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華西壩
西南聯大負責人與湘黔滇旅行團全體教職員合影
華西鐘樓——美麗壩上的地標性建筑
西遷途中的浙大師生
抗戰路上讀書聲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有計劃地將平津和東南沿海一帶的大學遷往內地，淪陷區大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和幾十所高校轉移到大后方，為中華民族保存了科學和文化的種子。
這些流亡大學幾乎囊括了國內所有的知名高校，如大家耳熟能詳的西南聯大遷昆明，中央大學、交通大學、復旦大學遷重慶，武漢大學遷四川，浙江大學遷貴州﹔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大學由城市遷到本省比較偏遠的縣鎮。抗戰史上的這次高校內遷既支持了全民抗戰，又促進了大后方的文化教育發展，更成為中國教育事業薪火相傳的一個象征。
湘黔滇旅行團
抗戰爆發后，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南遷，在湖南長沙組建了長沙臨時大學，並於當年11月1日正式開學。由於戰事的影響，1938年初學校又西遷昆明，其中兩路分別乘車乘船赴滇，第三路則由長沙經益陽、常德、桃園、芷江、晃縣、玉屏、貴陽、鎮寧、豐彝等地，徒步跨越湘黔滇三省到達昆明。
1938年2月19日，臨大湘黔滇旅行團在長沙聖經學院的操場舉行開拔儀式，20日正式出發。旅行團有學生284人，組成18個小隊，團長為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委派的黃師岳中將，另有三位軍官分任參謀長和大隊長，隨團還配有炊事員和大夫﹔臨大教師11人組成輔導團，黃鈺生、曾昭掄、李繼侗、聞一多和袁復禮等5位教授組成指導委員會，由黃鈺生任主席，途中黃鈺生、袁復禮因個人原因退出旅行團。
湘黔滇旅行團是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大規模地走出校門與社會接觸，出發前同學們包括老師對西南一帶的風土人情及人文歷史了解甚少，學校便把從北平帶出的很多關於西南地區的圖書資料拆箱，讓有興趣的教師和學生普及這方面的知識。出發后，旅行團每10人左右編成一隊，每隊選出一名隊長，開始幾天大家走得比較慢，適應了環境后逐漸快了起來，一天最快能走上百裡路程，而且很多人還喜歡上了穿草鞋。旅行途中或宿營休息時，輔導團的老師們便大展身手，結合當地的地理山川、民風民俗進行現場教學。聞一多指導學生收集民歌、研究地方語言，李繼侗介紹雲南農村的情況，袁復禮則在湘黔一帶講述河流、地貌的構造和演變。同學們興趣盎然邊走邊學，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學到了許多在課本上無法學到的知識。
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聚居，山川地貌雄偉俊奇，民風民俗豐富多彩，師生們一路調查研究、採集標本、收集民謠、訪問村寨，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有了親身了解和體驗。據北京大學政治系學生錢能欣回憶，在一處叫不上名字的的深山老林裡，旅行團遇見了一個少數民族山民，他不會漢語，講的一口土話誰也聽不懂，后來有位學拉丁語的同學忽然發現這個人竟然正在嘗試用拉丁語和他們交流，原來以前曾有位意大利傳教士在此處傳教，當地一些百姓便跟這位傳教士學會了拉丁文。
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團順利抵達昆明。此次旅行全程共計3500裡，行程68天，除沿途休息及天氣原因阻滯外，實際步行40天，平均每天行程32.5公裡。后來錢能欣把自己沿途所見所聞整理成文，取名《西南三千五百裡》在香港出版，為后人了解這段歷史留下了詳實可靠的文字記錄。
另一所“西南聯大”
抗戰爆發以后，昆明接納了冒著炮火西遷的西南聯大，幾乎與此同時，同處西南邊陲的成都華西協合大學也迎來了來自全國不同地域的數所高校，美麗寧靜的華西壩成為大后方的又一所“西南聯大”。
華西協合大學是由英美教會組織創辦的一所教會大學，校址選在風光旖旎的成都華西壩。“盧溝橋事變”后，中國高校和學術機構紛紛內遷，華西協合大學敞開大門迎接西遷的友校和師生。
1937年10月，中央大學醫學院和畜牧獸醫系第一個遷移壩上﹔11月25日，金陵大學的師生從南京起航先后出發，經重慶抵達成都﹔與此同時，遠在山東的齊魯大學也遷至壩上。1938年1月，已被戰火沖散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師生分別從武昌和上海奔向成都，其他散居各地的同學也從四面八方匯集華西壩，當年秋季，學校正式招生開學。最后到達華西壩的是燕京大學，1941年12月，日寇佔領了燕大校園，逮捕了30余名師生，學校被迫解散。第二年春天，燕大師生們冒著危險，穿過淪陷區奔向成都新校址，有的同學甚至是沿途乞討而來。1942年春夏之交，飽受磨難的燕京大學在華西壩開學。
中央大學醫學院已於1941年秋季遷出，至此華西壩共匯聚了華西協合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和燕京大學五所高校。由於這些學校都是當時中國高校中的佼佼者，所以人們將華西壩五大學譽為“Big Five”（五強），也習慣地稱這一時期為“五大學時期”。
“五大學時期”是華西壩一段獨特而空前的歷史，伴隨著抗日前線的血雨腥風，壩上的高等教育不僅沒有萎縮，相反卻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各大學在條件異常艱難的情況下增設了一批新系科，學生人數也比戰前增加了許多。在這種情況下，華西壩的校舍和設備被發揮到了極至，廣大師生因陋就簡，閣樓、地下室、洗衣房都變成他們學習和工作的好地方。各校師生朝夕相處，取長補短，五校採取鬆散結盟的方式，相互利用對方的師資、校舍、設備進行協作辦學，對教學採取統一安排、分別開課的辦法，允許學生在校際之間任意選課，各校承認學生讀得的學分，教授師資和教學設備也可以互通有無，一時間華西壩成為五大學共同的家園。
1945年夏，五大學聯合舉行了畢業典禮。也許人們已經預感到抗戰將要結束，各校議定擴大規模舉行，地點選在肅穆寬敞的赫斐院。由於畢業生人數太多，學士衣袍難以准備齊整，故權宜改為男生著西服，女生穿旗袍。五大學校長、教授及四川黨政軍要人張群、鄧錫侯等出席，但誰也沒有料到這竟然是“五大學時期”最后的一次畢業典禮。
戰爭結束后，各大學紛紛回遷，師生們依依惜別，曾名揚大后方的“五大學時期”終於欣喜而又略帶酸楚地畫上了一個句號。1949年后，當年的華西壩五校遷的遷，拆的拆，兼的兼，風流漸被雨打風吹去，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留給后人的一點無奈和遺憾。
一所大學的長征
抗戰爆發后，國立浙江大學在竺可楨校長的帶領下踏上了流亡辦學的艱苦歷程。兩年多的時間裡，浙大師生輾轉浙江、江西、廣西、貴州諸省，行程5000余裡。由於浙大西遷的路線與中央紅軍的長征線路大體相同，而落腳點又是對中國革命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故后來史家又稱其為“文軍長征”。
淞滬會戰爆發后，浙大遷校已勢在必行。竺可楨認為，浙大決不能遷到大城市，而是要搬到那些從未有過大學的城鎮，以至僻靜的農村，使大學內遷與中國內地的開發有機地結合。在這個方針指導下，浙大決定遷校建德縣。建德在杭州西南約240公裡，古稱嚴州。從1937年11月11日開始，浙大教師學生分三批撤離杭州，於15日全部到達建德，同時，圖書儀器等校產也用汽車或船隻運至建德。至建德后，浙大辦公室、教室、宿舍等均分散城內各處，稍事休整后，學校立即復課。
11月下旬，日寇南侵，逼近建德。12月2日，教育部來電同意浙大遷移江西南部。浙大選定的校址位於江西泰和城西的上田村，該村古時即有大原和華陽兩座書院，還有趣園和遐觀樓（藏書樓），文風之盛，堪與白鷺洲書院相當。在這個安靜的地方，浙大師生如魚得水，黎明即起，漫山遍野，朗誦默讀。為了彌補搬遷期間所耽誤的時間，各學院的工作和學習時間都自覺延長，於天目山時期開始實行的導師制也在這裡繼續得到貫徹。在國破家亡的動亂之秋，浙大師生能夠如此專注於學業，這在抗戰時期國內各大學中實屬罕見。
受戰事影響，至1938年夏浙大在泰和已無法上課。1938年8月，浙大師生西行入桂，到廣西宜山辦學。宜山昔稱“蠻煙瘴雨之鄉”，浙江大學師生到達后，首先遇到的是瘧疾的威脅，不少師生病逝於此，據說每場考試下來，就倒下一批同學，故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說。1939年2月，日機轟炸宜山，浙大校舍遭劫，師生經常到江邊躲避，曾有學生這樣描述：“碎石與彈片齊飛，江水共泥沙一色！”在這種情況下，宜山不宜再留，竺可楨決意再遷貴州。
1939年2月，竺可楨校長來到貴陽，與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商議遷校事宜，此間遇到在貴陽做事的湄潭籍人士陳世賢和宋麟生，兩人力勸竺校長遷往湄潭。陳世賢向竺可楨介紹湄潭“出產甚豐，肉每元七八斤，雞蛋每元100個，米三元一石，其地有水多魚”，且湄潭山清水秀、文風高尚，人民感情淳朴。竺校長聽后便來湄潭考察，湄潭縣縣長嚴溥泉聽說竺校長來湄考察非常高興，親自召集各界人士歡迎竺可楨的到來，並告訴竺校長要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給浙大師生選用。竺可楨在湄考察后甚為滿意，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湄潭風景優美，民風淳朴，物美價廉。”初步決定將浙大遷至湄潭。
1939年12月6日，浙大師生離開廣西遷赴貴州，由於遵義至湄潭公路尚未竣工，浙大一面尋找房屋在遵義臨時開課，同時派員赴湄做籌備工作。次年6月初，浙大師生陸續遷抵湄潭上課，浙大從此在貴州度過了七年難忘的歲月。1944年10月，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博士來湄潭講學，被浙大醇厚的學術和人文氛圍深深吸引，他將浙大與他的母校劍橋大學相提並論，譽之為“東方劍橋”。回國后，意猶未盡的李約瑟還在文章中深情地寫道：“在重慶與貴陽之間叫遵義的小城裡，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特約撰稿 王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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