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峽
2100多年前，中國漢代的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開啟了中國同中亞各國友好交往的大門，開辟出一條橫貫東西、連接歐亞的絲綢之路。此后又逐漸開辟了西南絲綢之路和水上絲綢之路。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上，各國人民共同譜寫出了千古傳誦的友好篇章。抗日戰爭時期，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新的絲綢之路，但是，在抗戰大后方的交通網絡建設中，古老的絲綢之路得到空前大發展，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依托絲綢之路的驛路運輸
古代絲綢之路的運輸主要依賴人力和畜力，交通工具極其簡陋，實際上就是驛路運輸。抗日戰爭時期，公路、鐵路建設緩慢，機動車輛極少，技術人員不足，依托古代絲綢之路發展驛路運輸，勿須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投資少，見效快，因而獲得發展先機。
西北驛路沿襲的西北絲綢之路，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抵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全長6440公裡。抗戰時期的西北驛路在古代絲綢之路基礎上，以西安為起點，向西通往中亞各國、向南通往成都的道路有所改善，向北延伸的陝北驛路成為通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主干道，還新開辟了越過川陝邊區、直達重慶的驛路，與長江水路銜接。
西南驛路沿襲的西南絲綢之路，分為西行的“旄牛道”和東行的“五尺道”。“旄牛道”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及印度和孟加拉地區。“五尺道”因道寬為蜀尺五尺(秦尺約三尺)而得名，亦從成都出發，經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直抵谷昌(昆明)。“五尺道”於昆明又有兩個分支：一路經大理與“旄牛道”交匯重合﹔另一路進入安南國(今越南)，與海上絲綢之路銜接。以西南絲綢之路為基礎的西南驛路長約1萬公裡，基本上走的是千百年來的古代絲綢之路。
從西康通往西藏的古道，除了絲綢貿易之外，以茶易馬更是一大特色，因此具有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的雙重身份。抗日戰爭時期，為了開辟經西藏到印度的國際通道，於1943年開辟了以西康省的康定為起點，經西藏拉薩至印度葛林的驛路運輸線，主要用於從國外輸入戰時急需的布匹等物資。
抗戰時期整個西部驛路，包括由國民黨中央政府管理的7條干線和各省區管理的189條支線，成群結隊的馬幫、馬車、手推車、挑夫、背夫，負載著各種戰時物資，絡繹不絕地行進在崇山峻嶺之間。在公路、鐵路未通之時，抗戰物資供給全部由驛路運輸來完成，即使有了公路、鐵路后，驛路運輸作為重要補充，也從未中斷。據不完全統計，僅1940年至1941年，西南四川、貴州、廣西3省驛路擁有力夫11萬人、牲畜9000多頭、非機動車33000多輛，貨運量達到2388萬噸。驛路運輸還為修建軍用機場作出了重要貢獻。1943年至1944年5月，成都、溫江、德陽等處修建了5個機場，因公路、鐵路未通，所需70多萬噸各種物資全是由驛路運輸完成的。
依托絲綢之路發展公路交通
以絲綢之路為依托修建公路，有千百年來的古道作基礎，可以減少因選址、勘測和構筑路基所需的人力物力，並節省寶貴的時間。1935年至1940年修建完工的川陝、川黔、川滇、川湘4條公路干線，除川湘公路外，其余3條公路都是在古代絲綢之路基礎上建成的。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日本侵略軍逐漸控制了中國北方和南方的大中主要城市及50％的人口和95％的工業，沿海港口也落入日軍手中，國際援助、海外華僑的捐贈物資以及援華人員無法進入中國內地和抗戰前線，因此，沿西南絲綢之路搶修滇緬公路，開辟新的國際通道，便成為當務之急。
1937年底，以通往緬甸的絲綢之路為基礎開始修建滇緬公路。當時，由於青壯年大都應征入伍參加抗戰，從滇緬沿線近30個縣征集到的20萬勞工，大部分是各民族的老人、婦女和兒童。有的是全家老少一齊出動，連放在家裡沒人喂養的雞、鴨、狗、猴和小鸚鵡也被帶到了施工工地。1938年8月，滇緬公路正式通車，與緬甸的中央鐵路連接。滇緬公路剛剛竣工，日軍就攻佔越南，滇越鐵路中斷，滇緬公路成了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的唯一運輸通道。
為了開辟國際通道，經西藏通往印度的青藏公路也在國民政府的公路建設計劃之中。這條線路，既是西南絲綢之路的重要路段，也是歷史悠久的茶馬古道。但是，由於多種原因，青藏公路當時沒能全線建成，隻修筑了以西康省的康定為起點，經折多塘、兩路口、營官寨、道孚、甘孜、大金寺至青海玉樹，終抵西寧的路段，全長約1400公裡，皆為土路和簡易橋涵，單車道佔了三分之一強。
此外，還先后修建了漢白、安康、天雙、漢渝、河岳、滇越、川滇、內樂、西祥、樂西、壘畹、中印等公路，同時改善了川滇、黔桂、湘黔、黔滇干線和西北的甘(肅)新(疆)路。到1944年，公路通車總長度達42703公裡，是抗日戰爭前公路總長度的1.5倍。這些公路，大都是沿著古代絲綢之路的干線或支線修建的。
依托絲綢之路的公開交通和秘密交通
抗日戰爭時期，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各省區黨組織與抗戰進步團體，也以古代絲綢之路為依托，創建了以四川為樞紐、以重慶為中心的公開交通和秘密交通網絡。
南京淪陷不久，周恩來就預見到四川將成為抗戰的最后根據地，成為聯結西南和西北的樞紐。周恩來從武漢撤退到湖南之后，同葉劍英多次商議，並召開會議進行討論，逐步形成了以四川為樞紐創建新的交通網絡的戰略設想。1938年11月12日，周恩來和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建議以西安為西北交通聯絡中心，負責西北、華北及中原之聯絡﹔以桂林為西南交通聯絡中心，負責東南、西南之聯絡﹔以香港為海上聯絡中心，負責沿海及海外之聯絡﹔四川重慶作為西北、西南和海上三個方面的聯絡中心，負責西安、桂林、香港之聯絡，以貫穿南北。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設想，做好重慶、桂林、香港三個方面的布線工作，周恩來先后在長沙、衡陽召集會議，作了詳細部署。確定在衡陽設立辦事處，接收從敵佔區撤退來的干部並轉運物資﹔派錢之光去重慶，籌備成立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派吳奚如去桂林，籌備成立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派袁超俊去貴陽，籌備成立八路軍駐貴陽交通站。被派出去的干部，經過緊張的工作，僅1個月左右，衡陽、桂林、重慶3個辦事處以及貴陽兩個交通站相繼建立，並投入運轉，並且同原已建立的西安、韶關、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取得聯系。
這樣，便構成了以西安、重慶、貴陽、桂林、衡陽、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和交通站為依托的四通八達的南北交通網，以重慶為起點，往北經成都、寶雞，抵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可通往延安，成為黨中央同各地聯系的重要通道﹔從重慶往南，經貴陽、桂林，至衡陽、韶關，轉道香港，與海外相通﹔從貴陽分道，經昆明，至緬甸，也可溝通與南洋的聯系﹔由衡陽分道向東，進入江西、浙江，可溝通與東南局和新四軍的聯系。這一南北交通網，以西安、成都為起點的交通干線，基本上是古代絲綢之路的走向。以重慶為中心通向江浙、上海和香港的路線，可與海上絲綢之路銜接。
以四川為樞紐的南北交通網，在國共兩黨合作抗日關系較好時期，南來北往較為通暢。但是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實行“溶共”、“限共”政策，特別是國民黨頑固派開始大規模反共以后，國民黨社會部針對中共在大后方開辟和經營的南北交通網，發出了《西南公路黨政會同防止反動暫行辦法》，嚴令各地對未經國民黨中央“審定之一切報章書刊概予拒絕運輸”，對中共人員和進步人士，由“當地軍警機關嚴密監視其行動，必要時予以逮捕”。於是，各交通要道遍設關卡，對中共人員、車輛借故盤查，肆意刁難、扣留，並且強行查封了八路軍駐貴陽交通站和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再加上因日軍的進攻，八路軍駐韶關辦事處、八路軍駐衡陽辦事處被迫撤消，南北交通線因此受到嚴重破壞。在這種嚴峻形勢下，為了繼續發揮四川交通樞紐和重慶交通中心的作用，周恩來領導大后方黨組織把建設交通線的重點由公開為主轉向秘密為主，大力發展和經營秘密交通線。
周恩來在構想南北交通網之初，就極有預見地作了開辟秘密交通線的准備。沿線設立的辦事處、交通站，以公開合法名義為掩護，在其內部設專門機構或專門人員，管理秘密交通，與公開交通截然分開，另建秘密交通站，另辟秘密交通線。因此，當時的重慶、桂林、香港等地，既是公開的交通運輸中心，又是秘密交通的集結點。在國民黨頑固派大肆破壞中共交通運輸的情況下，周恩來領導大后方黨組織加強秘密交通線的建設，仍以四川為樞紐、重慶為中心，著重抓了延渝線、川陝線、川鄂線及川黔線、川滇線的建設。除川鄂線以外，其他秘密交通線都是沿著古代絲綢之路運行的。
以重慶為中心的交通網的形成和不斷鞏固，在抗日戰爭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首先，保証了供應抗日前線的物資運輸。四川黨組織和抗日救亡團體募集的大量支援前線的抗戰物資，如軍鞋、棉衣等﹔八路軍辦事處在四川各地採購的糧食、布匹等﹔周恩來、葉劍英等經過同國民黨談判達成協議，從國民黨軍需部門領取的軍用物資﹔以及在香港接收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募捐的抗戰物資，如汽車、汽油、藥品、醫療器械、電訊器材等，源源不斷地經過南北交通線運往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所在地，供給抗日前線。其次，保証了抗日前線的兵源補充。從四川輸送到抗日前線的愛國青年，主要是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和四川黨組織從各抗日救亡團體中選送的積極分子，也有八路軍總部直接到四川招募的青壯年。這些踴躍上前線的年輕人，在武漢失守前，大都經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轉往延安﹔武漢失守以后，或在成都集中，或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集中，然后沿著新開辟的南北交通線，或步行，或乘汽車，一批一批地送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再分赴延安或其他抗日根據地。再次，保証了黨報黨刊和各種進步書籍的運輸。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出版的《新中華報》、《解放》等報刊和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群眾》周刊，是大后方黨員、干部的主要學習材料，也是大后方進步青年和廣大群眾極為重要的精神食糧。這些黨報黨刊的發行，還有其他進步報刊和進步書籍，通過國民黨控制的郵局郵寄，很難送到讀者手中，隻有靠批量運輸，直接送到設在各地的《新華日報》代銷處、分銷處，或各地黨組織的秘密聯絡站，才能分發到讀者手中。此外，還保証了黨政軍干部和其他人員的往來。從淪陷區撤退的黨政干部、文化人士及抗日軍人家屬，從延安、重慶等地派往新四軍或南方敵后游擊區去的軍政干部，從南方各地到重慶、延安等地去開會、學習、匯報工作的干部，從大后方疏散到抗日根據地的干部，從南洋到敵后參加抗戰的愛國華僑，等等，大都是通過新開辟的交通線南來北往，安全到達目的地。皖南事變發生后，各省區已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的干部和被迫撤退的八路軍辦事處的干部，還有一些改名換姓的進步文化人士，一共有200多人，分乘6輛卡車，組成一個車隊，由廖似光領隊撤回延安。行前，周恩來對各項准備工作進行了嚴格檢查，並且叮囑廖似光等同志說：“要保証安全到達延安。每個人都要嚴格遵守紀律，每到一個站停車時，不允許有一個人單獨行動。……每過一個檢查站，都要來信告知。到達延安，即來電報。”廖似光等遵照周恩來的囑咐，沿成渝公路和川陝公路，把這200多人安全送到延安。
周恩來曾兩次乘汽車行進在延渝交通線上。一次是從延安出發，帶領100多人的干部隊伍，經西安、寶雞、成都，到達重慶﹔另一次則是從重慶出發，反向行駛，回到延安。林彪代表毛澤東會見蔣介石，也是從延安乘汽車到達重慶的。這幾次延渝交通線上的重大行動安全順利，周恩來感到非常滿意。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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