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嬰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創刊號（原名《青年雜志》）發行。直到1918年5月，魯迅才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從此，他加入《新青年》陣營的戰斗行列，投入到新文化戰線上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的洪流，在所向披靡的戰斗中，成為中國文化革命的旗手和主將。《新青年》則是魯迅五四時期向敵人沖鋒陷陣的第一個思想陣地。
殷勤勸駕與蒼涼入陣
1915、1916年的魯迅，確乎已告別了自己新鮮活潑的青年時代，也看清了自己“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自1912年應蔡元培邀請任職於教育部並隨部赴北京，魯迅每日衙門枯坐，工余的時間大多用到了輯佚、校勘古籍上。1915年，魯迅又多了一項嗜好：搜集、研究各類金石拓片，尤重漢代畫像和六朝造像。這兩年，魯迅的日記大量記載了他和友朋游小市、琉璃廠，賞鑒古董字畫，購藏書冊拓本的行跡。查兩年書賬所記，滿目“墓志、殘碑、造像”，盡是意氣幽涼的古書。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對這一時期的狀態如是說：“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以不驅除的，因為這與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來也親歷了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裡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1917年1月，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也隨之遷到了古都。在陳獨秀之前，錢玄同、沈尹默已在北大文科任教。1917年夏末秋初，活躍上海文壇多年的劉半農經陳獨秀推薦任北大預科國文教員。9月，從美國留學歸來的胡適回皖南績溪省親后抵達北大，任文科教授。11月，與陳獨秀相識於日本的李大釗抵北大，1918年1月任北大圖書部主任。隨著這樣一批智識不凡，性情各異的文化精英的紛紛加盟，《新青年》遽然成為了北京乃至全國思想文化界的風暴中心。
1917年4月，周作人從故鄉紹興輾轉來到春寒料峭的北京，經魯迅向蔡元培推薦，9月任北大國文系教授。兄弟倆同住在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關於這個地方，魯迅在《吶喊·自序》裡如此描述：“S會館裡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裡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裡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失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裡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二弟初來北京，就在這氛圍頗陰郁的寓所裡，兄弟倆聊起《新青年》。魯迅轉述好友許壽裳的話道：這裡邊頗有些謬論，可以一駁。周作人的反應是“覺得沒有什麼謬，雖然也並不怎麼對”。兄弟倆暫時都沒有給《新青年》寫稿的興致，倒是很快一起逛了小市和琉璃廠。
1917年8月9日，錢玄同首次登門拜訪了周氏兄弟。魯迅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晴，大熱。下午錢中季來談，至夜分去。”以后錢玄同或單獨或和劉半農一道頻頻造訪，逐漸打破了魯迅沉寂冷清的生活。
錢玄同是浙江吳興人，留學日本時與周氏兄弟同為章太炎國學講習班的弟子，染得章氏癲狂雄辯之風。蔡元培與陳獨秀未到北大之前，錢玄同主要埋頭語言文字學，與魯迅也一直有所往還。蔡元培執掌北大后，錢玄同意識到了新學的力量，對陳獨秀十分欽佩，而陳獨秀對錢玄同凌厲坦蕩的性格也頗感投契。錢玄同以后回憶說：我因為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之不合理者應該打倒 ”，“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十分贊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志，願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民國七年（1918年 引者注）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接著第二、三、四諸號都有啟明的文章。但豫才則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於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裡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來，有論文、隨感錄、詩、譯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國十年下半年）。
錢玄同自1917年8月9日首次登門后，同月17日、27日晚又有造訪。1917年9月24日錢玄同日記雲：晚“八時頃訪豫才兄弟”。六天后是中秋節，魯迅日記殊為有趣：“朱蓬仙、錢玄同來……舊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飯后去。月色頗佳。”再查魯迅1918年二、三、四月的日記，錢玄同共造訪周氏兄弟10次：因均是夜間造訪，多半會引起護院犬吠，故魯迅在《<吶喊>自序》中生動地描繪造訪者“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想來錢玄同強忍住怕狗，不斷登門邀約，其“胖滑”之態不失可愛，其殷殷求文之情，也頗為動人。
然而見過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也見過了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魯迅此時已懷疑、失望至頹唐的境地，對《新青年》始終態度平平，興致不高，令談吐又快又響的錢玄同也頗感泄氣，一時無語。直待看到魯迅終日抄錄的古碑時，終爆發出“研究的質問”：你抄了這些有什麼用？ 又說：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魯迅當即想到：“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長期自我麻醉的魯迅依然感受到了《新青年》此時如空中揮拳般的寂寞和悲哀，因這寂寞和悲哀似曾相識：10年前的夏天，在東京留學界冷淡的空氣中，周氏兄弟和許壽裳等也曾熱心籌備創辦同人雜志《新生》，“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隻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后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 《新生》夭折了，文學啟蒙的好夢未嘗經驗就破滅了。魯迅於是深味“叫喊於生人中 ，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寂寞和悲哀。
《吶喊·自序》中記述了魯迅和錢玄同那段著名的關於“鐵屋子”的爭辯：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了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雖然自有別的確信，魯迅還是被錢玄同激烈所指的“不能說決沒有”的希望說動了心，加之劉半農也在一旁盛情邀約、敦促，魯迅終於答應也作些文章，正式加入《新青年》陣營。既然不能擺脫絕望與虛妄，又未免想要吶喊幾聲，那就選擇蒼涼入陣，將兩者都肩負起來———這或許就是魯迅反抗絕望的“不可免避的運命”。
魯迅於是提筆入陣，但其態度、心境與《新青年》那些激情盈懷、期待甚殷的同人到底是拉開差距的：“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不過是“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為著年青時候曾經刻骨銘心的寂寞和悲哀，也聊慰那“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故魯迅在《新青年》的文字，無論小說、詩歌、雜文，始終籠在一層薄薄的“鐵屋子”似的灰冷調子裡，即便是那如匕首投槍，試圖“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論戰性文章，也間或散逸出一絲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蒼涼氣息。
聽將令與“特別有價值”
為了擴大《新青年》的社會影響力和銷量，平時在一起就喜歡互相抬杠的錢玄同和劉半農商議合演一出紙上的“雙簧戲”。在1918年3月《新青年》四卷三號，由舊學根底較深的錢玄同扮演頑固保守的遺老角色，化名“王敬軒”致函雜志，鋪陳出許多迂腐的見解，恣意攻擊文學革命和《新青年》雜志。而早已炮制好的洋洋萬言、署名“半農”的雜志記者的回信，也在同期部分刊發。回信針鋒相對地對“王敬軒”的觀點逐一駁斥，言辭犀利潑辣，並指名批判舊派學者林紓。“雙簧戲”終引起了反響。一位自稱“崇拜王敬軒者”致信陳獨秀，質問《新青年》:“貴志記者對於王君的議論，肆口大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如是乎！”陳獨秀當即給署名“崇拜王敬軒者”復信闡述《新青年》的立場:“本志自發刊以來，對於反對之言論，非不歡迎……妄人尚復閉眼胡說，則唯有痛罵之一法。”以后又有林紓的親信弟子、北大法科政治系學生張厚載來信質疑胡適和沈尹默等關於白話詩以及胡適、劉半農、錢玄同等關於舊戲的一些觀點，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陳獨秀竟一齊提筆上陣，在同期雜志上作答。隨著各色人物漸次加入論戰，《新青年》終於熱鬧起來了，展露出風起雲涌之勢。一年之內銷量從每月千冊上升至一萬五六千冊。
對於這出“雙簧戲”，陳獨秀自然是歡喜的，以為“這樣制造一點氣氛，也無不可”。胡適對此則很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輕薄”之舉，憂心忡忡地致信錢玄同說“憑空閉產造出一個王敬軒”是不值得辯論的。而年長胡適10歲的魯迅深諳中國社會的惰性，認為唱唱雙簧戲，也無傷大雅，矯枉不忌過正，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以后魯迅還在《憶劉半農君》中稱贊“活潑、勇敢”的劉半農此舉的確算是打了一場“大仗” 。
1918年4月2日，魯迅終於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約在4月5日晚交給了到訪的錢玄同與劉半農。錢、劉二人初讀之下，如獲至寶。第二天稿子送到編輯所，陳獨秀也拍案叫絕。小說隨即在《新青年》四卷五號上發表出來，並首次使用筆名“魯迅”。《狂人日記》借一個迫害狂症患者“狂人”的驚恐峻急之口，石破天驚地指出中國綿延數千年封建社會的吃人本質，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啟蒙呼喚：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這篇4700余字的小說現在已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魯迅也曾毫不客氣地評述說：《狂人日記》 “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這部小說加上以后陸續在《新青年》發表的《孔乙己》、《藥》等小說，“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魯迅如此的自我評述並不過分。彼時《新青年》高喊文學革命、倫理革命，將領們皆長於議論，文字大抵是號角性、綱領性的﹔不多的文學作品又偏重外國的譯作，且全是文言文，缺少本國文學作品。而魯迅的作品以白話小說的形式，以最接地氣的內容，深沉含蓄地填充了那些高文宏議難免的簡略空疏之處，確實是給予了最特別、最實際的響應和支持。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坦言：“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裡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在魯迅看來，既已入陣，為了達到微茫的希望計，是必須與主將和前驅者採取同一步調的。故甫一入陣，魯迅就急步緊追《新青年》的一班伙伴們。如為了響應1918年5月《新青年》四卷五號上刊載的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等反駁“靈學會”的文章，周作人的譯作《貞操論》以及1918年7月《新青年》五卷一號刊發的胡適的《貞操問題》，魯迅即在1918年8月《新青年》五卷二號發表論文《我之節烈觀》﹔胡適於1919年8月在《每周評論》發表《再論“我的兒子”》，魯迅隨即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發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沉痛勇毅地呼吁與承諾：“……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了《隨感錄》欄目，刊載對社會和時事的短評。魯迅從1918年9月五卷三號開始為《隨感錄》欄目撰稿，直至1919年11月六卷六號刊發的《六十六生命的路》，共撰稿27篇（后全部收入雜文集《熱風》）。此外，受胡適新詩集《嘗試集》的影響，自稱不喜作詩的魯迅也嘗試做新詩。他在《新青年》上一共發表有6首白話新詩：《夢》、《愛之神》、《桃花》和《他們的花園》、《人與時》、《他》，數量雖不多，卻深切地反映了憎惡、抨擊黑暗現實，渴望新思想新文化，執著追求自由、真理的時代精神。如《夢》裡“前夢黑如墨”、“后夢墨一般黑”、“暗裡不知，身熱頭痛”，讓人聯想到 “鐵屋子”裡昏睡的人們。而《他們的花園》中的小娃子走出“破大門”，望見鄰家大花園“有許多好花”，於是“用盡小心機”，得了一朵“又白又光明”的百合，似已綻露了魯迅要積極從外域吸取先進東西的“拿來主義”思想之端倪。迄1921年8月1日九卷四號止，魯迅在《新青年》共發表小說、詩歌、雜文、譯文、通訊等50余篇。特別是其中的5篇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完全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文學巨匠的地位。
雖然不過是“聽將令”“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未料這“不暇顧及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的吶喊聲竟是異質而復調的，因而格外驚世駭俗、振聾發聵﹔雖然已“遵命”“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仍難掩獨特面目：灰冷厚重的底色，麻木、悸動、抗爭、絕望、眷念、腐敗、荒誕……世道、人心的種種體驗和真相始終糾纏、撕扯在一起，於曲曲折折中傳遞出生命最深處的血氣和熱力。
魯迅的文學創作，“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也令《新青年》的同人們由衷欽佩、自愧不及。如與他相交多年，最終關系極為疏離的錢玄同仍公允地稱贊魯迅“讀史與觀世，有極犀利的眼光，能掘發中國社會的痼疾，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等小說及《新青年》中他的《隨感錄》所描寫所論述的皆是。這種文章，如良醫開脈案,作對症發藥之根據，於改革社會是有極大的用處的”。胡適則在1922年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寫到：“成績最大的卻是托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同年8月11日，胡適在日記中還寫道：“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鑒力與創作力，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創作較少。”直到晚年，胡適仍感慨魯迅在《新青年》時代是個健將，是個大將，並坦言：“我們這班人不大十分作創作文學，隻有魯迅喜歡弄創作的東西，他寫了許多《隨感錄》、《雜感錄》，不過最重要他是寫了許多短篇小說……他們弟兄的作品，在社會上成為一個力量。”而一直執掌《新青年》帥旗的陳獨秀，對於魯迅也另眼相看、格外敬重。陳獨秀南下后，頻繁與周作人通信，不斷向魯迅索稿。如：1920年3月11日陳獨秀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肯切地提及: “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 請先生告訴他。”同年8月22日陳獨秀致信周作人告知魯迅的小說《風波》將在《新青年》八卷一號發表，並率真地表示“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陳獨秀致信周作人雲：“你尚有一篇小說在這裡，大概另外沒有文章了，不曉得豫才兄怎麼樣?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我一個人獨佔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寫點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處自加訂正，寄來付印。”感其熱誠，以后魯迅採納其建議，集攏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十四篇短篇小說，編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於1923年8月出版。
1933年3月5日，聲名隆盛的魯迅在撰寫《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時，特別提及當時已被中共開除、並作為托派首領批判、又因反蔣抗日被國民黨關押囚禁的陳獨秀。他說: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風流雲散”與堅韌持守
1920年1月，陳獨秀回到上海。雜志的編輯中樞重新遷回上海。此時，《新青年》同人之間的隔膜、分化已逐步顯露出來。沈尹默以眼疾加重為由，自動退出了《新青年》。接著，劉半農赴法留學。陳獨秀到上海后，開始醞釀建立中國共產黨，並邀請陳望道擔任《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共同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周氏兄弟應是一如既往支持《新青年》，“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的北京同人。而胡適、錢玄同諸人眼見陳獨秀“一意孤行”，遂於撰文上開始消極怠工。顧念舊情、襟懷磊落的陳獨秀一再彌合、遷就，不斷致信北京同人索稿催稿。如在1920年7月9日致周作人的信中熱情地提及“玄同兄頂愛做隨感錄，現在怎麼樣?”1920年 8月13日又致信給魯迅、周作人對錢玄同的“無興致”委婉地表示不滿:“玄同兄總無信來,他何以如此無興致?‘無興致’是我們不應該取的態度﹔我無論如何挫折,總覺得很有興致。 ”同年底又致信胡適、高一涵，“請二兄切實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這一年《新青年》與一直承擔其出版發行的群益書社也徹底鬧掰了。直接的導火索是5月出版的七卷六號“勞動節紀念號”增厚了，從原來每期130∼200頁不等增至400多頁，群益書社提出加價，否則要虧本。陳獨秀考慮到大多數讀者是下層無產者，決然不同意加價。雙方矛盾日益加劇，不可調和。最終，《新青年》與群益書社於七卷六號出版發行后徹底結束延續了七卷共42期的合作關系，由陳獨秀自辦。
由於改為自辦和胡適等北京同人總也不供稿，七卷六號出版后《新青年》停了三個月。恰在這三個月中，陳獨秀完成了由民主主義者到馬列主義者的轉變。自1920年9月1日第八卷第一號起，《新青年》成為了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的共產主義色彩越來越鮮明起來。《新青年》的分裂已成無可挽回之勢。
1921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九卷一號上發表小說《故鄉》，給處境困頓的雜志以很大慰藉。魯迅在《故鄉》的最后寫到:“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完九卷六號后休刊。對於這樣的結局，魯迅並不訝異，只是寂寞哀傷的情緒又蔓上心扉，恍若從前。以后魯迅回憶說：“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至一九二二年這三年間，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
就在這寂寞荒涼的古戰場情景裡，1922年12月3日，魯迅編完了《吶喊》，並作序。原來歡喜打鬧、結伴同行的一班伙伴，如今是真的散了。北京的冬日常常霧氣迷茫，令人看不清前路。不過魯迅心裡清楚，無論如何，哪怕最后隻剩下一個人，哪怕無路可走，自己還是要走下去的。
1923年6月《新青年》復刊，改為季刊，成為中共中央的理論性機關刊物，由瞿秋白任主編。1925年4月，又改為不定期刊，直至1926年7月終刊。
1926年8月26日，魯迅偕許廣平離京。許赴廣州，魯迅赴廈門。
“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縱然置身黑暗或沙漠，縱然淪為孤獨的游勇，縱然“彷徨於無地”，卻依然“荷戟”，待時可戰。《新青年》的啟蒙立場和科學、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念應是這“戟”的主要內涵。對於如此重戟，魯迅一直堅韌持守，從不曾卸下。以后，在革命口號和桂冠紛飛起舞的廣州，他卻偏要說些煞風景的話﹔離開廣州到上海后，他又率先奮起反擊創造社、太陽社對“五四”新文化、新文學的全面批判、圍攻……諸多的行跡和文字，都依稀閃露出《新青年》的血性與鋒芒。
來源：《世紀風採》2015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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