命斗爭、為紅軍籌集糧食，堅決反對對紅色政權進行破壞和搗亂的一些土司頭人的言行，保衛了根據地。1936年，三路紅軍勝利會師，天寶也匯入紅軍的洪流之中。

黨十分重視培養藏族干部，天寶就是作為將來為處理西藏事務而精心培養的藏族干部之一。早在延安時期，有一所保育院相當出名，主要收養烈士遺孤和革命后代。不過，當年流行一種說法：延安的保育院不止一所，實際上有兩所保育院。除了現在人們熟知的那所保育院，還有一所人們不熟悉的“保育院”，那就是中央黨校少數民族班，以及后來的延安民族學院。這是為將來在民族地區開展工作培養和儲備少數民族干部。

中央黨校將少數民族學員單獨編為一個班，序列為第7班。天寶於1936年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陝北后，就進了四方面軍黨校學習。1936年底，四方面軍黨校並入中央黨校，天寶便成為中央黨校學員。成立少數民族班，他便進了民族班。民族班有20多名少數民族學員：藏族的天寶、扎喜旺徐、協饒頓珠（楊東生）、孟特爾、羅德干、沙納，彝族的王海民、阿爾木呷、陳佔英、瓦渣木基、潘佔雲，羌族的蘇新，苗族的石邦智，土家族的彭祖貴等。他們中的大部分經過長征，還有少數土地革命時期參加革命的同志。少數民族班的學員大多數文化程度低，不少人連漢話也說不好。學校專門給他們開小灶，找文化高的學員輔導他們。天寶被任命為民族班的班長，兼學員黨支部書記和學校黨總支委員。民族班的班主任廖志高，建國后擔任過西康省委書記、四川省委書記。中央黨校的領導都是老一輩革命家，校長是李維漢，負責黨校日常工作的是董必武、成仿吾等。當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經常到中央黨校為學員講課，每周至少有一位中央領導來作報告。天寶的名字，就是在中央黨校民族班時由毛主席給起的。

有一次毛主席講課，講了抗日戰爭的持久性，講了統一戰線，由淺入深，風趣生動，天寶聽得入神。毛主席講完課后，學員自動列隊歡送，天寶也站在大門口。毛主席經過他們隊伍前停住腳步，仔細詢問每個少數民族學員的情況。當問到天寶時，校領導介紹，他是少數民族班的班長。毛主席說：“當官了，還帶了長，不得了哇！”主席又問：“叫什麼名字？什麼民族？”天寶說：“叫桑吉悅希，是藏族，四川阿壩人。”毛主席又問：“桑吉悅希是什麼意思？有什麼講究？”天寶說：“桑吉是佛爺的意思，悅希是寶貝的意思。這是活佛給我起的名字。”毛主席聽后不住點頭說：“不得了哇，又是佛爺，又是寶貝。”隨之轉向大家說，你們都是黨和紅軍的寶貝，要好好學習，將來才能擔負起國家的大任。毛主席對天寶說：“長征時我到過你們的家鄉，那裡的藏胞對長征的勝利是有貢獻的。漢族有句古話，叫物華天寶，也就是和你那個‘桑吉’差不多。我給你起個名字，就叫天寶吧！”在場的學員一起鼓掌，連聲叫好。自那以后，桑吉悅希這個名字就沒人叫了，天寶這個名字被深深地映進中國革命的史冊。

天寶從1936年在陝北進入紅四方面軍黨校，到1945年離開延安，將近10年的時間內，黨組織給他安排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1938年，天寶被派往新疆。當時中國共產黨與新疆軍閥盛世才有統戰關系，從延安選派干部到新疆工作。天寶到新疆的任務仍然是學習。他被任命為新兵營的學生隊長，主要從事黨的政治工作，同時學習俄語。蘇聯對中國抗戰的援助物質都是從新疆送往內地，急需俄語人才。1939年底，天寶被調回延安，在西北工作委員會工作。西北工委是中國共產黨設立的第一個專門負責分管民族工作的機構。抗戰期間，日軍在我國各個民族之間挑撥分化，鼓動民族分裂，企圖實現其“以華制華”目的。中共中央設立西北工委，就是主持陝、甘、寧、青、新、蒙各省地下黨的工作，對日軍制造民族分裂的陰謀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天寶在西北工委除了從事民族工作，重要的任務還是學習。李維漢回憶：在西北工委還集中了天寶、扎喜旺徐、孟特爾、沙納等一些藏族青年骨干分子，由何承華等給他們補習漢族的古文和現代語言。

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為了培養大批少數民族干部，中共中央於1941年7月將中央黨校民族班、陝北公學民族部，以及抗大、女大的少數民族學員集中起來，在延安大砭灣成立延安民族學院，這是我黨創辦的第一所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學校。天寶被組織選送到延安民族學院深造。在延安民族學院，天寶是學生中的骨干，除了學習，還承擔不少社會工作。他擔任過學生會主席、西南民族區區隊長、陝甘邊區民委委員、民族學院二班班長、支部書記、校總支委員。延安民族學院匯聚了藏、蒙、回、苗、彝、滿、漢等民族的優秀青年，共300多人。天寶、扎喜旺徐、沙納、孟特爾、袁效則、羅德干、王壽才等都是藏族學員。學院成立專門研究少數民族文化、政治、經濟、歷史及社會風俗的藏族研究室、蒙古族研究室和回族研究室，研究民族情況、民族歷史、文化和民族問題等，教學與研究相結合。在課程設置上，還開設藏文、蒙文等少數民族語言課程。在院、處下設研究室，進行文化知識教育的同時，還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以及黨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民族風俗習慣的教育。在生活上，黨中央對少數民族學員格外關照。延安的物質生活非常艱苦，但民族學院的學員仍受到特殊優待，每人每月多發10斤白面，每人每年加發一套單衣、一套棉衣。每逢民族節日，還按照民族風俗習慣慶祝、會餐。延安民族學院的學制分三期，每期兩年，共六年畢業。根據革命工作需要，也可以靈活掌握，提前畢業。即使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延安民族學院的學制也夠長了，相當於本科、碩士連讀。何況是在那樣艱苦的戰爭時期，后方物資緊缺，前方軍情緊迫，后方需要大力精簡人員，在精兵簡政中，陝甘寧邊區政府系統簡精人員近35%﹔前方更是急需大量補充戰士。黨中央把民族學院的學員全部留在延安，盡可能為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安心學習。

從長征到延安，天寶就在這樣的特殊關懷下一直留在后方學習。在紅四方面軍黨校學習，在中央黨校民族班學習，在新疆新兵營還是學習，在延安民族學院仍然是學習。學員像孩子般受到愛護和保護。中央認為，經過長征留下來的這批少數民族干部，是寶貴的財富，是帶領少數民族革命的火種。天寶當時並不理解這種戰略思想，心想：人人上前線去抗日了，在這關系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嚴峻時刻，作為一個紅軍戰士，怎麼能留在后方，像保育院的孩子一樣受人照顧？眼看著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的學員高唱著《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義勇軍進行曲》一批批奔赴抗日前線，自己卻是學習、學習、再學習，天寶憋不住了。因組織已有“少數民族戰士一個也不能上前線”的規定，為了上前線，他隻好去找領導磨嘴皮子。他向領導提出，堅決要求上前線去。

年代久遠，天寶已經記不起找的那位領導的名字，但是與領導的那番爭論一直記得非常清楚：

領導說不行，少數民族戰士當前的任務就是學習，不能上前線。

天寶情急之下隻好冒充漢族：我不是少數民族，我是漢族，我可以上前線。

你是漢族？你說說，你是什麼地方人？

天寶參加革命就在紅四方面軍。長征之前，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以通江、南江、巴中三縣的最多。當時紅四方面軍中，“通南巴”被經常挂在嘴上，天寶早已聽熟了。被問急了，就隻好說，我是通南巴縣的人。

通南巴！你知道通南巴是什麼地方？是通江、南江、巴中三個縣的簡稱，是革命根據地。你以為你是佛爺，可以同時在幾個地方出生。領導指著天寶的鼻子說，連撒謊都不會撒，就憑這一點，也不能讓你上前線，老老實實給我在延安學習。連通南巴在什麼地方都弄不清楚，以后你怎麼領導藏族人民建設新家鄉，建設新西藏。天寶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別人都在前線奮勇殺敵，自己卻被留在延安的“保育院”！中共中央為將來培養和儲備民族干部的深遠用意，天寶當時是無法深刻理解的。延安民族學院的學員不僅抗日戰爭時期沒能上前線，解放戰爭爆發后，黨中央也沒有讓他們上前線。幾十年后，每談起這件事，他依然感慨不已：“黨對我們這批紅軍戰士給予多麼無微不至的關懷，寄予多麼大的期望啊!”

1943年，國民黨胡宗南部准備向延安大舉進攻，中央決定先把他們送到內蒙古草原深處，交給烏蘭夫。延安民族學院院長李維漢交代烏蘭夫：一方面分配適當工作，讓他們鍛煉，更重要的還是要保護他們。天寶和其他民族學員被送往內蒙古草原深處，在烏蘭夫領導下工作。天寶去了內蒙古草原后，任八路軍三邊分區伊克昭盟蒙漢支隊第三大隊教導員。內蒙古是最早解放的地區之一，又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天寶在這裡得到從事民族工作的鍛煉。用現在的話來說，天寶一直在充電。在內蒙古抗日前線，天寶在內蒙古伊克昭盟工作，任八路軍三邊分區伊克昭盟蒙漢支隊第三大隊教導員、伊西工委委員。期間，他與同志們廣泛宣傳、組織、團結、爭取蒙漢各階層人士抗日，爭取國民黨駐軍和蒙古族地方武裝開展聯合抗日。黨組織還把天寶派到迪化（今烏魯木齊）去創辦抗戰干部培訓班，培養少數民族干部上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者。后來，形勢一好，他們就回了延安。1947年，胡宗南再次大舉進攻延安，黨中央准備撤離，天寶他們又被送去內蒙古草原。解放戰爭時期，天寶一直在蒙漢騎兵支隊擔任政委。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解放西藏被提上中共中央緊迫的議事日程，迫切需要一批具有高素質的藏族干部，像天寶這樣經過多年精心培養、經受過革命鍛煉的藏族干部正好派上用場。從此，天寶與西藏的解放和建設事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他在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解放西藏、平息叛亂、民主改革等重大歷史時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50年，在舊西藏分裂主義勢力妄圖以武力對抗中央政府、帝國主義紛紛插手西藏的緊要關頭，已積累了豐富民族工作經驗的天寶，被鄧小平、劉伯承等從西北局調到西藏工委，挑起進軍西藏、和平解放的先鋒重擔，發揮了巨大作用。比如，在進軍西藏、和平解放西藏過程中，天寶成為我們黨“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指導原則的生動實踐者，他不僅參與制定了許多適合西藏情況的重大方針政策，還身體力行，通過卓有成效的工作，爭取藏區各階層人士對進軍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理解和支持，為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貢獻。又如，在平息川西藏區黑水暴亂中，天寶更表現出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政治家的高超智慧，把參與叛亂的絕大多數人爭取到人民政府一邊，迅速平息了叛亂，為支援解放軍進軍西藏，站穩腳跟，鞏固了基礎，建立了功勛。1969年，與全國其他地方一樣遭受“文革”浩劫的西藏，百廢待興、困難重重，在此危難之際，周恩來總理點名熟悉西藏歷史風俗和民族宗教政策的天寶進藏工作。天寶在西藏一干就是12年，與西藏自治區黨委領導班子一道擔起撥亂反正、落實政策、發展生產、穩定局勢、改革開放的重任。天寶對西藏浸透了深情和心血，也奉獻出大智和大勇，他建立的卓越功績，深深銘刻在西藏的發展史上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心中。2008年2月21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天寶在成都逝世，享年92歲。中央領導送來花圈，對天寶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彈指一揮間，抗日戰爭勝利已經70年了，戰爭的硝煙雖早已散去，但那段歷史卻永遠被牢記，那段用中華兒女鮮血換來的勝利、刻骨銘心的歷史將永載史冊，那些包括天寶等藏族同志在內的中華兒女拼死抗爭抵御外敵的不朽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為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而不懈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