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志帶著孩子們參觀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
雲嶺新四軍舊址，圖中“種墨園”為軍長葉挺的住所。孔令君 攝
日機轟炸雲嶺新四軍軍部和涇縣縣城。涇縣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提供
安徽涇縣雲嶺鎮，新四軍軍部舊址，對於“重走戰場”的記者而言，剛到時有些失落。
你看羅裡村口著名的葉挺橋，橋窄窄小小，小河水少，沒氣勢，看不出啥來﹔又走了好些路，找到當地有名的“戰場”合樂橋，當年日軍大規模攻打雲嶺軍部，曾在此遭遇伏擊，損失慘重，可橋邊一看，不過寬一兩米的石板小橋，橋下不過一條溝﹔又問老人，他們用手一指，說70多年前日軍在西菇山遭遇新四軍伏擊，可當地人勤奮，平地翻耕，山地植樹，當年打仗的工事，早已沒了……
這可怎麼辦？當地人說，你想聽戰場的故事，我說給你聽！
於是，橋邊老人們，七嘴八舌說葉挺橋——諾，當年河東邊新四軍辦了小學，還建了部隊醫院，貧苦孩子免費讀書，老百姓看病不要錢，可當年河面高水流急，卻隻有一條膽戰心驚的獨木橋。所以新四軍出錢修橋，村裡人都來幫忙，幾天就把橋修好……
於是，在名叫石頭尖的小山村，董家人說起1939年3月中共中央東南局在這裡開會，周恩來在董家住過，和董光裕拉家常，講抗戰必勝的道理，1974年董光裕臨終前，請人一字一句記下當年周恩來的教誨，留作了傳家寶。董家人又說，1939年7月日本飛機轟炸軍部，隊伍遷到這裡，天蒙蒙亮就有操練聲……
能講故事的人很多，不論老少。一個涇縣新四軍研究會，竟有8個分會，幾乎每個鄉鎮都有一個﹔縣裡正組織活動，讓研究者們帶著團干部去軍部和戰場的舊址上現場教學。
新四軍在皖南的戰場，變得真切起來。
新四軍每天上課識字
新四軍軍部，最精彩的故事是什麼？當地人都說，是書店。
當年的雲嶺街道中段，一家已經停業的雜貨鋪改成了書店。這是新四軍1938年剛進駐雲嶺不久的事情，由新知書店武漢總店派員與軍部接洽后，在雲嶺開了一家分店——在抗戰前線的部隊駐地開書店，這在當時是個創舉！
涇縣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原副館長甘發俊，曾對此做過研究——書店剛創辦的時候，曾以新四軍臂章上的“抗敵”二字為店名，叫抗敵書店。書店開業當天，部隊首長多次派人來選購書。書店帶來的《抗日戰士讀本》，很多戰士願意買，用作文化課教材。
后來，書店改名為戰地書店，再后來，屯溪的生活書店分店也遷來雲嶺，經兩書店總店批准，兩店合並，從而統稱為隨軍書店。
經當地新四軍研究會指點，記者找到了書店舊址。書店已消失，問附近居民，人們也並非全知道書店，可都冒出一句：新四軍愛讀書！
新四軍愛讀書，當時雲嶺的部隊中有規定：干部每天至少讀書兩個小時，每星期還參加一次學習討論會﹔ 全體戰士每天上課兩小時，一小時為政治課，一小時為識字課。他們讀的書，相當一部分來源於隨軍書店。
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曾對新四軍注重讀書大加贊賞。1938年11月，史沫特萊跟著一批游擊隊員和學生到雲嶺，她到醫院看，發現病床上挂著一疊疊識字卡片，每張牌子上有5個方塊字，不識字的戰士每天要認5個字，識字的戰士由醫院提供書籍報紙看。指導員或者政治干事常坐在不會寫作的病號床邊，幫忙記錄他們的戰斗經驗、批評建議、生活感想等，用作牆報的稿件。
不僅是在后方醫院，新四軍戰士在打仗之余也讀書。史沫特萊曾翻過一位戰士的書包：半截蠟燭，半支牙膏，一把舊牙刷，用布片包好的半塊肥皂，一封代筆人書寫的家書，1枚圖章，3支鉛筆，13本課本，6本筆記本，幾張軍報。筆記本上寫的是政治課和軍事課的筆記，包括如何破壞敵人交通和運輸工具，以及偵察、后勤等。
雲嶺的隨軍書店組織了兩個圖書流動供應隊，分別奔赴蘇皖兩省的長江南岸地區售書，后來還組織力量，把圖書偷運到長江北岸的新四軍指揮部和第四支隊的駐地去。據甘發俊研究，大部分書刊都是通過兵站運送的，少部分需要流動隊同志肩挑手扛，於是大江南北的戰場上，竟還有一小支偷偷挑著一擔書本進出根據地的部隊。
“軍民合作”的雲嶺故事
新四軍中有句話，說新四軍打仗靠“兩杆半”：一杆是槍，一杆是筆，半杆是鋤頭耙子。其實何止是“鋤頭耙子”，新四軍與百姓的互幫互助，遠不止幫忙種地。
即便是新四軍軍部離開皖南70多年后，記者在涇縣數個村子裡聽到的大多數故事，都和軍民合作有關——曾有老奶奶“發明”了一款破布和草繩混編成的軍鞋，比布鞋耐用，又比草鞋舒適，於是村裡的姑娘們四處搜集破布碎布，做了鞋子送新四軍﹔還有打仗時幫新四軍藏槍、送子彈的……
果真如同葉挺在橋上所寫，留到今日的8個字：“軍民合作，抗戰到底”。
光讀一下新四軍在皖南的“三大紀律十項注意”，就挺有意思，尤其“十項注意”中的幾條，比如“上門板捆稻草”，這是對士兵在民家借宿的要求﹔還比如“買賣要公平，損失要賠償”，這樣簡單好懂的“注意”，新四軍每到一處，常會貼出布告來，老百姓看了開心放心。
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1938年跟隨上海各界民眾慰勞團到雲嶺，他親眼所見：戰士在離開的時候，把門板裝好，把一切弄得非常妥帖﹔軍隊居住的地方，能像新四軍這樣干淨的，還沒有見過﹔他們跟老百姓說話時，是那樣溫和……
葉挺的內勤警衛員黃鳴曾向甘發俊回憶：葉挺軍長愛勞動，門前種一塊地，帶著戰士種蔬菜瓜果，收獲的時候就分給醫院的傷員和周圍的同志。
當年擔任民運部民運科科長的陳茂輝，曾跟甘發俊講過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的一件小事：他們在農村進行抗日宣傳，中午在一位農民家吃飯，飯是稀飯糠饃，菜是一碗爛腌菜，可是爛腌菜裡面夾了很多白蛆，民運部的同志們都猶豫，不敢下筷，鄧子恢沒話說，夾了幾筷子放在自己碗裡，又給每位同志夾，自己帶頭吃！
雲嶺老百姓記得深刻的，還有醫院和學校。
新四軍辦夜校，在軍部附近的崗上李村，其實是軍部印刷所和電台的所在地。誰來教書？印刷廠和電台的職工輪流來。發的書本，正是印刷廠印的﹔用的電燈，由電台提供。還有小學，專給附近貧苦放牛娃辦的，又怕孩子上學走獨木橋不安全，軍部又修了橋，就是著名的“葉挺橋”。
軍部辦醫院，老百姓看病不要錢。這是一家口碑極好的醫院——在葉挺、史沫特萊、貝爾登當年拍攝的照片中，醫院有手術室，還有先進的X光機，護士都經過專科培訓。
1938年11月，史沫特萊參觀這家新四軍戰地醫院，她原以為會同國民黨部隊的醫院一樣，內幕黑暗，死氣沉沉，但出乎她的意料，小小山村裡，竟然建立起仿照西方醫院現代標准的醫務制度。比如，醫院准許醫務人員攜醫院物品隨時下到前方各戰斗連隊去進行巡回醫療﹔ 還比如，醫生和護士每天一早就起來給部隊戰士檢查身體。史沫特萊評價說：“新四軍是首先採用這種嚴格制度的中國部隊。”
也許是受新四軍的影響，史沫特萊也努力參與“軍民合作”，她跟著戰士吃大鍋青菜飯，在醫院為戰士包扎、處理傷口，她四處募集捐款和醫療用品，還用自己稿費以及英美大使館給的幾筆錢，建了一間浴室。雲嶺鎮上有老人說起父親傳下來的“外國老太太”的故事：1939年7月一次日軍飛機轟炸，一顆炸彈落在軍部門口，葉挺軍長的住房也被炸毀一角，在那場轟炸中，“外國老太太”跳出溝壕，救回一位不知所措的放牛娃。
雲嶺鄉親們談論了很多年的“外國老太太”，正是史沫特萊。
上海人來幫新四軍
新四軍的“好”，得到了各方響應。
涇縣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館長余建峰，向記者一口氣報了好多當年涇縣的“會”：民眾動員委員會、難民后援會、農抗會、工抗會、商抗會、婦抗會、青抗會、文化界抗敵協會……真的是，全民抗敵。
記者還從涇縣新四軍研究會聽來幾件確鑿的事：當年涇縣有農民自衛隊，打仗前特意來向新四軍借軍裝，然后穿戴整齊，拿著土槍、鳥槍和大刀長矛上戰場，他們說：“同鬼子打仗不穿軍服，顯得膽小！”有一次，新四軍向三裡店行軍，當地兩位自衛隊員在前面探路，竟然沖進敵人的先頭部隊，奪來一面旗幟﹔還有一次，新四軍夜襲，3名當地自衛隊員帶路，殺死了兩名敵軍哨兵﹔又一次戰斗，前線缺少擔架，當地婦抗會連夜上山砍毛竹，做成擔架去運送傷員﹔涇縣北面的繁昌縣裡，好些有獵槍的青年，組成了獵戶隊……
上海人也來幫新四軍！余建峰知道記者從上海來，特意講了——上海地下黨以各種名義和通過新四軍駐上海辦事處，將一批批工人、青年學生、包括部分黨員輸送到新四軍軍部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工作，一共約數千人﹔由工人、職工、青年學生組成的上海煤業救護隊，帶著20多輛卡車，到南昌支援新四軍，后來又幫忙運輸物資﹔大量的藥品、醫療器材和軍事上所需的收發報機、電話機、炸藥、硝酸從上海運來雲嶺﹔上海地下黨領導下，上海人開展募捐寒衣、捐款和義賣等活動，支援新四軍大批布匹、棉背心和膠鞋，還為新四軍的印刷廠、制皂廠、被服廠提供了機器和原料。
菲律賓歸僑、共產黨員沈爾七，先后兩次將他組織的“菲律賓華僑抗日義勇軍”和“菲律賓華僑回國慰問團”帶回國，參加新四軍﹔還有“南洋惠僑救鄉會”，在吉隆坡開代表大會，決定把募集的款項中一大半捐給新四軍﹔又有泰國華僑陳子谷，將自己繼承的所有遺產捐給新四軍﹔還有馬來西亞僑胞，送來汽車……
不該被遺忘的戰斗
新四軍軍部駐扎雲嶺的時期，部隊迅速發展壯大，打了好些勝仗。
如今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圖書館裡，珍藏著一張當年新四軍送給史沫特萊的照片——那是1939年1月粟裕率新四軍二支隊奇襲日偽據點官陡門后，戰士們將戰利品擺放整齊，列隊合影。這張勝利照上，戰士們眉開眼笑，照片上頭有粟裕的題字：“……活捉四十余（敵），（獲）步槍四五十條、機槍三挺、駁殼（槍）十余、還有大刀、日偽軍旗、腳踏車大衣與皮袍軍用品……”
漢斯·希伯曾以美國太平洋學會 《太平洋事務》月刊記者的身份，來到雲嶺，見了周恩來、葉挺等領導人，他如此評價新四軍：“當新四軍開始作戰時，日本人是沒有准備的，鐵路運輸被切斷了，橋梁被炸毀了，道路被破壞了，給養車被奪走了，相當數量的日本兵被清除了。日本人被迫向這裡大力增援，擴大警備部隊，增加警備據點，維持一個特別師的兵力，來單獨對游擊隊作戰……”
新四軍軍部招來了日軍的大規模進攻，先是飛機頻繁偵察、轟炸，然后便是大規模地面進攻雲嶺。《中國共產黨涇縣地方史》這樣記載：“1940年9月下旬和10月間，江南、江北的日軍由水路集中與蕪湖的十五師團、十七師團以及杭州地區的一一六師團各一部七、八千余人，偽軍三千余人約一萬余人，由三木石太郎親自指揮，步、騎、炮、空各兵種聯合大舉‘掃蕩’皖南。其中一股五千余日軍在飛機掩護下，向雲嶺新四軍軍部扑來，企圖以優勢兵力，一舉消滅新四軍領導機關。”
“可實際上，新四軍都在大江南北打仗，軍部沒多少人啊！”涇縣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陳志宏告訴記者，他曾在縣黨史辦工作多年，對這場戰斗很是熟悉——大敵當前的時候，軍部的作戰兵力隻有特務營下屬的三個連，剩下的便是軍部機關人員，又沒槍又沒作戰能力，最近的部隊是駐扎小河口的六團三營，距離雲嶺還有六十公裡，一時過不來﹔ 可是雲嶺又有機關、教導總隊、兵站，倉庫滿是大米和彈藥，還有各類重要物資和設備，都是命根子，不能丟，可又轉移不了。
打，還是撤？葉挺軍長親自指揮，打！結果怎樣？贏了！
涇縣好幾位歷史研究者反復告訴記者，這是一場“不該被遺忘的戰斗”，也是以弱勝強的典型案例。
忍不住問，靠什麼打贏的呢？涇縣幾位老研究員輪番給記者分析，總結如下：其一，雲嶺“兩山夾一窪”，易守難攻。新四軍當年選這裡當軍部便考慮到地形復雜這一點，便於藏兵，同時雲嶺又是魚米之鄉，每個自然村都有祠堂，便於駐扎養兵。其二，當地民兵和老百姓、以及各類抗敵“會”，都幫忙新四軍打仗。其三，也是最重要一點，游擊戰術打得好，這原本就是大江南北的新四軍都擅長的，這也在研究者們的敘述中，不斷提及：在草鞋店、三裡店、合樂橋、汀潭、大小嶺、涇縣城、左坑等地，“打一下就走”，“巷戰”，“趁夜裡打”，保衛雲嶺的短短幾天，打了數十次的小勝戰﹔幾乎日軍每一次修整、渡河、下山，都會被我軍伏擊，痛不欲生。
各村都有新四軍故事
在陳志宏的指引下，記者去幾個戰場看了，個個都是打伏擊的地方。草鞋店四面山，中間一條必經之路，陳志宏說，新四軍當年有小土炮，喚作“過山鳥”，藏在周圍山上，敵人都在射程范圍內﹔合樂橋是小石橋，如今很不起眼，附近村民講，以前河面高、水流急，到下雨的時候河水直接漫過橋面，陳志宏考証過，當年新四軍是等日軍大部隊正擠在小橋上過橋，首尾難顧、無法施展的時候，發動突襲﹔還有汀潭村，如今依舊是南北一條路，兩側都是山，每隔幾百米，幾乎就有河流和橋……
70多年過去，戰斗痕跡已全然沒了，但新四軍的痕跡，牢牢留在人們心裡，每個村子裡，都有人能說出好些個父輩傳下的故事來。
汀潭村的王青淦，當年參加過少年隊，任務是為新四軍部隊當向導。如今他老了，耳朵眼睛都不好，好不容易弄明白記者是為了抗戰來的，便猛地從床上起來，來來回回就講三個字：“新四軍。”
關於“記得”，還有一個雲嶺“孤墳會”的故事，是當年農抗會會員章志明講給甘發俊聽的——在新四軍離開雲嶺之后，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因為歷史原因，新四軍陣亡將士在當地的墳塚，是不方便公開祭掃的﹔農抗會為此自發組織孤墳會，合伙出經費，每年清明冬至偷偷給新四軍烈士上墳，寄托哀思……如今，雲嶺鎮有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在黃堡村黃龍崗，有為新四軍烈士立的碑，常有人千裡迢迢跑來祭掃。
我們都記得他們！（記者 孔令君 實習生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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