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成思危，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一位孜孜不倦、建樹頗豐的學者，一位堅定不移的愛國者。說起人生經歷，他總是充滿深情地說：“回顧我的人生軌跡，可以看到有三個轉折點，一是1951年由香港回內地工作，奠定了報國的方向﹔二是1981年到美國學習工商管理，開拓了治學的領域，徹底轉變了我的專業方向﹔三是1995年參加民主建國會，踏上了從政的道路。如今，回過頭來看，雖然每一次都有一定的風險，但我認為這幾項選擇都是正確的。”這三次選擇如同三顆釘子，釘住了成思危人生的曲折走向，見証了這位國家領導人成長的心路歷程。
一、 少年走上堅定的愛國之路
1935年，成思危出生於風聲鶴唳中的北平，父親給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兒肩負國家安危的責任。事實上，成思危的一生，也充滿了對祖國的熱愛。
成思危12歲生日那天，興致勃勃地拿著新買來的紀念冊到位於北平西長安街的世界日報社，找到正在上班的父親給他題詞。父親不假思索地寫下了“自強不息”4個大字。“當時，我猛然省悟到，這4個字不僅是他對我的殷切希望，也正是我心目中父親的形象。”
正是這4個字，成為激勵他一生的座右銘。也正是這4個字，使成思危從普通的技術員成長為在我國化工界享有很高聲望的專家，繼而成為我國著名的軟科學專家和管理科學專家，也正是這4個字使他從一名學者成長為一位政治家和領導者。
1948年，成思危隨家人南遷香港，進入愛國名校香島中學學習。不久，傳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香島中學的師生一片歡騰。成思危與同學們一起參加了隆重的升國旗儀式，並在五星紅旗下留影。
1951年，16歲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次重大選擇。他瞞著父親，回到內地參加新中國的建設。那時候，他剛加入共青團不久，同時又受到了黨組織的鼓舞和召喚，新中國熱火朝天的新氣象對他來說有著無限的吸引力。自此，他開始了漫長的跨越兩個世紀的報國之旅。
1952年，成思危先是進入葉劍英兼任校長的“南方大學”學習，畢業后被分配到廣東省總工會工作。由於良好的工作表現，成思危被選送到華南工學院、華東化工學院學習。
畢業時，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陽化工研究院工作。“文革”開始后，由於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經歷，他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政治旋渦之中。風華正茂的他被發配去當了鍋爐工。但是，“自強不息”的性格不但幫助他堅強地挺了過來，而且他還利用燒鍋爐的間隙自學了四門外語。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中美關系開始“解凍”。在美國留學的妹妹專程回中國尋找哥哥。兄妹倆終於在北京見面。不久，成思危從沈陽調到北京，進入化工部石油科學研究院工作。
二、以國家和民族為己任的杰出學者
順境不懈怠，逆境不沉淪。
“文革”結束，不少和他一樣懷著報國理想投身新中國建設的香港青年，懷揣復雜的情感，離開了大陸，而成思危卻選擇留下。
1981年，46歲的成思危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管理研究院學習。放棄化工改學工商管理成為他人生第二個轉折點。放棄化工，當年在朋友們看來，成思危是另起爐灶從零開始，並非明智之舉。然而，他隻要認定了的事，就一定會堅持下去。
由於是從化工專業轉學管理，最初遇到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但在短短的3年時間裡，他愣是憑著一股韌勁兒，發表了十多篇學術論文並榮獲了獎學金。當他把最后一學期的成績單給他從台灣趕來已80多歲高齡的老父親看時，成績單上三個A和一個A＋讓他那一生都不肯輕易表達情感的老父親也夸他：沒想到近50歲的人了，還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
畢業的時候，他不僅推辭了美國公司和研究機構的邀約，也婉謝了父親希望他回台灣繼承家業的期望。曾榮登《福布斯》中國台灣富豪榜的父親對他說：“畢竟，我們的家業在台灣。”而成思危認為，他的事業在大陸。一生不管兒女政治傾向的父親，尊重了兒子的選擇。
回國后20多年來，成思危的官越做越大，境況越來越順，但對學問的追求並沒有越來越小。相反，他一直在堅持不懈地做學問搞研究，樂此不疲。他對此實話實說：“像我，說實話，不學習，照樣當官。我為何這麼辛苦，周末周日還要寫東西？我就是不願懈怠下來。”
回國后，他肩上的擔子慢慢地重了起來，1988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開始擔任化工部副部長。每次開會時他不僅在小組討論中踴躍發言，並且至少要作—次大會書面或口頭發言。比如他的發言稿《沒有研究就沒有決策權》、《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決策體制的改革》、《讓科學技術真正成為第一生產力》，今天讀來仍然可以領略到其中的真知灼見。
從青春報國到技術報國再到管理報國，成思危的前兩大轉折為他從政報國寫下了伏筆。從1988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開始，心系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重大課題的成思危認真地履行參政議政的職責。這引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黨派領導人的注意，也成就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三次轉折。
1995年，時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的孫起孟在成思危59歲快要退休的時候鄭重地向他發出了邀請。這讓身為化工部副部長的成思危猶豫了好長一陣。他想，“退下來后，可以騰出時間寫點文章、講講課、帶帶研究生，還可以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有了空還可以去世界各地走走轉轉。而參加民建，肩上的擔子就重了，就意味著要承擔一份責任和義務。”對此，成思危沒有立刻做出回答，而是答應要認真考慮一下。
“人到60歲的時候，你走哪條路?是到此就激流勇退，還是要繼續做貢獻?”
然而，真正讓成思危下定決心的是孫起孟的一句話：“作為一名民主黨派的代表，你的意見和建議可以直接讓中共中央聽見，這樣不是可以實現你的理想嗎?”“從我當初的志向，報效國家這個角度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這就是可以真正的參政議政了。”成思危這樣說。於是，成思危欣然接受了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的邀請，加入了民建，並在1996年民建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民建中央主席。
從此，成思危從治學走上了從政的道路。他的名字開始活躍在國家的政治舞台上。“慷慨陳詞豈能皆如人意。鞠躬盡瘁但求無愧我心。”這是成思危奉行的做人原則，也是他參政議政的真實寫照。在他任職內的一系列人大、政協會議上，他和民建每次都提出過一些有分量的提案和建議。就這樣，成思危頻頻出現在各種重大場合並親眼目睹了許多永載史冊的事件。
自1998年3月開始，成思危連續當選為第九屆、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生的第三次轉折，也讓成思危從一名學者走向了政壇。
三、身居高位不忘學習
任職期間，在緊張的國務活動之余，成思危不僅擔任著中國軟科學研究會理事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管理科學部主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等學術和教育職務，他還是北大、清華、北航、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交通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浙江大學等十幾所高校的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履行著一個“園丁”的職責。他講課非常生動，有時就連禮堂的過道裡都站滿了聽眾。講到精彩之處，掌聲更是經久不息。成思危當老師也非常認真，不管日常工作有多忙，也要抽時間對學生進行指導。學生們對老師也感到由衷的敬佩。他們歸納為三個沒想到：沒想到成老師的英語有那麼好，沒想到成老師的學問有那麼深，沒想到成老師那麼愛上網。其次是三感慨：感慨他殷殷以求的目標和孜孜不倦的勤奮﹔感慨他作為國家領導人的風范和作為專家學者的嚴謹﹔感慨他博聞強記的智商和出口成章的口才。是的，僅就好學勤奮來說，凡是接觸過成思危的人無一不有這樣的共識。每次乘火車外出視察，他一上車，總是先與隨行人員聊上幾句，交代一下工作，然后就走進包房，關起門來開始工作，有時到了吃飯的時間還得讓秘書去叫。吃完飯，看一會兒書(他認為這是一種休息)，就又開始工作和學習了。如果在北京，下班回家，他一頭就扎進了書房裡，坐在電腦前開始研究工作。有人往他家裡打電話，無論是白天還是深夜，隻要電話鈴聲一響，電話裡就會傳來他永不疲倦的聲音。多年來，他潛心研究學問，把學術研究當成人生的一大樂趣，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樂在其中，自得其樂，其樂無窮”。他為自己做了規定：不管有多忙，每天要寫一篇讀書筆記，每月要寫篇文章，每年要寫一本書。有人問他：你平時政務這麼繁忙，能完成這些規定嗎?他回答說：我這幾項規定從未因職務和工作的變動而有所改變，相反，我常常是“超額”完成任務。多少年來，他從未真正休息過一次像“十一”和“春節”那樣的長假。
四、為國家事業盡心竭力
現在，很多人隻要一聽到成思危的名字，馬上就會聯想到風險投資。成思危是我國研究風險投資最早的學者，被公認為“中國風險投資之父”。1998年3月，民建中央向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提出了《關於加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一號提案”，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掀開了中國風險投資大發展的序幕。
對於有些媒體冠以“中國風險投資之父”的稱謂，成思危表示，“我已經兩次公開聲明辭謝媒體給我的這頂桂冠。”他說，“我願意做中國風險投資的一個積極的倡導者和促進者，但我不希望給我過高的‘中國風險投資之父’這樣的桂冠。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我想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吸取的中國古典的智慧。”
成思危說，治學和從政都是為了報國。作為學者，治學是參政的基礎。發表意見也好，推進人大立法、監督工作也好，他都要以治學為基礎。“我的工作涉及經濟立法比較多，沒有學術研究，是做不好的。”他坦誠地說。
成思危從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位置上退下多年，依然擔任著中科院大學管理學院院長、中科院虛擬經濟和數據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等職，每個月仍在堅持授課，為學生講授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和默頓的《金融學》。今年，《中國股市的分析》和《虛擬經濟發展史》兩本專著將出版面世。
不幸的是2015年7月12日，成思危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80年的風風雨雨，國家地覆天翻，個人今非昔比，沒有變的是成思危那一腔矢志報國的志向﹔沒有泯滅的是他那一顆生機勃勃的愛國之心。
來源：《世紀風採》2015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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