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張馮國華給自己制定的《作息表》，從早上7點起床，到晚上11點就寢，自修、用餐、辦公、閱報、寫信、日記等，安排得井井有條。上面還寫著“莫等閑，須照此！”6個字。 在這張《作息表》的左右兩側，馮國華還書寫了一副對聯：“學未到家終是廢，品非足色總成空。”
“嗣母於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八日九時二十分逝世享壽七十 親手作羹湯每飯不忘母德 傷心懷風木臨終猶寄箴言 華敬題”這是1933年，馮國華寫給他的養母的題詞。其拳拳報恩之心，一覽無遺，真所謂“無情未必真豪杰，風木如何不丈夫”。
人物小傳
馮國華（1901∼1938年），字邁櫻，上海寶山城廂鎮人。1924年畢業於江蘇省立第二師范學校，旋即應聘於上海和安小學任教。后返回寶山，任縣教育局教委督學、縣教育局長，不遺余力地整頓和興革寶山教育，同年11月，陶行知在大場地區創辦山海工學團，馮國華以縣教育局長身份參加工學團成立授旗禮。
1935年，馮國華赴上海縣任江蘇省俞塘民眾教育館實驗區主任，做了不少教育普及工作，深得人心。鬆江專區辦壯丁訓練教練員學習班，馮受聘為該學習班教育長。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馮國華投筆從戎，走上抗日救國的道路，率領當年受訓的學員為戰地輸送彈藥、運送傷員、挖掘戰壕﹔還通過戰地服務訓練班，招集上海近郊各縣的失業教師和失學青年500多人，組織敵后游擊隊，在當時的上海縣，以及鬆江、青浦一帶開展游擊戰爭。
據記載，1938年10月6日，馮國華與在鬆江農村打游擊的某旅第一團張團長同赴鬆江，夜宿泗涇石宅，遇到日軍包圍，因眾寡懸殊，彈盡援絕，壯烈犧牲。1985年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馮國華為革命烈士。
口述
受命於危難時
我父親名國華，字邁櫻，生於1901年11月7日。我聽母親說，因為家裡窮，父親在蒙童時期還一直是個“文盲”，隻能在家裡干些力所能及的農活，幫助祖父祖母以種菜為生。
直到13歲那年，祖父祖母看他實在想讀書，才咬緊牙關，送他到當時的江蘇省寶山縣立第一高等縣學堂讀書。他格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后來居上，門門功課成績都領先於其他同學。小學畢業那年，當時寶山縣送了6人去參加龍門師范學校（即后來的江蘇省立第二師范學校）入學考試，結果隻錄取了他1人。寶山縣政府、縣教育局自然是高興得很，他們主動提出資助全部的學雜費和生活費。
畢業之后，父親義無反顧地回到了故鄉，從事他心儀神往的教育事業。用現在的話來講，那就是“定向委托培養”，“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抗戰爆發，寶山既是戰場，又是重災區。戰爭過后滿目瘡痍，百廢待舉。誰來主持寶山教育事業復興大業？江蘇省教育廳把目光投向了因為教育工作干得出色、已擔任縣督學的父親身上。可以說，家父是“臨危受命”，出任寶山縣教育局長的。
上任伊始，父親先與克扣教育經費的縣長金慶章說理抗爭，迫使金慶章把歷年積欠的教育經費分期發還。他還大刀闊斧地把依仗權勢、辦學無能的校長一一撤換。淞陽小學是他的母校，原校長是他的老師，卻也不顧情面撤換下來。
父親說：“整頓教育要苦干，還要硬干，硬干要同當地封建勢力作斗爭，不能妥協，寧可不當局長，學校不整頓好對不起百姓子弟。”隨后他在《寶山教育》（半月刊）雜志上，發表了《苦干實干硬干》一文。陶行知先生看了極為贊賞，寫信給家父說：“硬干就是革命精神，我同意你的主張。”
父親在寶山積極推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張，陶行知也多次應邀到寶山給教師講學。1932年夏，陶行知在大場地區創辦山海工學團，父親以教育局長的身份給以支持，還為工學團提供一部分經費。1933年夏，寶山縣沈家樓成立了棉花工學團，父親同樣經常參與商定工學團工作計劃。
我手頭就有這樣一份資料，是1934年1月9日陶行知先生寫給我父親的一封信，開頭便稱“邁櫻局長吾兄大鑒”，落款便是“弟陶行知”。信的大體內容為：蕭場工學團報了新的計劃，請父親“斧正”，同時請父親給某位先生，每個月增加10元經費。陶行知比我父親年長10歲，我應該叫他“伯伯”的。陶行知先生這樣與家父“稱兄道弟”，可見他倆的關系的確不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山海工學團的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第一是要我們牢記山海關失守的歷史事件﹔第二是要我們記住寶“山”與上“海”的緊密聯系。我一直覺得，工學團之所以能搞得紅紅火火，除了陶行知先生先進的教學理念以及努力推行之外，也與家父的大力支持分不開。
另一位教育家陳鶴琴到寶山參觀時，對此極為贊賞，但又擔心推行被通緝的陶行知的教育主張，可能會給家父招致麻煩。家父卻坦然表示：我不怕因此受累。
“大家都要做義民”
資料記載，父親經常深入學校視察，每到一所學校，先看清潔衛生，再聽課，調閱課卷，最后找學生和家長談話，按實情該表揚的表揚，該批評的批評，並在《寶山教育》上作如實報道。當年江蘇省教育廳督學視察各縣教育后，在報告中寫道：“寶山教育用錢少，教育質量好，夜校辦得多，失學兒童少。希望各縣教育局效法。”
1931年，在寶山任縣長的隴體要是江蘇省主席陳果夫的親信，他利用職權，所到之處總想“撈一把”，到寶山后不擇手段，把教育專用款、長興島千畝沙田的糧租收入據為己有。父親以局長身份站出來指責他。隴懷恨在心，多方刁難教育局的工作。父親忍無可忍，印發了揭露縣長的傳單，隴體要惱羞成怒，以“散發傳單，中傷縣長”的罪名把父親關押起來。又以《寶山教育》 上登載陶行知的信為借口，羅織罪名，向陳果夫報告。不久，陳果夫下令撤去了父親縣教育局長職務。
1935年，父親離開寶山，來到江蘇省立俞塘民眾教育館。他仍一如往昔，推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張。陶行知也多次應邀來俞塘作指導。館內有人說：“馮國華是‘陶行知’迷，還沒有接受在寶山吃苦頭的教訓。”父親則不以為然。他在 《社教通讀》和《教育與民眾》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關於成人教育的理論文章。當時中共黨員張勁夫和陸靜山也在館內工作，他們給了家父極大的支持。
比如1935年6月，父親在《社教通訊》第一卷第五期上，從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發表了《從我的身體說到民族隱憂與民族復興》一文。
父親說：“我的身體是不壞的，十年來未與藥罐做朋友，雖不是龍馬精神、金剛不壞身，但有時身體一時不爽，不到一二日即可復原。前年保險 的時候，經醫生詳細的診斷，體重、身長、血壓、肺力、小便等，我保三十年，預備活了六十歲也夠了，誰知醫生說照你這樣體格保到七十歲也無妨，我對他說恐怕要老朽罷！乃相視一笑。”
在這篇文章中，父親提到了與袁觀瀾和黃炎培的交往，以及這兩位五六十歲“老人”的身體狀況，很是羨慕﹔同時對中國青年的體格狀況，尤其是全國專科以上學生的體格檢查，與國外青年相比較，表示了極大的擔憂。“所以要打起精神來做事，撐起鐵肩來擔道義，要富強國家，要復興民族，非得求全體國民個個有健康結實的身體不可。”父親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另外，我非常感謝寶山區檔案館，在今年6月9日“國際檔案日”的前夕，給了我兩份意想不到的檔案復制件。
一件就是家父1933年7月獲得的私立正風文學院“畢業証書”。我曾聽我母親說起，父親工作以后一直沒有放棄文化知識學習，還曾參加過大學學習，可是苦於找不到証據。現在好了，這張“畢業証書”准確無誤地記載著，父親曾在該院“大學部中文系修業期滿成績及格准予畢業”。這是一張晚發現了82年、差不多與我同齡的“畢業証書”。
還有一件就是1937年4月的《馮邁櫻（一名國華）之証件·俞塘同人題名錄》。這件証書告訴我們，在淞滬抗戰前后，父親在俞塘民眾教育館，具體擔任的是“省立俞塘民眾教育館總館主任”，負責工作的具體實施，同時還兼“民教服務人員訓練班主任”等職。難怪家父犧牲時，報刊刊載了標題為“四郊游擊隊領袖半出其門下”的消息。
日寇入侵后，父親把國民分為3類：逆民、順民和義民。他以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奔走呼號，出現在各種講習班和訓練班上，義憤填膺地指出：逆民究竟是少數，無疑要鏟除他﹔順民太多了，應該教育和爭取他們做義民﹔義民是抗日救亡份子，大家都要做義民！
孤島上的“戰聲”
我清楚地記得，母親曾對我們3個兄妹提起過，1938年10月5日，父親在去鬆江之前，帶著我們全家，一起在市區王家沙飯店附近的旅店裡，和奶奶、舅舅吃的最后一頓飯。身材高大的父親，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勢。不久，全市各大報紙就報道了父親慘遭日寇夜襲、壯烈犧牲的消息，當時父親38歲，上有60多歲的老母，下有3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我那時才3歲。
關於父親的犧牲，以前我隻知道這樣一種說法。那是父親犧牲后不久，當時全市各大報紙都作了相關報道，如1938年10月22日的《申報》《導報 》和10月24日的《文匯報》。
《申報》的題目是“教育家馮國華抗戰殉國 定期舉行追悼呈請當局褒恤”﹔《導報》的題目是“滬郊游擊隊組織者馮國華在泗涇殉國 四郊游擊隊領袖半出其門下 親友莫不哀慟電請中央褒恤”﹔《文匯報》的題目是“第二師范同學發起追悼馮國華君教育家中一殉國者”。
這些報紙，大體上是這樣記載的：1938年9月底，在鬆江農村打游擊的某旅第一團團長張某，兩次派人來滬邀請馮國華赴鬆，共商大舉截擊日軍之計。10月6日，馮氏與來邀者赴鬆江，是夜與團長張某宿於泗涇石宅。孰知夜半十二時，村之四周，槍聲突起，馮張即起而應戰。當時駐該村之游擊隊員僅數十名，日軍漢奸來襲者約五百名，眾寡之勢，相距過甚。然而馮氏仍力戰不屈，結果馮氏及第一團長張某等，當場殉難，隊員死傷者十余人。翌晨該村人士檢收尸體，發現馮氏除槍傷外，左額亦為刺刀劈去，可雲慘矣。
后來許多悼念和紀念我父親的文章，基本上沿用了上述這種說法。直到不久前，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另外一篇文章，知道了還有另外一種說法。
這就是鄧夏先生於1985年8月發表在《圖書館雜志·第3期（總第15期）》上的開篇之作，題目是《“孤島”上的〈戰聲〉 三日刊——為紀念抗戰勝利四十周年憶救亡運動點滴》。其中第六自然段明明白白地寫道：“在郊縣農村開展敵后斗爭的馮邁櫻同志，因發行《戰聲》的工作被敵偽逮捕，身受慘無人道的嚴刑逼供，他大義凜然，堅強不屈，終於在十月十日壯烈地在鬆江日寇的屠刀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會不會是同名同姓不同人呢？我細看了文章，從細節推究，講的就是我父親他們。文章中回憶：“馮邁櫻同志的書法很出色，《戰聲》的刊名，就是他的手筆，抗戰前他在寶山等處從事教育工作，在當地有很多群眾關系，郊縣的發行工作就請他兼任，至於跑印刷及市內發行工作，由張雲嘯同志負責。”
我還特地查了一下“戰聲”一詞的來歷。那是1937年8月20日早晨，文化戰線的先鋒郭沫若先生寫了一首詩，名字就叫《戰聲》，並且以此為名，出版了 《戰時小叢書之三·戰聲》詩集，共20首詩。《戰聲》這首詩被排在第12首。我想我父親他們，一定是受到了郭沫若這首《戰聲》的鼓舞和影響，取名和創辦《戰聲》三日刊報紙的。從時間上判斷，也是完全吻合的。即1938年1月，郭沫若的 《戰聲》自由詩和詩集發表﹔同年4月，我父親他們創辦了《戰聲》三日刊報紙。
說句心裡話，現在我非常想看到這份取名《戰聲》的三日刊報紙。我想除了《戰聲》是我父親的手跡之外，上面可能還有我父親寫的文章。
父親的身影清晰起來
從我記事起，就一直想象著假如父親和我們一直生活著，那該多好啊！為此我也不知哭過多少回。曾經有一段時間，隻要一看見人家女兒與父親撒嬌的畫面，我扭頭就走，躲在沒人處暗自哭泣。父親與父愛，對我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正如人們常說的：一旦失去了，才更覺得珍貴。
如今我也是80出頭的老人了，3個兒子都已成家立業，還有兩個孫子。我現在更能體會，父親犧牲后，母親獨自一人將我們兄妹3人培養成人，多麼不易。在我們的心目中，父親是名副其實的抗日英雄，母親則是不可多得的英雄妻子。
由於父親的犧牲，我們家的經濟生活，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極大變化。尤其是我，父親犧牲時，我才3歲，沒什麼記憶。上世紀80年代初，陶行知先生的孫子突然找到我家，向馮國華的妻子、也即我的母親，了解和查找當年他爺爺與我父親創辦山海工學團的歷史資料，猛地觸發起我了解父親的願望。說來也怪，退休以后，在與母親相伴的過程中，父親的身影、父親的聲音，反而逐漸清晰起來了。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每逢抗日戰爭的紀念日，經常有一些學校、企事業單位邀請我去講述父親投身抗日的故事，我都樂此不疲，絕不推脫。
在物質方面，父親沒能給我們留下什麼，要說有什麼紀念意義的物品，現在隻剩下史料了。這些史料，在有些人眼中，可能一文不值。可在我心目中，卻異常珍貴，仿佛有種生命力，無時無刻不在傳遞著家父的某種信息。
就在前兩天，我遠在澳大利亞墨爾本語法學校從事教育工作的二兒子瑋瑋，還專門打來電話，了解最新掌握他的外公從事抗日活動的情況。當他得知外公當年還參與創辦過一份《戰聲》的三日刊報紙時，興奮得不得了，再三關照我，如果發現了這份報紙，一定要在第一時間告訴他，並將這份報紙永久保存下來。
憶父親
在物質方面，父親沒能給我們留下什麼，要說有什麼紀念意義的物品，現在隻剩下史料了。這些史料，在有些人眼中，可能一文不值。可在我心目中，卻異常珍貴，仿佛有種生命力，無時無刻不在傳遞著家父的某種信息。（口述人：馮國華烈士之女 馮珠 整理：記者 龔丹韻﹔寶山區檔案局 臧慶祝 李清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