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華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展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中國戰場作為抗擊法西斯的東方主戰場，對日本侵略者的徹底覆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因此，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不僅對中華民族的解放意義重大，而且對拯救人類文明、保衛世界和平意義重大。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外國的有識之士都非常關注、高度肯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有些外國人士當時正在中國，中國人民的不屈抵抗、中國共產黨在戰爭中發揮的中流砥柱作用，都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獨立東方，頑強抵抗
1931年九一八事變，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白山黑水間抗聯的英勇抵抗，長城抗戰中大刀隊的奮起反擊，讓日本侵略者見識到了中國人民的威武不屈。
1937年的歐洲已是腥風血雨。西班牙內戰進入第二個年頭，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佛朗哥叛軍進逼馬德裡。面對法西斯勢力在歐洲的急劇膨脹，英法袖手，美國觀望。在局部抗戰中苦苦支撐近六年的中國，舉目四顧，依然隻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進行抵抗。七七事變爆發后，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民，迎著日軍的炮火，展開全民族抗戰。美國總統羅斯福當時說，“中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是首先站起來同侵略者戰斗的”。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也認為，“中國是最早抗擊軸心國侵略的國家”。
中國人民的全面抗戰比英法的反法西斯戰爭早了兩年，比美國參戰早了四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一直是東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戰場。中國軍民在血泊中抵抗，絕不投降，贏得世界各國人民的尊重，極大鼓舞了世界各國人民戰勝法西斯的勇氣和信心。
1942年，羅斯福說，中國人民“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對於在裝備上佔極大優勢的敵人進行了差不多五年堅決抗擊所表現出的頑強，乃是對其他聯合國家軍隊和全體人民的鼓舞”。中國軍隊的英勇抵抗，“已經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民族的最高贊譽”。他對中國人民“在極端不利的條件下始終堅持英勇的斗爭”表示敬佩。他還說，“我們也忘不了中國人民在七年多的長時間裡怎樣頂住了日本人的野蠻進攻和在亞洲大陸廣大地區牽制住大量的敵軍”，他稱贊中國人民“樹立了犧牲精神的崇高榜樣”。
當時來華外國人士對中國人民頑強抵抗的決心印象深刻。曾經訪問華北前線的著名記者詹姆斯·貝特蘭說，“一個最明顯的因素，在日本人的計劃裡都被忽略了，這就是中國人民持續不斷的抵抗斗爭。日本隻有在中國人民放棄斗爭的時候才可以取勝。但是，中國人民決心戰斗下去”。埃文思·福·卡爾遜作為第一個親赴延安和敵后根據地考察的美國軍官，曾三次和八路軍一起越過日軍封鎖線。他寫信給羅斯福總統說，“我簡直難以相信，中國人民在這樣危急的時刻是那樣地齊心協力，就我在中國將近十年的觀察，我從未見過中國人像今天這樣團結，為共同的事業奮斗”。美國學者易勞逸說，當時“無論是空襲還是封鎖都未能摧毀中國人民的抵抗意志”，日本想用武力壓服中國、讓中國人投降的做法是徒勞的。拉納·米特認為，“1937—1945年，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東亞地區唯一堅持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兩大政黨”。這兩大政黨領導下的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牢牢地拖住了日軍，使其不能再逞瘋狂。
中國是阻止德意日法西斯合流的最重要力量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但無論是英美還是蘇聯，都奉行“先歐后亞”戰略，希望中國拖住日本，阻止其與德意法西斯合流，以便集中精力戰勝德意，然后回首東向，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中國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犧牲為代價，筑起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萬裡長城，在戰略上策應和支持了歐洲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羅斯福、丘吉爾都對中國抗戰的戰略價值有著清醒認識。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羅斯福最擔心的是日本打到印度洋，同德軍在中東會師。他說，“假如中國被打坍了……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並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在近東會師”。丘吉爾也承認，“中國一崩潰，至少會使日軍十五個師團，也許會有二十個師團騰出手來”。如果日本進軍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聽任德國人和日本人在印度或中東攜手，對盟國的事業必然要引起無法衡量的災難”。
二戰期間，日本陸軍主力由於受到中國牽制，始終無力發動對蘇作戰。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后，日本過半兵力深陷中國戰場，不得不放棄與德國兩面夾擊蘇聯的企圖，蘇軍因此得以把30多萬西伯利亞部隊調往歐洲戰場。斯大林十分明白中國的重要作用。他說，“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
1942年到1944年，中國先后兩次派出近30萬部隊進入緬甸作戰，付出10余萬人傷亡的代價，與英美盟軍一起打敗緬甸日軍，徹底粉碎日軍佔領印度並與德意法西斯合流的圖謀。
丘吉爾稱贊說，“在同日本人交戰的軍隊當中，中國軍隊算是最成功的”。易勞逸認為，中國軍隊“在與一個在組織、訓練和裝備上佔有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八年”，而法國隻抵抗了六個星期，“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作出了重大貢獻”。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馬克·賽爾登也評價說，“中國的抗戰在15年內將大約200萬日軍困於中國戰場並予以重創，對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最后失敗貢獻非凡”。
1943年7月，曾在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部任職的遠東問題專家托馬斯·阿瑟·畢森，在美國《遠東觀察》雜志上發表題為《中國在盟國戰爭中的地位》一文，高度評價中國戰場的作用。他說：“近來，在1943年這個具有決定性的夏季到來之時，中國所取得的勝利大大加速了同盟國在軍事上順利發展的趨勢。中國戰場有效地配合了英美聯軍在歐洲戰場上具有最重大意義的勝利，並且把東西方兩個半球的戰線更明確、更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在敵后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政權、組織抗日武裝、開展游擊戰爭，收復了大片國土，外國人士耳聞目睹中共的偉大壯舉，給予極高評價。
高度評價中共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燕京大學英籍教師林邁可認為：“物質缺乏不能動搖中國人民堅決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的信念。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和軍事行動都極合乎民心，他們將人民組織起來，同人民共患難。”他說，“在晉察冀和陝甘寧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期適度合理的政策確實改善了農民的條件，並且顯著提高了日本人破壞不甚嚴重的地區的生產力”。和林邁可一起在根據地生活過的燕京大學教授班威廉說：“我們生平再沒有見過比共產黨隊伍更刻苦的團體。”他感覺到，根據地的人民“已經有了一種新的被解放人民的自尊心，這種自尊心增強了他們的勇氣，他們是以這樣的勇氣在應付著戰爭末期的種種困苦”。他看到，根據地的“一切都洋溢著一種和平富饒的空氣，甚至農民也是喜氣洋洋的”。
美軍觀察組外交官雷·盧登說，“共產黨在他們所活動的那個區域內，是確實得到人民大眾的擁護的”。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岡瑟·斯坦因也說，中國共產黨“在行政方面最大的成就是貪污的消滅。在邊區四個月我所遇見的人中，沒有一個人不同意共產黨的說法：政府完全是廉潔的”。1944年，美國《時代》記者白修德到延安考察后，把國共兩黨的政權做了對比，“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潔白。在國民黨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它給人民帶來了救濟”。他認為，中國共產黨“能夠打敗日本人，並治理好這個國家”。
高度評價八路軍等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卡爾遜經過認真考察，認為八路軍“是一支為民族的生存而戰斗的軍隊”，“他們是在建立一個新世界，隻有他們才能挽救中國脫離日本的羈絆，才能治療中國的社會疾病”。班威廉對八路軍士兵產生了深刻印象，“我們從1941年12月8日就和中國共產黨軍隊一起生活，走過一千英裡路，接觸過無數隊伍，就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喝醉酒或是不守紀律的小兵”。史迪威對共產黨的軍隊也有很好的評價，以能做一個八路軍戰士為榮。他對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歐文·拉鐵摩爾說：“告訴朱德，我將自豪地來到中國，扛起步槍，在他手下當一名普通士兵。”
高度評價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美國記者哈裡森·福爾曼於1944年夏到達延安、華北抗日根據地進行戰地採訪，他深有感觸地說：“過去有人告訴我們，八路軍不打仗，沒有傷兵，沒有俘虜，人民害怕八路軍。今天這些謠言已被事實揭穿了，我們看到了八路軍在英勇作戰，人民熱愛八路軍”。林邁可認為，“在根本沒有外界援助的條件下進行的中共領導的抗日戰爭，應該被稱作當代最有戰斗力和抵抗力的勝利戰爭”。
不只是盟國人士，就連和八路軍打過仗的日軍也對八路軍印象深刻。日本一橋大學教授、著名進步學者藤原彰曾在日軍第二十七師團先后任小隊長和中隊長，在華北與八路軍作戰。他目睹了日軍一個中隊被八路軍全殲的過程。他說，“在八路軍的游擊區，日軍小分隊被全殲的事例多得很”，“我感到，八路軍由於得到了中國民眾的擁護，所以擁有強大的抗日戰斗力，從本質上說，日本軍隊是不可能戰勝他們的”。當年的日軍大本營參謀山崎重三郎也認為，“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堪稱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它是一種全民總動員的攻勢戰略”。
這些外國人士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共產黨人，有的甚至處於不同陣營，但他們的看法都比較客觀，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真實情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的，在那場戰爭中，中國人民以巨大民族犧牲支撐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這一論斷得到外國人士的高度肯定。澳大利亞前外交部長鮑勃·卡爾近期接受採訪時表示，在二戰期間中國比任何一個國家所承受的苦難都要多，中國遭受戰爭的時間比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長，沒有中國人民對日軍的頑強抵抗，日軍會南下侵略更多國家。世界需要尊重與感謝中國對抗戰、反法西斯作出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