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檔館的523個電話

夏永林（化名）從台灣親屬那裡要來的父親照片，一直被他帶在身邊。

接電話之前，我留意了一下，這是近兩月裡的第523個電話。

“我是寧波鎮海的，我想查下我爺爺，他當年是軍醫，1938年武漢會戰去世……”電話那邊的聲音禮貌斯文，聽上去40歲左右，似乎還有一位老者坐鎮后方，大聲補充各種信息。

他報出祖父名字。我轉告館內工作人員管老師。一陣噼裡啪啦鍵盤敲擊，搜索一番后，管老師隔著櫃台對我無奈地搖了搖頭。

我於是回復：“很遺憾，沒有查到。”

他沒有要挂的意思，似乎在聽老者意見，又轉向話筒請求：“能不能，幫忙再看看同鄉的？”

工作人員幫忙梳理出同籍貫同姓的4位：張克祥，連長﹔張祥月，一等兵﹔張勇，下士﹔張志標，上等兵。

他在電話那頭一字一核地記下……

這是記者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利用處體驗採訪的第三天。

2015年之夏，記者在二檔館查閱抗戰資料，正遇來電查詢抗日陣亡將士名單檔案的高潮。這些來自貴州、湖南、四川等各地口音的電話，都在傳遞一個願望——想找到，哪怕一丁點，關於父輩或祖輩的消息。

保存了大量當年南京國民政府檔案的二檔館，其實已經開放查檔十年。但抗戰勝利70周年的到來，讓這些情感空前涌動起來。

523個電話，僅是十年中一個微小樣本。我想知道，這些電話背后，是一份怎樣的情感？尋找一個名字的意義，又在哪裡？

【記憶】

“那麼多年，我看了不知多少遍，全印在我腦子裡”

劉建國記得，他把祖父陣亡名錄拿給84歲的老父劉維新時，老爺子的手指在名字上摸了好久。

今年清明，老爺子自己一個人顫巍巍出門，買回紙錢，由劉建國陪著在樓下燒了﹔祖母忌日，劉建國和妹妹把祖父申報烈士的冊子復印了一本，拿到祖母墳前燒掉，一邊燒一邊說：“奶奶，我們找到爺爺了……”

劉維新的一輩子坎坷，倒也平順地過來了。15歲從湖南衡陽的鐵路系統開始工作，到武漢修長江大橋，再到南京修橋，最后落戶南京，從中鐵大橋局退休。與老伴感情好，4個子女和睦。

我跟著劉建國坐車跨越長江，去劉維新的家中採訪。

家人說，得過腦梗的劉維新，是這麼多天來最清醒的一天﹔劉建國“一輩子幾乎沒見哭過”的老父親，在採訪中，哽咽了3次。

3次都是回憶父親。

劉維新說父親是個愛好書法和文學的人，因為家裡一面牆上有父親手書的4句詩。他還記得父親有一次穿著便服回來探親，大院裡，把自己和弟弟放在自行車的前杠上，載著兩人一起出去逛。那是父子三人最美好的回憶……

父親上戰場前，郵寄了一箱書回家。他現在才理解——那是父親所有的最珍貴的書籍，他是抱著赴死的心上了戰場。而當時，年幼的他只是和弟弟好奇地看著這些軍校書籍，反復摩挲書頁，從中發覺一丁點兒父親使用的痕跡。

隨書寄的，還有一封遺書：“維新、維揚倆兒：知悉吾這次奉命奔赴前線抗日，抱定必勝之決心，倭奴不滅，誓不回家。雖不成功必成仁，汝等必須繼承遺志，直到把倭寇趕出中國為止。切記，切記，特立此遺囑。父劉安民手示。”

這份遺書在特殊的年代已被燒掉，怎麼還能一字不落記得？事實上，工作人員電話來核實材料時也問過同樣問題。

劉維新指著自己腦袋說：“我現在就可以背給你聽。那麼多年，我看了不知多少遍，全印在我腦子裡！”

再度哽咽。

比別人幸運的是，劉維新起碼知道父親是怎麼離開的——父親犧牲后的一段時間，他們家很快收到父親戰友“周叔叔”的來信與照片，告知，父親不幸被敵人炮彈擊中，“彈片劃開了父親的腹部腸子流出，壯烈犧牲”。

信就是劉維新讀的，隻有7歲的他識字，讀給母親和5歲的弟弟聽。家，轟然倒塌。

母親一輩子都沒再提過父親。劉維新好奇，卻隻能“忍”。他記得周叔叔在信裡說，曾在上海父親犧牲之處插了一塊木牌，寫了父親的名字。他便從15歲就開始打工，想掙去上海的路費，看看父親，或把骨灰帶回故鄉﹔他還寫過信去我國台灣，想探究關於父親的更多細節，比如，父親的生日（目前隻知出生年份）……

劉建國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找祖父的過程並沒有太多曲折。從各檔案館查証得到的史料，大致拼湊出祖父劉安民短暫的一生：

劉安民，1907年生，家鄉湖南湘潭市湘鄉棗山鎮，畢業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曾任職國民革命軍第18軍98師583團三營（后人稱姚子青營）迫擊炮連中尉排長。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滬會戰，於9月7日全營死守上海寶山，終因寡不敵眾犧牲，時年30歲。

【尋找】

“那種感情，不是誰都能懂”

夏航成還沒有收獲。

他是來找祖父夏子明的。他捧著戰斗詳報，給工作人員管老師看——“我四十旅夏子明部兩個步兵團趕到增援……”夏子明是當時陸軍獨立第四十旅旅長。

“你看，這裡都寫著呢。”

管老師點點頭：“但是庫裡現在查不到……”

目前，館內數據庫所包含的約20萬陣亡將士，都來源於當年南京國民政府在每次戰役、戰斗后，對陣亡、失蹤人員統計，以及進行撫恤工作的文件。

“20萬，聽上去很多，其實只是所有抗戰將士中的滄海一粟。”利用處處長楊斌說，在當年的很多戰斗中，不少作戰單位都是成建制地犧牲，無人能對陣亡人員進行回憶、統計。

夏航成，67歲，是從山東滕州來的。

之前也打過電話，各方也查找過，但“俺不會電腦，普通話也說不好，還是自己來查一查”。他還把在南京上大學的遠房侄兒叫上，一起在檔案館查資料。

夏航成以前是做煤礦的機電維修，從小跟著奶奶長大，記得奶奶提過一些關於爺爺抗日的信息，但也支離破碎。1933年，因為爺爺是軍官，日本人為泄憤在北京抄家，殺了四五人，奶奶帶著7歲的父親從后門逃出，得以幸存。

幾年前，夏航成其實在軍事博物館看到過祖父的名字。他是陪別人去的，仿佛是天意，祖父的名字直接跳入他的眼眸……

對於祖父人生的探求，就這樣被一點一點地喚醒。

家裡如今關於祖父的資料，一包500張的A4紙，他已打印4包了。但他說，有些是個人回憶，有些是網上資料，“網上不能完全信，得要史料”，就把回憶文章中的年月日記下來，到檔案館一一核實，也有所收獲，可是“爺爺到底怎麼作戰的，還是不具體”。

夏航成還專門跑了一趟台灣。他在報紙上看見一則新聞，有位八旬老人沒見過父親，他了解到海峽對岸有父親的照片，於是專程去祭拜。這讓他動了心。他特別想要一張祖父的照片。后來，在旅行社的安排下，跟團旅游的他，被破例允許抽出半小時，但照片依舊沒有找到。

夏航成說，隨著對那段歷史的越來越了解，他對祖父的感情就越發深厚，也越來越堅持，要完整還原出祖父的人生。

而“那種感情，不是誰都能懂”。他說老伴不太了解歷史，兒子兒媳工作也忙。有時他看到抗日題材的電影或電視劇，會一個人悶坐著，不想吃飯，或者干脆出門抽根煙……

夏航成和我坐在檔案館外公園的石階上，正感嘆這一天又無功而返時，一條短信令他來了精神。

侄兒幫他咨詢了一位教授，教授提示，夏子明是否可能當時登記用的是另一個名字？

“太好了，還有希望！我明天再來！”

【變化】

“正”字“畫不下去了”，因為太多

陳建寧是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老員工了。從1985年大學畢業分配至二檔館工作，她已見過太多故事。不過，她對夏永林（化名）與劉勇碰面時的“奇遇”，還是露出了驚訝的神情。

78歲的夏永林是來查找父親的受傷經過。他講述父親所屬部隊時，被正巧站在一邊的劉勇聽見，劉勇根據職位，一口報出了老夏父親的名字。

原來，兩人的先輩在1939年到1941年間有交集，比如在昆侖關戰役時同屬第76師，老夏的父親是副師長，劉勇的外祖父是副團長。

劉勇46歲，是第三代，已經詳細查証過外祖父戰斗情況。說了許多關於老夏父親的戰斗經歷，老夏卻並不了解。

老夏還不想讓我寫出他的真名。關於父親，他有太多想了解。想查詢情況的信，寫了不止一封，隨便拿出一封，落款日期是“1984.11.28”。但，全都沒有寄出過。他記得很小的時候，跟隨父親的腳步走過騰沖，走過保山，父親在前線指揮戰斗，他跟隨父親的副官生活。“我沒有幾年了……所以鼓足勇氣。我不能留遺憾……”

陳建寧說，第二代的感情更隱忍。曾經，有些人悄悄托人來查，查到后，了解了情況，就不來取材料了。而現在，隨著大環境的日益開放，人們的心緒開始打開，字裡行間全是熱切。

“我去過南京，總是感慨唏噓而歸。我祝願各位的幫忙查找能大獲全勝，我等待，我盼望！”這是一封來自北京的信。

工作人員一般會幫忙查兩次，一次按名字，一次按籍貫。如果告知沒查到，對方恨不得把家底和盤托出，期望找到一點蛛絲馬跡。

陳建寧記得一對老夫妻。大約幾年前，那時還是紙質卡片，需要人工查找。有些家屬自己赴館來找，突然一聲大喊，把檔案館的人們都嚇了一跳。夫妻倆抱頭痛哭，原來是，找到父親的名字了！抹干眼淚，夫婦倆還專門買來糖果分給大家。因為，是喜事。

馮慶炎的叔叔當年是空軍中尉，在武漢保衛戰中陣亡。抱著試試的態度，在二檔館查到信息。他說，查到信息的那天是2015年5月20日，而陣亡記錄上叔叔去世的日子是1937年5月20日。“整整78年！我說這是‘冥冥之中’！”馮很感慨。

而更明顯的變化，是數字。工作人員張玲一開始每接一個電話還畫一筆“正”字，后來“畫不下去了”，因為太多。

湖南的、山西的、貴州的……還有專程從美國親自來館取檔案的，頭發已經花白，拄著拐杖……

有時，來電者並不知先輩的確切名字，太多年，隻模糊地記得一個音。甚至，隻記得小名。陸，或是路﹔曾，還是鄭﹔自己家的沒查到，不放棄，就想找同鄉的。

目的也不盡相同。有些是在變遷中遺失了烈士証明，想重新申辦烈士﹔有些是當年從軍后至今下落不明，想從檔案中找到一點蹤跡。

也有不少是幫不上忙的。張玲接到過一封信，是想幫父親了卻心願：父親剛出生時，祖父當了兵，此后輾轉各地，再沒回過家，多年后在另一省與他人再續婚約。其間，祖父曾給父親寄過信，但當時可能由於負氣或其它原因，沒有回信。現在，父親79歲，心願是能知道祖父的下落……

【意義】

這不是對一個人的情感，而是對一輩人的情感

劉建國在採訪后第二天給我發了一條很長的短信。

劉建國是沒見過父親哽咽過的——忍耐、封閉感情，成為那輩人的特征，但這不代表，情感的不存在。“我今早在想，他是從小隻能對著牆上的書法以及遺書，和再也見不了面的父親交流啊！”

其實最初，對於為什麼要尋找，他也是不能完全體會的。只是因為以前父親提過幾次，兄妹們都“沒重視”，現在退休了，不如幫父親了卻心願。

但是隨著一步步走近祖輩，走近那段歷史，劉建國才逐步理解了父親那份深深埋藏的情感。

尋找的意義，是一種正名嗎？這種情緒是有的。

劉維新打算拿到烈士証就拿給一位鄰居看，“當年我說我父親是抗日死的，他不信。我要拿給他瞧一瞧！”

還有的情感呢？是一種尋根、一種思念。

我在二檔館看到一封來信——“我是一名退休教師，今年78歲。我出生時，父親在淞滬會戰中犧牲……我一生沒見到過父親，不知道父愛是什麼，但我為有這麼一位父親而感到驕傲。可是我手頭沒有他的一點資料，沒見過一張照片……我在人世間的時日不長了……在臨死前能見到資料檔案便圓滿了……”

我也問過夏航成，到底支撐他的是什麼？他激動地用蹩腳的普通話一字一頓地告訴我：“這是與我有著血緣關系的人，可是卻沒見過面，起碼，要了解他一生做了什麼。”

而更多的，應該是一種家國情懷的抒發和緬懷。

那種赴死的決心，從出征前寫下的遺書就可感知﹔那種為國捐軀的精神，在陣亡名錄中一列列名字裡已經彰顯無疑。這已經不僅僅是對一個人的情感，而是對一輩人的情感。但確也因為這位至親的人，而對那段浴血奮戰的歷史理解得更為真切。

劉勇說，找不到外祖父的名字並不要緊。哪怕看著他的足跡也好。大理、騰沖、保山……他都去過。他曾通讀雲南省騰沖縣“抗日縣長”張問德的《答田島書》，感慨他是“有血性的男人”，並聯想到當年在那裡戰斗的外祖父，也是那些先輩中的一員。

也曾捫心自問：“假如當年是我，我會怎樣？”

當忙於生計，當行走得匆忙，今天的我們，是需要停下腳步反思並緬懷的。

劉建國發給我的短信最后寫道：“他們的父輩是為國捐軀的人，他們的忠魂可歌可泣（寫到這裡，我流淚了），謝謝你的到來。”（記者 王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