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梅生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國迅速掀起抗日救亡運動高潮。
一
當時我在平和縣城九峰念私立雍睦小學中年級，學校也積極開展了這方面的活動。
首先是教學生大唱抗日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救亡進行曲》、《鬆花江上》等。學校規定中高年級學生每天都要到校參加早操，上街呼喊抗日口號和唱歌。每當天蒙蒙亮的時候，我們就到學校集合，由老師帶隊上街邊走邊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大刀向鬼子們的頭砍去……”等抗日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到底”等口號，迅速沖破黎明前的黑暗，喚醒沉睡的人們！
其次是參加縣裡各機關團體、各學校聯合慶祝平型關、台兒庄大捷及紀念抗戰一周年而舉行的火炬和提燈大游行。入夜，游行隊伍沿環城路走一圈，火炬、燈光通明，抗日歌聲和口號聲此起彼落，響徹雲霄。沿路觀看的人們，扶老攜幼，萬人空巷。整個場面情緒高昂，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愛國熱忱。
第三，平和縣城九峰的抗日救亡運動，以原是縣立中學的平中救亡劇團為主。在愛國青年校長、教師的領導下，自編、自導、自演多幕話劇、短劇等，經常在縣城和附近鄉村進行宣傳演出，受到廣大民眾的熱烈歡迎和各界人士的好評。但卻被國民黨頑固派的縣長、縣黨部書記長等視為眼中釘，百般摧殘。最后竟以赤化、破壞抗戰、危害民國等“莫須有”的罪名，於1938年下半年，由福建省政府下令並派員到縣裡宣布平中停辦解散。從此，縣城九峰三所小學的老師和中高年級的學生就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主角，但沒有原來那樣轟轟烈烈了。秋天，我參加學校宣傳隊下鄉開展宣傳募捐活動，唱著“秋風起，秋風涼，民族戰士上戰場，我們在后方多做幾件棉衣裳，幫助他們打勝仗……”等歌曲，號召大家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支援前線抗日，收到了一定效果。
第四，1939年冬，日、偽軍侵佔詔安縣城，當時駐守在閩南的國民黨軍第75師和新編第20師各派出一個旅，配合當地軍民進行反攻，迅速光復了詔安縣城，人民大眾歡欣鼓舞。我校由老師帶領，我們中高年級學生抬著在勞作課和課余種的蔬菜，前往駐扎在平和縣城的新編第20師師部進行慰問，並和將士們一起唱抗日歌曲和呼口號，表現了軍民合作、共同抗日的意志與決心。
給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是在高年級時，有位曾西湖老師，星期天常帶我們幾個要好的學生，到縣城體育場后面小山坡的草地上給我們講東北義勇軍的故事，非常生動，教育也最深刻。
二
1940年上半年小學畢業后，因家裡有三個哥哥在外地念書，我當時還小，隻得在家附近的一所胡樓國學補習所補習。該補習所規模很小，隻有六七個學生，由一位老先生教我們讀《古文觀止》、《論語》和《尺牘》三本書。每天上課時，他用閩南方言教，我們跟著念，很少講解課文內容，我們也不圖甚解，主要是死記硬背。念了一年，我卻能背誦李密的《陳情表》、陶淵明的《歸去來辭》、王勃的《滕王閣序》和杜牧的《阿房宮賦》等數十篇，有的現在還記得，打下我一點古文的基礎。
在這種環境下，好像“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其實不然，平和縣城九峰雖是邊遠山區，但距離金廈、潮汕敵佔區都不太遠，時有敵機來騷擾。1941年農歷3月23日和27日，就先后兩次來轟炸。第一次隻扔下一顆炸彈，剛好落在南街，炸死了一名村民，血肉橫飛，慘不忍睹，激起人們對日寇的無比仇恨和憤怒！第二次雖然投下三枚炸彈，兩枚落在空地上，一枚炸到廁所，無人傷亡。於是，群眾編了一個方言順口溜說：“不要驚，不要驚，炸彈隻能炸廁所，炸不到大廳，大家來抗日，我們一定贏”，進一步鼓舞了人民戰勝日寇的信心和決心。
三
1941年下半年，平和縣立中學復辦，招收了120名學生，分為3個班，我在甲班。學校是利用一個舊祠堂大洋陂和旁邊一些空房作校舍，教學設備十分簡陋，除了黑板、課桌、椅子和祠堂前的一塊空地可以排隊出操、打打排球外，其他什麼都沒有。但校長林金藻和老師，卻是從我省教育最發達的莆田縣來的，教學認真負責。學生們也沒有其他活動，大家都很專心學習，成績也普遍較好。
到了第二學期即1942年上半年，抗戰進入第5個年頭，人民的災難更加沉重，尤其是潮汕一帶，因大旱出現了大飢荒，很多難民逃到平和縣城，住在一些舊祠堂的空房裡，衛生條件極差，又缺醫少藥，傳染病很快流行。我先被染上皮膚病疥瘡，主要在手指縫間和下身等處，像小黃豆大的一粒粒，有的化膿，走路寫字都不方便。還好天氣轉熱，可以下河洗澡，多晒太陽，雖沒涂藥，也很快好了。可是不久，又染上了瘧疾，俗稱打擺子，按時發冷發燒，很難受，不能上學。當時沒有進口的特效藥奎寧，隻吃了中藥，好在不是重症，后來慢慢康復了。
第二學年上學期時，換了一位新校長。學校招了新生，又搬到孔廟新校舍，擁有一座上下兩層樓的四間教室和利用孔廟大殿作禮堂，還拆掉孔廟前的一些附屬物開辟為籃球、排球場等，條件大為改善，學生活動也較多樣化，如出牆報、演出，開展演講、各種球類比賽等。我們在初中三年（1941年秋至1944年夏）期間，當地政府和學校已沒有組織學生搞抗日救亡活動，但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全國抗戰的大形勢下，學生們自己組織的各種活動，其內容主要還是圍繞抗日反法西斯的，如我們班就自編自演了一個反法西斯的英語短劇，在學校禮堂演出后效果不錯。到了第三學年，大家談論今后的志願時，我認為國難當頭，能夠當一名航空飛行員最好，但估計身體不行，所以畢業后想去念師范學校，將來做一名小學教員。
四
1944年上半年，我從平和縣立中學初中畢業后，剛好看到長汀國立第一僑民師范學校的招生廣告，該校是全公費待遇，畢業后可到東南亞各國華僑學校去當教員，是我最理想的願望，遂和有同樣志願的曾國鎮、楊石柱三人一起到漳州報考，幸好都被錄取了。
8月下旬，我們三人帶著簡單的行李，徒步從九峰出發，經琯溪和南靖縣的靖城、金山、和溪到達龍岩，共走了5天，最多一天走100裡，其他都是60-70裡，最后一天櫛風沐雨堅持走到龍岩縣城，住進旅社。休息一天，晒干衣服買好汽車票。翌晨，我們第一次，也是平生唯一一次，坐上用兩個舊汽油桶焊接起來的、用燒木炭作動力的汽車。在依山而開的土公路上，一路顛簸，中午在連城縣的朋口吃午飯，下午四點多鐘抵達長汀城關車站，然后到學校報到。
長汀古稱汀州，是客家首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緊靠中華蘇維埃紅都瑞金，是中央蘇區的經濟中心，時稱紅色小上海。抗戰時期是福建通往西南大后方的交通樞紐，又是閩西的文化中心。
僑民師范學校坐落在汀州南寨廣場（長汀縣體育場）南邊的東岳廟裡，背面有一個小山坡，前面是一大片梅林，還有桃、李、柿子、板栗等果樹。春桃李芬芳，夏綠樹成蔭，秋柿紅栗熟，冬疏影暗香。又緊靠汀江，漁舟唱晚，風景秀麗，是個讀書的好地方。
然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有利發展和國內抗戰形勢的變化，卻使我們不可能安穩地在這裡讀書上課。日本侵略軍在緬甸、印度戰場上受到中美英聯軍的沉重打擊后，在中國的日軍企圖打通大陸交通線，與侵緬日軍會合，以挽頹勢。於是發動了豫湘桂戰役，使我中南大片國土淪陷。同年10月，福州第二次失守﹔11月，侵桂日軍一直打到貴州獨山，直逼省會貴陽，威脅西南大后方﹔緊接著，江西的贛州危急。在這種形勢下，重慶國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和“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的口號，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
經過學校動員之后，我想起小學畢業時所唱的畢業歌：“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我們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場，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於是毫不猶豫地決定投筆從戎，並邀同來的老同學曾國鎮、楊石柱一起報了名。過后，我到當時內遷到長汀城的廈門大學看我五哥曾桂生（他是這學期從省立龍溪中學高中畢業后保送廈門大學的，念全公費的土木建筑工程專業），向他說起我已報名參加青年軍的事，他很支持並鼓勵我去。
當時，僑民師范學校學生報名參軍十分踴躍，不到4個人中就有1人報名，為長汀四所大中學校（廈大、僑師、省中、縣中）之冠。學校為了更好的管理，把參軍的學生另行安排飯桌，加了一點葷菜增加營養。還印發了一些常用英語會話資料，讓大家學習，以便日后更好地和盟軍配合作戰。很快就到了寒假，春節將至，學校通知我們：報名參軍的學生，願意回到家鄉入伍的可以回去。我們三個老同學決定回家鄉入伍，遂辦理了離校手續，告別母校，乘木船沿汀江順流直下上杭。不巧，因冬天處於枯水期，近黃昏時船擱淺在一個石子灘上不能動了，隻好下船，照船老大的指引走到附近一個水警所解決吃住問題，次早又另雇船直達上杭城關。第三天上午，在上杭南碼頭登船往永定、廣東大埔方向下行。開始時河道平廣，船行較慢，至永定以下棉花灘一帶，兩岸奇峰怪石，河道狹窄，水流湍急，船如飛梭，驚心動魄，但有驚無險，“輕舟已過萬重山”。140多裡的水路，不到一天就到達永定縣峰市目的地。過了一夜，然后至廣東大埔縣城茶陽鎮，又經湖寮、百侯再回到九峰老家。見了媽媽和家人，特別高興。
我們在家歡歡喜喜地過了春節，於1945年4月初，同縣裡參軍的知識青年共150多人，一齊出發，經永定至上杭縣城接受整編。據《黨史信息報》第965期有關資料記載：由於當時國內外形勢和重慶國民政府徹底改變了過去強抓硬縛壯丁的做法，激發了國統區人民和知識青年的愛國熱情。至1944年底共有13萬知識青年報名參軍，經一段籌備工作於1945年春入伍，共組編中國青年軍九個師。
我到上杭后被編入中國青年軍第209師626團1營2連1排當二等兵，於5月初行軍至武平縣岩前鎮第626團駐地，接受士兵訓練3個月。盡管當時正值盛夏季節，烈日當空，酷暑難耐，但大家都堅持訓練，並謹記“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的教訓，對出操跑步、臥倒、爬山、步機槍拆裝射擊等科目樣樣不馬虎。
正當訓練結束時，傳來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大家喜出望外，興高採烈！但未能與日軍打一仗，殺幾個鬼子，總覺得有點遺憾！這幾天大家正在議論下一步的任務是什麼時，接到上峰命令：立即開拔北上福州，准備東渡台灣接受日軍投降。隨后，我們就徒步行軍，經上杭、連城、寧洋、永安、三元、沙縣、南平，再乘汽船到閩侯白沙鎮待命。中國青年軍第208師和第209師多是福建人，語言與台灣相通。在這期間，又讓我們學了些日語的一般會話，以便更好地處理各方面關系。
可是到了10月下旬，情況有了新的變化，說青年軍不去台灣接受日軍投降了。后來的事實証明：因台灣形勢復雜，軍委會另派陸軍第70軍、第62軍分別從寧波和廣東由美軍上百架飛機和數十艘軍艦掩護運載，於10月17至18日先后至基隆、高雄、左營三個港口登陸，然后分布於台北、台中、台南各地，25日在台北正式舉行日軍投降儀式。
我們第209師乃轉移到福州新店過了年，於元宵節后從馬尾登上客輪到浙東寧波上岸，再行軍經余姚、上虞、曹娥至紹興柯橋的新駐地，接受3個月的預備軍官教育，后於1946年6月初正式復員。我們閩南和閩西的人員先跟大隊走到杭州，然后坐火車至上海，住了半個多月，再乘汽車到吳淞口登上一艘巨輪到廈門后，分別各自回到家鄉。
我從入伍到復員共一年兩個月，到過福建、浙江兩省共18個縣和上海市、吳淞口。原是個從小蝸居邊遠山城、孤陋寡聞的我，一下子大開眼界、增廣見識，既飽覽了不少祖國美麗的大好河山，也目睹了被日寇鐵蹄殘踏、蹂躪、破壞的滿目瘡痍的城鄉（我們剛到寧波時就住在被日軍掠奪破壞而廢棄的民族工業紡織廠廠房裡）。一方面接觸了善良、勤勞、勇敢的人民並聽到了一些軍民合作共同抗日的英雄事跡（我們到上海時即住在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英勇形象猶歷歷在目），另一方面也耳聞到許多被日寇燒殺、奸淫、擄掠的悲慘事。總之，抗戰的勝利是中國人民付出巨大損失和犧牲換來的。
抗戰勝利了，國家百廢待興，人民大眾最迫切的願望是重建家園，恢復生產，休養生息，改善生活，建設一個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但在城市裡的一些政府接收大員，卻把理應歸人民所有的敵偽財產掠為己用，成為大撈金子、票子、房子、車子、婊子的“五子登科”人員。因此，人們就有“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的不滿怨言。還有“又要打內戰”的傳聞等，令人感到不安。當時我隻盼望早日回到母校僑民師范學校繼續學習，畢業后出洋服務僑教，當一名合格的小學老師。
五
抗戰的八年，正是我少年（10歲）到青年（18歲）的年齡，是長身體、長知識和世界觀、人生觀開始形成的時期。
我小時候身體雖然瘦弱，但好動且喜愛各種運動，由於經常鍛煉，增強了體質，使我能戰勝一些病痛和經受嚴格的軍訓與長途行軍的考驗，這也為后來參加艱苦的革命工作積累了一定的身體本錢。
在這八年中，我從小學到中學，不僅學習和吸收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接受了一些外來的文化科學知識。由於基因和所處的環境條件，我偏愛美勞體和文史地，而對數理化只是一般過得去，這些為我后來的工作特別是從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必要的知識基礎。
全面抗戰爆發后，我有幸沐浴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接受了愛國思想的熏陶，從被動參加到積極參與，至投筆從戎，身體力行，這種抗日救國思想一直成為我思想的主流，對世界和人生也有了比較開放和積極的認識。我復學廈門僑師后，在新的形勢下，之所以很快能拋卻死讀書觀念，積極投身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洪流中，無不得益於這八年抗戰愛國主義思想的培養和形成。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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