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經濟戰”

1942年，八路軍部隊開荒。沙飛攝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年的今天，對於抗戰的思索已經遠遠超越了軍事較量本身。

近期，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欄目播放的一部7集系列片——《抗戰財經記憶》，引發了廣泛關注。

抗日戰爭並非簡單的軍事戰，而是中華民族的一次總體戰。除了軍隊、武器、戰略戰術上的較量，經濟上的較量也左右著戰爭最終的走向。

統一財政、減租減息、大生產運動、發行邊幣……與那些耳熟能詳的戰役名稱相比，抗戰時期，抗日根據地裡實行的一系列經濟舉措與戰爭之間的緊密關聯卻很少被人提及。烽火連天、短槍長炮的背后，其實暗藏著一場沒有硝煙的經濟戰。

起跑線上的落后拉開了兩國經濟差距

“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經濟。”這是許多軍事專家的觀點，也是日軍侵華的一個重要原因。

日本在經過明治維新改革后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國力漸強，但因為國內資源匱乏，需要大量的原料地和產品傾銷地，於是開始了對外擴張。

與日本相比，當時中國雖然自然資源豐富，但經濟發展落后。

“日本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差距是從晚清時期開始的。” 國防大學軍隊黨史黨建研究中心副教授劉波認為，日本開展明治維新前，中日兩國的經濟實力還處在同一起跑線上，但后來，日本明治維新取得了勝利，並壯大了自己，而清朝的洋務運動卻失敗了。

后來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付出巨額賠款，“日本經濟再次得到滋長，兩國之間的經濟差距就此拉開。”劉波說。

經過半個世紀，日本逐漸成為一個現代化經濟國家，“可以算是經濟的巨人。”劉波給出了一組數據對比：在1937年戰爭全面爆發時，日本每年的飛機產量為1580架，而我們一架都生產不出來﹔日本的海軍艦船總噸位為200萬噸，我們僅有6.8萬噸。

“經濟是戰爭的基礎。”劉波說，抗日戰爭背后是中日雙方經濟的較量。數字上的差距，意味著這場戰爭注定是一場實力懸殊的對抗。

我國當時的經濟主要以農業為基礎，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即便在1937年之前，我國經歷過“黃金十年”，使得經濟上了一個台階，但與日本相比，中間差的台階還很多。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一個現實問題擺在了共產黨面前：部隊如何在根據地扎根？

陝甘寧邊區政府處於今天的陝西、甘肅、寧夏三省區交界處，邊區地處西北，有些地方生態平衡因森林砍伐過度而遭到嚴重破壞，雨少風多，水土流失嚴重。1988年出版的《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稿》一書記載著，抗戰前，陝甘寧邊區的農業生產長期處於較低水平，關中的冬小麥產量每畝平均約3斗。

“陝北當時的艱難用一句話形容：山邊沒有樹，石頭少，庄戶人的日子過不了。”劉波說。

經濟封鎖下根據地自謀出路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多年來一直在研究抗戰時期的經濟發展，他們提供的資料顯示，1937年，國民政府對陝甘寧邊區的撥款為192.77萬元法幣（當時國民政府統一使用的計量貨幣），撥款比重是當年陝甘寧邊區財政收入的3.6倍。但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政府就基本停止了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財政撥款。

“當時很多熱血青年都奔向延安，加入根據地，這給邊區的生產和經濟帶來很大壓力，這些經濟和生活困難甚至影響到了中央領導人和軍隊將領，最嚴重時連飽飯都經常吃不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學院教授劉高平說。

和邊區早期以“爭取外援、休養民力”的經濟政策不同，在重重封鎖下，“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建設成為當時陝甘寧邊區的首要工作。劉高平說，“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說擺在眼前的路隻有三條：要麼餓死，要麼解散，要麼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因此，邊區不得不走上了自力更生、獨立生存的大生產運動之路。”

1940年，陝甘寧邊區提出當前刻不容緩的迫切任務，首先是為了使邊區由半自給自足迅速走向完全自給自足，保障抗戰軍隊的長期供給。1941年11月，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通過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並作為邊區政府工作的指導方針。《綱領》在財政經濟條款中，提出發展農業生產，增加糧食產量﹔發展工業生產，獎勵私人企業，保護私有財產，歡迎外來投資﹔實行自由貿易，反對壟斷統制﹔發展人民的合作事業，扶助手工業發展等內容。

劉高平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以陝甘寧邊區為例，當時根據地鼓勵生產的重要措施主要有滕楊方案、減租減息和讓軍隊參加生產。

滕楊方案（全稱《滕參謀長楊副參謀長手訂總部伙食單位生產節約方案》）是由滕代遠和楊立三提出的，其核心就是公私兼顧，鼓勵個人留有生產的財富，在保持集體利益第一位的同時也允許個人留有利益，並且針對各個行業和領域、各個地方都設立了不同要求。

“當時對滕楊方案也有不同看法，在機關、生產部門有人擔心可能有資本主義。”劉高平認為，這個方案在當時生產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規定了生產任務，定出了節約計劃，的確能充分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兼顧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對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很有幫助。

邊區和根據地剛建立時，由於缺乏經濟治理經驗，根據地向百姓攤派的公糧、征收的地租太多太重，再加上來根據地的部隊越來越多，給根據地的生產帶來很大壓力，也引起了一些百姓的不滿。

“以前在土地革命時期，我們講的是‘打土豪分田地’，但在抗戰時，從統一戰線來說，對這些地主不能採取罰沒和打倒的措施，所以就實行了減租減息的經濟政策，這其實也是一種土地管理的政策。”在劉高平看來，減租減息團結和動員了根據地的所有力量參與生產，提高了糧食產量，改善了根據地人民的生活。“隻有生活改善、生產增長，老百姓才會非常積極主動地參與和支援抗戰，因此減租減息政策有效支援了前線戰斗，比如后勤物資支援、部隊人員的補充。”

此外，把359旅這個打仗的部隊拉來生產，有仗的時候打仗，沒仗的時候就生產，給其他部隊樹立了一個參與根據地生產的模范。

“當時搞大生產，根據地裡有很多軍人想不通。他們認為我們是手握槍的兵，不是拿鋤頭種地的農民。”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趙雲旗認為，當時有人有這種想法，是沒有意識到生產運動不僅是為了吃飽飯，更重要的是提高邊區和根據地的收入。

與農業發展並進的是，工商業的發展也使得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對戰爭起到了促進作用。資料顯示，1937年，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是52.63萬元法幣，1941年，財政收入為1960.51萬元法幣，1942年達34887.5萬元法幣。

“大生產運動首先是壯大了根據地，自己養活了自己。而根據地發展的工業也給民族工業和解放后的工業發展打下了基礎，尤其是物資設備、人才和經驗的積累，很多老八路在新中國成立后都領導中央和地方的經濟工作。”劉高平強調。

在他看來，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在經濟上採取的都是獨立自主的生產和發展政策。根據地的經濟生產給前線的戰斗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后勤保障和裝備供應。比如，各個抗日根據地都建立了規模不一的軍工廠，全國所有的抗日根據地和抗日武裝建立的兵工廠加起來應該有上百個，黃崖洞兵工廠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之一，這些兵工廠給抗戰的勝利提供了足夠的軍備武器。

“‘小米加步槍’取得勝利直接的原因是軍事戰爭，更深層原因在於經濟發展給軍事戰斗提供了保障。”劉高平強調。

穩固的財政為前線提供了保障

為了提高經濟發展，保障軍事力量，抗戰期間根據地的財政方針政策也在不斷變化。

“全面抗戰前，根據地的財政制度還不完善，一切財政供給，隻能在部隊的轉戰中自籌解決。”趙雲旗指出，當時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打土豪分田地、打仗繳收的戰利品等，收入來源十分有限。” 趙雲旗指出，從那時候起，我黨領導人就意識到一個政權和一支軍隊如果沒有財政收入是不行的，光靠打仗繳收上來的物品支撐走不長。

據趙雲旗介紹，在抗日戰爭期間，各個根據地都建立了財政廳，有專業的財政組織機構。“當時邊區經濟發展雖然落后，但財政廳的科室設置卻十分健全。”

如陝甘寧邊區，1937年10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后，中央財政部改組為邊區政府財政廳。財政廳下設糧食局、稅務總局。還設有會計科、金融科、秘書室、公產管理科等多個科室。

“這一時期，不僅各抗日根據地逐步建立健全了財政機構，並從上級到下級形成了一個體系，而且對財政機構的人員配備也非常重視。”趙雲旗說。

而在根據地實行統一的財政管理，則是推動根據地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1937年12月21日，陝甘寧邊區政府發出了《統一財政問題》的通令，指出：在抗戰中統一財政是當前重要的工作之一，因為一切抗戰動員，都需要調節款項，才能充實戰爭力量。

“從土地革命開始，各個根據地的財政都是獨立的，各管各的，隻有中央發布的政策是統一的。”趙雲旗認為，分散的財政體制之所以行不通，一個是分散了財力，會造成根據地的苦樂不均。再則，分散的財政體系也會造成資金浪費，不能使資源有效配置，甚至還會出現貪污、腐敗的現象。

陝甘寧邊區統一財政范圍，首先是統一收入和支出、現金管理，此外還有整頓糧食管理和統一邊區預決算制度。然而，“統一”的過程並不那麼容易，趙雲旗在翻查歷史資料中也曾看到過相關的記載，有些單位的領導一開始思想上想不通。“統一財政也經過了一翻斗爭才達到的。”

在趙雲旗看來，統一財政是向“統籌統支”財政體制的過渡。其次，統一財政為實行“統籌統支”財政體制奠定了基礎﹔再次，統一財政為“統籌統支”的財政體制出台消除了各種阻礙。

統一的財政管理政策也帶來了成效，首先就是增加了財政收入，“原來各單位都有小金庫，統一財政后，邊區的整體財政收入增加了。統一財政建立了‘統籌統支’的財政體制，這樣的財政體制，在錢少的情況下，便於計劃。”趙雲旗告訴記者。

趙雲旗把抗戰期間財政體制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實行統籌統支的財政體系，這個階段是從1937年到1940年。

他認為，統籌統支財政體制在各抗日根據地普遍推行以來，在改變財政混亂現象、克服本位主義、解決財政困難、有計劃調節各級政府的財力、有重點地支持邊區經濟發展等方面的成效是非常明顯的。

然而，國民政府從1940年開始對邊區政府進行封鎖、圍剿，邊區進入經濟困難時期，完全自給自足難以保障，統收統支財政體制難以繼續實行。因而統籌統支的財政體制從1942年開始修訂，轉為“以統籌統支為主，自給自足為輔”的財政體制。決定發給各部門、機關一部分生產資金，各自經營，解決其經費開支，這一財政體制的提出和建立是從陝甘寧邊區首先開始的。

為了進一步減輕政府負擔，實現完全的自給自足，陝甘寧邊區又從1943年開始實行“統一領導，分區統籌”的財政體制，由邊區政府統籌統支的部分，下放到各區去實施。1944~1945年，主要實施的財政政策是“加強積蓄，准備反攻”。

此外，抗戰期間，稅收也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經歷過多次調整。以陝甘寧邊區為例，1941年之前，邊區的稅收是以輕稅為主，由於邊區有外援收入，邊去政府對內基本上不征收工商稅。1941年，為了實行新的稅收政策，增加稅收收入，邊區政府進行了稅制改革，增設了商業稅和擴大貨物稅的征收范圍。

“因為根據地條件差，經濟比較落后，抗戰初期政府廢除了當時的苛捐雜稅，前三年，工商業基本不交稅，農業生產上，每個家庭每人300斤產量以下是不用交稅的。”趙雲旗認為，從稅制角度看，1937~1939年，陝甘寧邊區的稅制並不健全，因為輕稅的政策使得稅源較少。從1940年開始，稅收制度愈來愈完善，比如農業累進稅征收就比以前更科學完善。“雖然當時根據地經濟發展一度陷入困境，但也倒逼了財政制度完善，如貨物稅的制定一次比一次有所進步。”

在趙雲旗看來，根據地財政建設的作用，就是幫助軍隊度過難關，“當時制定了許多財政優惠政策，如低息貸款給企業，通過減租減息等政策保障農民生產積極性等。”

當年的經濟政策對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抗戰期間，金融戰也沒有停止過。

在《抗戰財經記憶》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整個抗戰期間，日本登戶研究所的印鈔機一直沒有停止。1939年到1945年，登戶研究所偽造生產的中國貨幣，超過40多億元。此外，日軍還利用偽政權銀行，在中國的東北、內蒙古、華北、華中等地大量印制假鈔。這些假鈔連同日軍的殘酷封鎖一起，扼殺著抗日根據地的抗日斗爭。”

據劉高平介紹，各個根據地紛紛建立了自己的銀行，如晉察冀根據地建立了冀南銀行，華東根據地建立了北海銀行，陝甘寧根據地建立了陝甘寧邊區銀行等等。在根據地，這些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並且把法幣、偽幣從市場上逐步收回，讓法幣、偽幣在根據地內無法流通。

另外，當時日本侵略者知道根據地有自己的銀行和貨幣后，還偽造根據地的貨幣，對此，根據地一方面是收繳、銷毀這些假幣、偽幣，另一方面教育根據地民眾抵制使用這些假幣，並且懂得識別假幣。“根據當時的斗爭形勢和客觀經濟形勢的需要，根據地還經常重新印制新版貨幣，讓假幣印制跟不上根據地貨幣的更新、印制速度。用這種‘土辦法’保護根據地的貨幣秩序。”劉高平說道。

在劉高平看來，這是整治金融秩序的一個辦法，為根據地的獨立自主發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此外，根據地還發行了商品流通券。“如陝甘寧邊區銀行發行的光華券就是在根據地內流通的一種代替貨幣的流通券，根據地的銀行通過這種流通券抵制法幣，避免物資外流。”劉高平告訴記者。

“過去以少戰勝多的戰爭不在少數，這其實告訴我們戰爭不是單純的武器較量，如果在這場抗日戰爭中，敵后根據地沒有經濟基礎的保障，很難說結果會如何。”趙雲旗認為，經濟之所以在這場戰爭中起到作用，是保障了戰爭時期戰士們的基本生活需求。

抗戰期間，共產黨提出的一系列經濟方針政策，對現在的國家治理、財政和經濟發展也有啟示意義。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邊區高干會議上做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這也是毛澤東為數不多的分析財經問題的文章。

他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並闡述了經濟和財政之間的關系，“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

在趙雲旗看來，這個觀點對當前的經濟發展仍然具有現實意義，“財政要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上，而不是資本市場上。實體經濟的發展遠比資本市場重要，現在許多企業對資本市場投入很大，忽視了發展實體經濟。”

其次，趙雲旗認為，過去根據地經常提到的“勤儉節約”也有指導意義。‘“勤儉節約’這四個字放在現在就是指資源的有效配置，怎麼優化資源，把每筆財政收入用在刀刃上，需要我們認真思考。”

第三，在抗戰困難時期，根據地的稅收能採取民主方式征稅。“過去在根據地征稅，需要得到民眾通過，如在農業上征稅，農民產量多少需要‘自報公議’，一方面每個農戶自己報數，另一方面讓其他農戶來評論數量的真實性。”趙雲旗認為，這在當時是極為民主的體現。而根據地實行合理負擔的財稅政策，充分考慮了納稅人的能力，對我們現在的稅收制定也有指導意義。（記者 寧迪 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