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高雲覽（左一）參加陳嘉庚率領的南洋華僑回國慰問視察團，赴前線慰問抗日將士途中。（林澤貴翻拍）
人物名片
高雲覽，1910年5月生於廈門。1926年到上海求學﹔1927年以后，在廈門和漳州任教。寫過中篇小說《前夜》，描寫黨的地下工作者的艱苦斗爭。1932年在上海加入“左聯”，不久返廈門。“七七事變”發生后，赴南洋地區教書，當時寫了中篇小說《春秋劫》。1950年回國到天津定居。1952年開始，用4年時間寫成長篇小說《小城春秋》。1956年患腸癌逝世。
在中國的抗戰史上，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廈門文弱書生，在抗戰時期穿梭在硝煙與戰場中，不懼炮火、用筆作槍，被人稱作“文人戰士”。他的名字是高雲覽。
說起高雲覽，你可能不太熟悉，但提起他創作的《小城春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這部取材於1930年震撼中國的“廈門大破獄”的長篇小說，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風靡全國。
高雲覽過世后，他的長女高迅瑩多方找尋父親筆下的抗戰作品。2日，在這位80多歲老太的講述中，歸僑愛國作家高雲覽筆尖抗戰的傳奇人生，一幕幕重現。
編導抗日劇遭到監視
熱血教師被迫流亡
1910年5月，高雲覽出生於廈門市區橋亭街的一戶清貧人家。小學畢業后，輟學在家自學的他，如飢似渴地讀著“五四”運動后涌現出的一大批新文學作品。作品中主人公的反抗精神和感慨情緒濡染著他，引起共鳴。
1925年5月30日，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了。在同善小學代課的高雲覽第一次沖向社會，帶領學生，舉著小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頭。16歲那年，在啟蒙老師陳三民的幫助下，高雲覽又到上海，在福建同鄉會館辦的泉漳中學繼續免費升學。許多革命熱血沸騰的老師和從事秘密工作的共產黨人聚集在這裡。在這裡，高雲覽開始接觸革命思想，同時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筆為刀槍，並以雲覽為筆名，把習作投給上海《申報》。 1928年，由於父親因病辭世，高雲覽不得不再次輟學回到廈門，先后輾轉於廈門、漳州、石碼一帶謀生，曾因撰文抨擊蔣宋“惹了禍”。
1935年左右，高雲覽到廈門中華中學當一名普通老師，生動的課堂教學吸引了莘莘學子。“七七事變”之后，高雲覽漸漸成為一名“不普通”的教師——除了教課本知識外，他更多的工作是熏陶學生的抗日精神。“課上，他將收集來的抗戰快訊向學生通報﹔課下，他自編自導組織學生一起演《夕影》《沒有太陽的早晨》等抗日話劇。”高迅瑩說，他們后來還被請到校外去公演，甚至登上了當時的報紙，一時轟動了廈門。
憑借抗日戲，高雲覽初露鋒芒。他多次登上中華中學的周會講台，向全校學生發表愛國演講。“當時，我父親講了一句話:犧牲已經到了最后的關頭，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救國。”說到這，高迅瑩也跟著激動起來。
不過，高雲覽的一舉一動已被國民黨反動派監視，郵局也開始控制他的書信來往，這意味著，他隨時有可能會被暗殺。高雲覽被迫逃到海外。
抗日烽火中毅然歸國
戰地記者以筆為槍
1938年元旦過后，高雲覽幾經輾轉，漂洋過海來到馬來亞的麻坡，到當地的中學擔任教師和教導主任，不久就加入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抗敵后援會”，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他將愛國熱情寄情於寫作，而筆下作品的主要內容也都圍繞著抗日救國展開。10月，他加入了以陳嘉庚為主席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積極參加宣傳救亡活動，揭穿汪精衛賣國賊的嘴臉。
隨著國內戰事益發嚴峻，各省淪陷的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高雲覽坐不住了，毅然決定放棄穩定生活回國參戰。1938年12月19日，新加坡《南洋商報》還對此進行了報道：“蔴坡中華中學教導主任高雲覽君，及小學教員王漢江君，鑒於殘敵暴弱，無理屠殺我國同胞，為盡國民報國之天職起見，決心離職返國殺敵，以報國仇。……據高君對記者稱，彼此次返國，如不獲參入正式隊伍作戰殺敵，決在戰地服務，將敵人之暴行實錄以傳於世。”
高迅瑩根據父親所留下的作品回憶說，就這樣，熱血沸騰的高雲覽揣了本《南洋商報》特派記者証，於1939年1月啟程奔回抗日烽火中的祖國。歷經千辛輾轉，至1939年4月才到達當時日軍轟炸的集中地——重慶。當年5月3日12點50分，36架敵機在重慶上空盤旋轟炸，正義感驅使他未等警報解除便沖出去採訪，直到天黑回來，即刻寫下《空中野獸在重慶殘酷轟炸，徒增我復仇之決心》。他文中寫道：“我在人群中鑽著，血沸燙了一身，淚忍住了又涌出來——我在這時候，已經失掉一個新聞記者應有的鎮靜了，我被這大慘殺的一幕，刺激到支撐不住自己。”
高雲覽親歷親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罪惡行經。他真實記錄下人民的創傷與仇恨，字裡行間充滿沉痛悲憤感的同時，融進了強烈的愛國激情。他多次深入戰場一線採訪，日軍轟炸機無數次從頭上掠過，炮彈無數次在身邊引爆。有一次採訪，子彈兩次從高雲覽耳邊擦過，若偏幾毫米就擊中他了。
然而，戰場止不住高雲覽的腳步。他先后輾轉西南、西北多個省份，歷時半年之久，不斷向《南洋商報》投稿，杜聿明、白崇禧、張發奎、薛岳等人都接受過他的採訪。
假扮商人做地下工作
文人戰士險遭活埋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長驅直下，新加坡成為孤島，危在旦夕。高雲覽參加以陳嘉庚為主席的“抗敵動員總會”，並與文化界人士一起組織上演救亡劇，唱救亡歌曲，激發群眾抗敵情緒。
但是，新加坡很快就要失陷了。為了留存實力，高雲覽再一次轉換戰場。這一次，他同張楚琨、胡愈之、郁達夫、楊騷等文化人士流亡印尼的蘇門答臘群島，躲避日寇的追捕，其間在多個小島上的原始森林裡度過。在這險惡的密林中，無片言隻語材料的情況下，高雲覽仍惦記廈門劫獄事件，心裡仍燃燒創作的火焰，在敵人鼻尖、槍口下寫了第二部小說《春秋劫》。
高迅瑩說，他父親一行人手中無槍，就扮成商人，開辦“趙豫記”酒廠、鉀皂廠，表面上供酒水給日本人飲用，實際上一直不斷開展地下活動，與日本憲兵周旋了三年零八個月。其間，郁達夫由於日文出眾，被日軍強逼當翻譯，但他利用日本人語言不通，機智救下不少同胞。高雲覽也曾被日軍扣押，被要求為日軍搜集情報，也是郁達夫出謀獻計救出高雲覽。
高迅瑩說，事實上，經過偵查，日軍早已確認高雲覽一行人是抗日分子，並計劃於1945年9月1日將高雲覽等人一網打盡，將其全部活埋。但是，當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高雲覽才幸運地躲過一劫。
“我父親一生都在為愛國抗日事業做貢獻，這種精神也一直激勵著我們。”高迅瑩說，盡管他父親后來創作的《小城春秋》並非抗戰題材，但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愛國救國情懷是一樣的。雖然與父親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但退休后的高迅瑩奔走各處，尋找父親在戰亂年代遺失的作品，她希望這些用生命撰寫的大量抗戰通訊、報告文學能被挖掘，而通過父親的記述，世人也能更公正、客觀地評判歷史，以史為鑒。（林澤貴 林世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