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遷其址守住“精神的要塞”

時任定安中學校長王衍祜

在定安中學老校區，三棵蒼勁古老的枇杷樹，見証著定安中學的滄桑。 記者 陳德雄 攝

拒絕做日軍的“良民”，定安中學多次搬遷。這是位於今富文鎮白鶴村的舊址。 記者 蘇建強 攝

抗日路上讀書聲

70年硝煙散盡，漫步於定安中學校園之中，曾經的殘磚敗瓦重見高樓矗立，曾經的幼弱樹苗已然亭亭如蓋。不變的，是那琅琅書聲，不因戰火和暴戾而停歇，也不因時光和流離而寂靜，隻日復一日地浸潤著這片擁有久遠歷史的文化古城——定安。

據《定安縣人物錄》記載，抗戰時期，定安中學是海南唯一一所沒有停課的中學，在海南抗戰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輝篇章。這與時任定安中學校長的王衍祜不無關系。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瓊三十余所中學相繼停辦，唯定安中學在他的主持下，六遷其址仍不言敗，為古老瓊崖守護著最后一星教育火種。

教育為立國的根本，文化乃民族的生命。正如時任定安中學校長王衍祜（1902—1978）在《瓊崖戰時教育》中著文所言：“我們抵抗侵略，是以民族團結這種力量為最有效的武器。當國家被強敵佔據領土時，有形的要塞，最為敵人所突破，隻要精神的要塞，不能突破，縱為一時之失敗，實為千秋之成功。”

他舉其半生之全力，終是守住了這“精神的要塞”，也促成了這“千秋之成功”。

日寇容不下一間書屋

日軍侵瓊以前，定安中學在海南已是家喻戶曉——它的前身乃明朝嘉靖（1522——1566）年間，尚書王弘誨始創的尚友書院，此名沿用至前清一代。到了道光年間，探花張岳崧重修此院，光緒三十年，改辦高等小學堂，又至民國七年，方又更名為定安中學。但因當時經費不敷、續辦乏人，此定安中學僅曇花一現，直到民國十五年，才復又正式成立。

在日軍殘暴的鐵蹄踏上這片文化的沃土之前，當時的定安中學以其書香嫻靜、校產豐厚為人稱道。王衍祜就曾撰文回憶彼時的定安中學，溢美之詞不斷——“校舍位於縣城南門一隅，遠離鬧區，環境清幽，西邊與文廟毗連，宮牆數仞，氣象庄嚴，美富所藏，時堪瞻仰，況復青蔥林木，足動菁莪榆朴之思，幽雅風光，最宜講藝論文之地。”

文中還對其校有資產作了梳理——“至於校產，為學校命脈，計有田庄二十二個，每年租金光銀兩千七百七十四元，牛皮、檳榔、元肉、瓦灶等附加教育捐，每年收入七千七百九十九元，溯其來源，皆由我邑先人，熱心興學育才之所賜。”

“可是，瘋狂的日軍卻容不得一間平靜的書屋。”定安縣黨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崔開勇是定安中學畢業生，一直以來對母校的歷史沿革、發展路徑多有研究，每每憶起這段催人心碎的過往總是感慨頗多。他告訴記者，1939年2月10日凌晨，日軍登陸海南，不到10天時間便踏足定安。戰火紛飛中，定安中學與周邊村鎮相繼淪陷。

校舍倒了，求學施教之心卻凝聚不散。時年6月，17名教職員工和174名學生便在附近的龍門鄉拔塘村集結，以李氏、郭氏祖祠為校舍實行復課。王衍祜稱此次順利復課“在戰火燃燒期間，弦歌復讀，殊感慶幸”，再反觀彼時全瓊已有30余所中學相繼停辦，更覺此番不易。

但是，1940年2月間，日軍再次大舉進軍定城，致使龍門、嶺口、翰林等鄉皆受重創。“戰火已經燃燒到學校附近，師生生命時刻受到威脅。”崔開勇說，於是，剛剛得以安頓生息的定安中學師生不得不再遷到良善鄉的白鶴村，借陳氏祖祠為校舍，重新開課，“此時，教職員已增至22人，學生290余人，上課情形，較前尤為熱烈。”

萬苦千辛護教育火種

日軍勢力的擴張沒有停止，定安中學為維護教育火種而進行的遷徙也就沒有就此停下腳步。

1941年春，位於定安的抗戰基地嶺口、翰林等鄉，又被寇兵3次進擾，學生們在白鶴村已無法安心上課，不得已再遷到烏坡鄉南東村，借彭氏祖祠開課。是時，有賴於地方上有識之士的熱心協助，定安中學不久即恢復朗讀之聲，並有教職員11人，學生230余人，人人稱贊該校“好學之風，令人起敬”。

王衍祜留下的文字材料反映，以上3次遷校均在縣城附近，“地勢平坦、交通便利、人口稠密”，因而給養充足，師生生活較為寬裕。或許正因如此，才屢屢遭日寇沖擊，立足不穩。到了1942年夏天，日軍佔領整個平原地帶以掠奪戰備物資的勢頭難以抵擋，定安中學位於南東村的臨時校舍又遭攻佔，至此學校“生命”已是奄奄一息、山窮水盡。

就在定安中學這生死存亡的關頭，王衍祜再次向師生鼓勁：“誓不回淪陷區做順民，要堅忍勇敢支持下去，倘於此時稍表氣餒悲觀，不但無法沖破阻力，且必加速失敗！”

王衍祜的外孫王賢告訴記者，此番言辭令全體師生精神為之一振，均表示願意與母校同甘共苦、同生共亡，向日軍難以進犯的白沙縣下水崗進行第4次遷校。《海南教育史志》記錄了當時的情景——師生的行李非常簡單：每人一個草袋，裝著書本和衣被，一個小布袋，裝著大米和必須的食物，還有一張蓑衣供遮雨和睡席之用。

在白沙縣的日子是定安中學遷徙途中最為難忘的一站：校址位於南渡江上游，群山懷抱中有小溪匯成巨流滔滔而下，師生們可登高山，觀群峰，採野花，看雲海，令顛沛疲憊的師生得以暫時歇息。可與此同時，當地水土惡劣、虫蛇往來，糧米販運全靠當地百姓長途挑運而來，令師生健康面臨巨大威脅。

王衍祜在《瓊崖戰時教育》為當時的定安中學寫下了沉重的一筆：“百人之中，有六七十疽爛，無醫無藥，隻聞慘號之聲，命如游絲般飄忽……學生王尚魁、林學吏、岑國鸞，水土不服病逝，全校員無一不感染虐疾，呻吟床褥，飢寒近迫，處境之苦，以此時為甚。”

無人叛國守民族氣節

師生已經被迫逼到山中，但這一年秋天，喪心病狂的日軍又集結三路大兵，6次以飛機轟炸校舍。無奈之下，定安中學師生於1944年秋天遷往保亭縣雷公嶺。在那裡，他們搭建茅屋數間用作校舍勉強開課，但又因糧食實在無法滿足師生吃用，僅停留數月便遷到保亭縣乘坡（今瓊中縣和平鎮乘坡墟糧管所）。

至此，定安中學在戰時一共經歷了6次遷校。幸運的是，最終選定的校址正處於萬泉河上源，山水清秀、土地肥沃，地方民眾生活較為富足且熱心協助學校。在該處辦學不到一年，由萬寧、崖縣（今三亞市一帶）慕名而來的青年多達90余人。

“局勢漸漸明朗起來，可定安中學的傷口仍然隱隱作痛。”崔開勇告訴記者，6次遷校途中，作為全校師生精神支柱的王衍祜失去了自己的長子王慶培，與其同時死去的還有該校國文教師王斗南，英文教師林成河，職員衍耀等，他們皆因水土不服而英年早逝，“另外，還有庶務王茂兆在收運米糧途中被敵捕殺害﹔數理化教師吳昌景、許榮灝等二人，都是20多歲的青年才俊，卻在渡海參加抗戰時遇敵襲擊，為抗日捐軀。僅1941年一年，定安中學殉難者就多達7人，慘痛之至，歷久不忘。”

“歷經磨難，搬到保亭后的第二年，定安中學師生終於盼來了日軍投降的消息。那年8月，該校本校及分校員生400多人凱旋而歸，欣喜之情難以言表！”雖然未曾經歷那樣熱血沸騰的時刻，王賢仍然能從外公留下的諸多文章中體會到當時的情形，也始終為之感到驕傲。

這份驕傲，絕不僅僅源於定安中學六遷其址，為海南保留了教育火種，更是源於遷校途中該校師生同仇敵愾，為共御外敵作出的突出貢獻——日軍侵瓊初期，王衍祜便召集師生組織抗日宣傳隊普及抗日思潮，並協助政府組織抗日游擊隊（組成4個大隊，擁有1720杆槍），集中抗戰﹔中日交戰正酣，該校學生又紛紛要求學軍事知識，請求保送渡海參加“中央軍校第四分校”。最終，有50余名學生進入該校參軍受訓，奔赴抗日前線。最令王衍祜感到安慰的是：7年當中，定安中學無一人返回淪陷區、領取順民証，更無人背叛祖國淪為漢奸。該校師生的愛國熱情和抗戰決心，由此可見一斑。

“當國家被強敵佔據領土時，有形的要塞，最為敵人所突破，隻要精神的要塞，不能突破，縱為一時之失敗，實為千秋之成功。”70載匆匆而過，王衍祜的吶喊猶在耳邊。這並不是一句空談，他窮半生之力，終是守住了這“精神的要塞”，也促成了這“千秋之成功”。

定安中學六易其址辦學

1939年6月 在附近的龍門鄉拔塘村以李氏、郭氏祖祠為校舍復課

1940年2月 遷到良善鄉的白鶴村，借陳氏祖祠為校舍，重新開課

1941年春 再遷到烏坡鄉（今屬屯昌）南東村，借彭氏祖祠開課

1942年夏 向日軍難以進犯的白沙縣下水崗遷校

1944年秋 遷往保亭縣雷公嶺

數月后 遷到保亭縣乘坡（今瓊中縣和平鎮）

（記者 陳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