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記對日戰爭勝利及其遺產

　　編者按

　　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７０周年，成為２０１５年世界最重要的活動。盡管各國的盛大慶典活動均已落下帷幕，但世人對歷史的記憶與反思卻遠未結束，也不該結束。古人雲：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對於前輩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經驗教訓，我們理應銘記。為此，我們特別約請美國和日本的歷史學家及媒體人撰文，將他們對那場戰爭的認識及反思展現給讀者。

　　今年8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紀念日，更是這場全球沖突中戰爭持續時間最長的亞洲戰場的勝利紀念日。70年前，裕仁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結束了1937年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同時結束的還有1940年之后日本對東南亞的侵略，1941年偷襲珍珠港后爆發的太平洋戰爭。幾個星期后，盡管投降儀式是在泊於東京港的美國軍艦密蘇裡號上舉行，讓人想起100多年前馬修·佩裡將軍的到來，但對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屬於整個盟國。在這場人類歷史最具毀滅性、傷亡人數最多的戰爭中，中國軍民付出了巨大犧牲，他們的堅貞不屈和在前線與后方對日軍造成的沉重打擊，使對日戰爭勝利日不僅是美國的勝利日，也是中國的“抗戰勝利日”。歷史昭示，對日作戰不是一場各自為戰的戰爭，最終勝利源自中美作為盟國在諸多領域內的長期合作。雖時有分歧，但這一合作史無前例，也寫就了對日作戰中最有意義的篇章之一。

　　考查戰爭勝利的意義與戰爭遺產，其含義十分豐富。70年前，站在華盛頓、重慶、延安、東京這些不同視角之下，答案會有所不同，而海軍士兵與陸軍戰士，中國陝西農民，位於被佔領的上海的美國人，日本長崎的平民，他們的看法也各有差異，包括那些被奴役的台灣、朝鮮和滿洲的人們，以及日佔區的東南亞民眾。70年后的今天，隔著當時的主要交戰方之間長期和平相處的這段安全距離，人們發現，1945年8月15日之后的歷史已發生了不少變化，當年9月2日簽訂的投降書墨汁未干之時，對歷史的再解釋即已開始。

　　中國贏得了抗日戰爭。不管是以盧溝橋事變，或九·一八事變為起點，或追溯至日本開始取代中國在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的19世紀晚期，戰爭結束的標志性意義都十分清楚。但通向勝利之路確實是十分曲折復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國民黨軍隊和美軍所開展的大規模正面作戰及游擊戰，超越其他任何方面，是決定對日作戰結局的決定性因素。戰爭勝利標志著中國再一次成為一個世界主要軍事強國。這一簡明的事實，擊碎了數十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軍事實力的詆毀，無疑也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戰爭遠未結束之時，就堅決支持中國成為維護戰后國際秩序的“四警察”中一員的重要因素。中國所取得的抗戰勝利，也推翻早就應該被廢除的英國、美國等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而且，通過奇跡般地動員廣大中國民眾支持和加入戰爭，中國增強了整個社會的愛國主義民族自豪感。無論他們支持或反對哪個黨派，一種更強的與國家命運休戚與共的情感萌生在走出戰爭的中國民眾心中。還有，抗日戰爭的勝利，使以中國為地區強國的晚清時期前東亞地區秩序的基本特征得以重新恢復，中國也光復原有領土。

　　除此以外，美中兩國政府的戰時合作也成為一個歷史分水嶺。自廣東通商以來，兩國一直認為，彼此間存在著某種“特殊關系”，但當清政府抗擊帝國主義的入侵及打擊國內反叛行動時，美國確實很少提供真正的幫助。“門戶開放”，這一被視為美國試圖維護中國領土與經濟主權的努力的標志性政策，其出台也未與清政府協商。來華的普通美國民眾，常常心懷好意，但來到中國的更多的是那些希望改造而不是幫助中國的美國傳教士。

　　然而，對日作戰伊始，美中兩國之間的互動氣氛便發生了變化。例如，南京大屠殺期間，朱妮·魏特林女士不知疲倦地工作，去保護當地的婦女與女孩，一些美國人在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服務。與此同時，陳納德出任了中國空軍的首席顧問，並與中國官員一起說服美國政府為一小隊志願支持中國的美國飛行員提供裝備與資金。以雲南為基地的美國航空志願隊，即更為人熟知的“飛虎隊”，在與強大的日本空軍作戰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作為記者，埃德加·斯諾夫婦加入一名新西蘭人及孔祥熙幫助設計和資助的一項旨在中國內地生產生活及戰爭物資的工業合作計劃，即“工合”（亦稱“美國援華工業合作促進委員會”）。由於作家賽珍珠及出版商亨利·魯斯的大力推廣，位於紐約並在重慶設有辦公室的“美國援華聯合會”，共為中國募得了超過3500萬美元的美國民間捐款。有老一輩中國通之稱的一些美國外交官員，詳細准確地反映中國的情況，不斷指出國民黨政府的內部弱點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運動的優勢。他們的建議促成了國共兩黨的一些戰時合作和“迪克西使團”訪問延安，延安也給這個美國軍事觀察組留下了深刻的積極印象。

　　諸如此類的例子體現了美中兩國戰時合作的一個關鍵特征，即盡管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與史迪威將軍之間的沖突廣為人知，但美中兩國始終在相對平等的地位上開展合作。合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兩國在19世紀的所謂“特殊關系”沒能防止清朝的倒台，也未推翻加在中國身上的不平等條約。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日作戰期間美中兩國合作所產生的許多效應，幫助中國得以存續甚至變得強大，這也是戰爭勝利的意義之一。

　　考查戰爭勝利的意義及戰爭遺產，還可以發現，勝利時刻的那種團結氣氛是短暫的，人們也很快重新解釋勝利的含義。由遠在他處的國民黨政府還是近在跟前的共產黨軍隊接受日軍投降的這一問題，加劇了國共兩黨之間的分歧並導致新的內戰。1946年年初，兩黨之間的敵對公開化，抗日戰爭勝利讓位於一場由誰主導中國前途命運的生死之戰。1936年以來抗日統一戰線所掩蓋、但從不消失的兩黨爭斗重新出現，激烈的內戰奪走了思考或慶祝抗日戰爭勝利的時間與精力，而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的最終勝利則改變了抗戰勝利對兩黨的意義。對於北京政府而言，抗戰勝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解放進程中的一步，相較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布新中國成立的這一國家記憶，抗戰勝利退居次席。對於潰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被趕出自己幫助創立的國家這種慘敗，使抗戰勝利顯得有些蒼白無力，國民黨的精力從此集中於重新奪回大陸而不是紀念抗戰這一勝利。對國共雙方而言，內戰及隨后的國家建設比二戰及其結束顯得更加重要，那段此前共同抗日的歷史則隱沒在故事背景之中。

　　同樣，對美國而言，新的擔憂及地緣政治現實也改變著1945年勝利的遺產。美國曾試圖幫助建立一個包括國共兩黨的聯合政府與軍隊，1946年至1947年間，馬歇爾曾促成過一個短暫的協議。但最終，這些努力都失敗了，部分原因包括美國仍按此前與國民黨政府打交道的那一套行事，美國國內不斷加劇的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以及冷戰同盟體系的出現。隨著世界圍繞兩個超級大國分裂成兩大陣營，美國選擇承認台北，割斷了與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的聯系。盡管相較抗日戰爭時期，美國與國民黨政權的關系不斷改善，但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對更大范圍內的對日作戰勝利遺產造成了破壞。麥卡錫主義的歇斯底裡不僅毀掉了許多老一輩中國通的前程，也破壞了美國國務院積累的對於中國問題的深切理解。更有甚之，強化反共聯盟需要恢復與發展日本的經濟實力，這使得美國及在台灣的國民黨不再強調對戰敗者日本的勝利，在1951年及1952年的對日和約中，他們幾乎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對日作戰的勝利，盡管從未被遺忘，但已陷於沉寂。

　　1945年的這種重新解釋對日作戰及意義，給美中關系造成了困難。首先，它帶來了兩國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以及隨后20年外交關系的幾乎完全斷絕，兩國關系中充斥著相互攻擊、尖銳的宣傳戰。其次，它加劇了1970年代兩國恢復正常關系進程中對各自意圖及優先目標的誤解，兩國只是公開討論彼此的分歧而不試圖去解決問題。第三，在對日作戰及美中兩國所取得的勝利的本來意義這一問題上的失聲而不是強化，在美中關系中留下了深深的焦慮與不確定性，使兩國關系變得更加復雜，也制約了合作的廣度與深度。

　　然而，戰爭勝利的遺產仍在，並沒有消失，且不時在一些小的角落不經意地展開其價值。比如，1941年年初，雲南昆明西部祥雲鎮的上空，美國飛行員羅伯特·穆尼正追擊企圖轟炸當地城鎮或機場的日軍轟炸機群。空戰中，穆尼的戰機被擊中，在撞山前，他彈射跳傘逃生，並在當地中國醫生的救治下奇跡般地從重傷中恢復。抗日戰爭勝利后，祥雲鎮民眾為穆尼建了一個紀念碑，並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民眾收集了“文革”動亂所破壞的石碑碎片，當環境允許時進行了公開展示。1990年前后，在祥雲鎮重新向外國游客開放前，該鎮重建了這一紀念碑，並邀請穆尼的妹妹出席了揭幕式。通過為美中合作的代表人物建造紀念碑，這些中國民眾重新喚起了兩國合作所取得的成就的那些記憶。在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之際，我們來思考戰爭勝利的意義，同時也應銘記戰爭帶來的遺產，在美中兩國正在面臨如當時對日作戰般嚴峻的共同挑戰時，幫助兩國再度探尋合作之道。

　　（翻譯：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