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的戰場

　　
　　記者找到一份傷亡名單：傅冠軍、張德玉、遲樂祥、劉明祥、崔健雲、張廣祿、謝福成……有營長、連長，有步兵、炮兵﹔還有護路警察張國鈞、王一臣，廚役劉治國……還有許多僅僅被估摸了年齡而記錄為“無名氏二十四五歲”，或“三十七八歲”的士兵……還有受傷軍警傅開貴、李順德、姚少謙、姜果仲、陳樹林……

一共136人！

這些名字，登上了1931年9月25日和29日的《盛京時報》，標題為：《紅卍字會進行救濟工作 埋尸六十七救傷兵四十》、《救濟傷亡士兵續訊 共埋尸一百七十一個》。

這是駐扎長春的中國軍隊的傷亡名單。這些也幾乎是“九一八”事變的戰斗中，留下的為數不多的中國軍人的名字。就在日軍攻打沈陽北大營等地的同時，長春寬城子和南嶺兵營遭突襲。

雖然人人都知“不抵抗”，可多少熱血漢子拿起了槍！

也是“九一八”后，時任中共滿洲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的趙毅敏，起草了《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這一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這一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實現其‘大陸政策’‘滿蒙政策’，所必然採取的行動……日本帝國主義者宣傳‘這次沖突是奉天北大營中國軍隊破壞鐵道所引起的’。這完全是騙人的造謠，三歲小孩子也不會相信這些話。”9月19日，沈陽長春硝煙未散，這份“宣言”已被人們秘密傳閱。

如歌裡唱的，“九一八”，那是一個悲慘的時候，那是帶著屈辱的戰斗，可卻也是14年浴血奮戰的起點。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記者重走“九一八”戰場。

沈陽戰場，幾乎沒了痕跡

經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館長助理崔俊國的指點，記者從博物館沿著鐵路往北500米左右，從大連算起404.444公裡處，便是當夜日軍的爆破點——鐵路還是鐵路，卻已是有橋墩的高鐵了，火車呼呼飛馳而過，什麼也沒有。

84年前，日軍在此自導自演了一場爆炸，並以中國軍隊炸毀南滿鐵路為借口，炮轟北大營，進攻沈陽城。

記者又去找北大營——曾經規模巨大的兵營，如今依舊是地名，可那裡隻有農貿市場和小區。幾經打聽，才在柳林街街尾的大院裡，找到了兩棟半老房子，白洋灰砌縫，青磚鐵皮瓦。大院裡老人都知道，這是北大營僅存的老營房。它們夾雜在后來蓋的紅磚平房中間，裡頭還住人。當年，這是騎兵營的營房。

2012年，沈陽市文物局將這兩棟半營房，列為“不可移動文物”，在牆上挂了石碑。

又經指點，去找日軍炮擊北大營的第一個彈坑，根據史料，日軍后來還在此修了紀念塔，解放后被推倒，留了鋼筋混凝土的基座。可記者到了一看，是條馬路，啥都沒有。附近老人說，十多年前基座就被填了。

崔俊國講，早些年有記者來，他老帶著去看一棵老楊樹，樹上清晰可見當年槍炮打的傷疤，但2005年再去，老楊樹也死了。

還有戰場嗎？崔俊國曾看過資料，當年沈陽城裡的警察，曾在小西門一帶組織過抵抗，早幾年當地的文物志願者根據當年地圖，找到了現在的南二經街和十三緯路一帶，隻看到街道繁華……想想也好，今非昔比，和平和繁榮，更令人欣慰。

戰場不在了，記憶留著

十多年前，崔俊國曾在北大營附近尋訪過好些當年的親歷者，他們的記憶是這樣的——

84年前的沈陽，北大營一帶是非常偏僻的地方，東北人說“雞不叫、狗不來”，9月份天氣已涼，當年城外沒有電，人們早早上炕睡覺。在寂靜的夜裡，鐵路旁的那一聲爆炸特別響，“睡著從炕上被震下地去”，“窗戶瓦片都嘩嘩地響”，老百姓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跑，往苞米地裡跑，一整夜蹲在地裡捂著嘴巴不敢喘氣，槍炮聲時斷時續，聲音傳得特別遠……

親歷者中讓崔俊國印象最深的，是沈陽居民胡廣文。2001年，胡廣文曾帶著博物館工作人員和專家記者，共同確認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炸點，便是記者去過的，從大連算起404.444公裡處。

胡廣文為何能確定地點？因為他當年就住在爆炸點邊上，算來距離不過200米！那年歲，爆炸點柳條湖一帶基本是荒地，說是村庄，其實不過是來討生活的貧民們，在此搭了窩棚，門前開點荒地。日本兵和中國軍隊巡邏，都在這附近。

1931年9月18日夜，胡廣文3歲。他家的小平房被爆炸轟塌，不滿周歲的弟弟被砸死，母親被房梁砸斷了肋骨，父親腿被炸傷，他和奶奶被埋在塵土裡。從那一夜之后，胡廣文記得，家裡的糧食要上繳，父親被抓去當了勞工，悲慘的日子便來了……

關於“九一八”那一夜的事，記者還輾轉看到了老兵王景芳的日記，當年他正在東北講武堂十一期步兵科學習，校長是張學良。

他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我和於振海同學趕排話劇。夜間11時，正在講去排練，忽聽炮聲！以軍事常識判斷，炮聲自日本站方向打來。當時，奉天日本站有駐華關東軍一部。

炮聲越來越近，彈著點好像在北大營一帶。這時，東北講武堂十一期軍校學員在忙亂中集合。由值星官指揮（高級干部全回公館住了）。

由於是緊急集合，我們隻著隨身的衣服，打開軍械庫，每人發步槍一支，子彈五粒。軍校有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但是那是教學用的。

值星官訓話：‘情況判斷可能是日寇向我挑舋，學員們要鎮靜。全體暫到營房后面的北小山上集結，以觀動靜。’北小山上是學員們經常去的野外訓練場所。有標准的鋼筋水泥防御陣地（是教學用的），可容下一個營的防御陣地……

誰料想，這竟然是我們永別祖國大好河山的開始……”

那一夜的事，早已確鑿，不辯自明——

美國記者鮑威爾曾在國際法庭作証：那年9月23日歐美記者團抵達沈陽，時沈陽已完全被日軍所佔，並由土肥原出任“代理沈陽市長”。記者拜訪土肥原時，見日軍本部前堆積鐵路被炸毀之物，並出示該處照片，見該處已經清掃，破壞地點已另易新鐵軌，枕木兩根亦已更換，仔細查看，並無証據可尋。離炸毀處鐵軌五十米至百米處有中國兵尸體三具。據稱是炸毀鐵路而企圖逃逸者，但尸身上並無血跡……

當時在沈陽日本領事館任職的森島守人，也曾在國際法庭上作証：他勸關東軍將領採取和平手段，可對方拔刀稱，無論何人，干涉陸軍之指揮權者，殺之……

都說“不抵抗”，可還是激烈地打了仗

作家方軍曾採訪過王景芳老人。

採訪中，王景芳講起“九一八”痛心疾首，他感慨：“那不叫退，我們叫逃跑、逃亡！”80多年過去，王景芳一直想不通——為什麼不打呢？你們當官的隻管發話，我們當兵的打呀！

實際上，打了！盡管人人都知道，命令是“不抵抗”，東北土話說是“挺著死”，可敵人當前，還是打了！

據多位歷史專家研究，時任北大營駐軍620團團長王鐵漢認為“等待”不等於“挨打”，敵人向本團營房進攻時，他決心反擊。在《王鐵漢先生訪問記錄》一書中也有王鐵漢的口述：“正准備撤退的時候，敵人步兵四百余人，已向本團第二營開始攻擊，我即下令還擊，斃傷敵人四十余名。就在敵人攻擊頓挫之際，忍痛撤出了北大營，正為十九日上午5時……”

從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展覽的照片中，還能看到被日軍攻破后的北大營鏡像：牆壁上彈痕累累，圍牆倒塌，營房內因為倉促撤離，鋪蓋狼藉……

在王鐵漢率部隊突圍的同時，長春也打了！

長春市政協文史專員、青年學者王新英，翻出了日本人在1933年出版發行的 《滿洲事變護國之盾》一書，其中記載：日軍長春獨立守備隊在9月18日接到日軍已經進攻沈陽北大營的消息，隨即開始了作戰准備，9月19日凌晨1時部隊准備完畢隨時可以出發……

同是那一夜，又是突襲！日軍在長春的攻擊重點，是中國軍隊的寬城子兵營和南嶺兵營。

長春的戰斗打得很凶！據長春市政協文史專員李其穎老先生的研究——寬城子兵營的官兵憑借營房作掩體，奮起阻擊，日軍指揮官發現“敵軍堅守兵營，頑強抵抗，制服不易，因而改奇襲為強攻，直至天明”。實際上，直到19日上午11時10分，寬城子兵營才被日軍佔領。

南嶺兵營有中國軍隊的炮兵團，因此日軍進攻更為謹慎。據李其穎的研究，日軍19日晨5時許開始進攻，之后因兵力不夠未敢深入﹔6時許，公主嶺的獨立守備隊司令森連中將獲悉：“與奉天附近我軍傳來捷報相反，長春附近我軍處於苦境。”於是，率部隊乘火車增援。

南嶺守軍砸開了軍火庫，取出武器彈藥，憑借營房的圍牆、門窗和周圍的壕溝，與日軍作戰，山炮發揮了作用，連續的子母彈擊斃日軍十數人。

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內，還保存著南嶺和寬城子的“戰斗要圖”，在這些圖中清楚地標出了攻擊次數以及中國軍隊各兵種位置、防守人數、組成部分等﹔而日本出版的《滿洲戰跡巡禮》中，還仔細地畫出了寬城子和南嶺“戰死者位置略圖”，幾乎每一位日軍官兵被擊斃的位置都被在地圖上詳細標出。

據資料統計，長春的這兩場戰斗，日軍戰死六十多人，傷九十多人……這應是“九一八”事變當晚次日，最激烈、最持久的戰斗！

戰場故事，講給更年輕的人們聽

長春戰場今何在？

經指點，記者去了寬城子和南嶺兵營所在地，也在意料之中——早已成了樓房林立的小區商鋪。

能找到的，是長盛小學裡的倉庫，面向校門的一側牆壁，畫了大幅的中國地圖和宣傳畫，寫著“還我河山”，每個孩子上下學，都看得到！李其穎老人幼年在這裡讀書，他說偽滿洲國成立之后，關東軍在這裡建了“寬城子戰跡紀念碑”，新中國成立后，石碑被拆除。

小學的東邊，還有兩棟漂亮的老房子，青磚堅硬，屋檐有漂亮的雕花，它們夾在商品房的中間。王新英說，這兵營最早是中東鐵路沙俄護路軍將校的營房，后來成了中國軍營。

還能找到的，是在南嶺軍營遺址上修建的陳列館，王新英曾負責過陳列館內的布展。

王新英是“80后”，小時候就住在南嶺兵營附近，那時候便總看著這裡的碉堡和老房子，后來干脆考了歷史系，成了專業研究者。

84年過去了，記者在長春四處打聽，可已找不到當年戰事的親歷者。

當年的情景被照片保留了下來——

南嶺大營被日軍轟斷的殘垣，中國守軍炮兵團被擊毀的山炮，兵營內被槍炮打死的戰馬，還有日軍在戰斗后，指揮夫役從營房搬出一箱箱的槍炮彈藥……

當年的壯懷激烈，被報紙保留下來——

1931年9月21日的《盛京時報》，刊發了題為《長春激戰結果亦歸日軍》的消息：“長春於十九日午前八時，為日軍所佔領其大部分，南嶺方面之華軍對於日軍頑強抵抗……”而參戰的中國士兵、警察和夫役等的名字，也被記在了報紙上，便是文首那份傷亡名單。

這上面每一個名字，即便是“無名氏二十四五歲”，也都是有溫度的﹔尤其時過境遷之后，更需要我們銘記，需要我們“80后”講給更年輕的人們聽。

“九一八”的戰場，不止東北

老兵王景芳在80多年后，對著來訪的記者們，唱起了當年的歌：“九一八，平地起風波，小日本，領人馬搶佔我沈陽。殺的殺，搶的搶，老百姓遭了殃——咿呀嘿！”

唱著就哭！

東北抗聯老兵李敏，也曾向記者唱起歌：“提起來九月十八，令人痛傷情﹔萬惡日本來進兵，侵佔東三省﹔大炮轟轟不住聲，飛機炸彈扔﹔無辜民眾遭屠殺，雪染遍地紅……”

一首接著一首唱。

歌聲不僅在東北，“九一八”事變后，全國各地都響起了愛國的歌聲。記者僅截取其中一個片段，聽上海退休老人魏保華，講起她父親魏晉錫的事。

那一年，魏晉錫正擔任鎮江中學學生自治會總干事，聽聞“九一八”，便立即組織會議，一致決定，發起組織“江蘇省學生抗敵救國委員會”，全力投入反日救國工作：教師中建立了“日本（問題）研究室”，分析日本政治經濟局勢，探討救國途徑﹔師生開始合作，每人必須接受一次軍事、武術或醫療看護訓練﹔學生自治會還決定，各班級輪流停課，到工廠、農村、街市，去講述日軍炮轟沈陽、殺我同胞的暴行——鎮江街頭，常會有自發的演講，聽者落淚﹔常有師生群眾同呼抗日口號，同唱救亡歌曲！

如今的學生，很難想象當年的場景。當年的學生們，在游行唱歌之外，還拍電報給前方將領，激勵他們，身先士卒，奮勇殺敵﹔當年的學生們，印發了《為抗敵救國告全省學生書》，奔赴未建立組織的江蘇各縣，指導成立學生抗日救國會﹔當年的學生們，能組織鎮江、常州、無錫、蘇州的大中學生代表赴南京請願，要求將領們北上抗日，收復失地……

唱歌游行的，遠遠不止學生，還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社會各界。

從某種意義上說，“九一八”的戰場，也遠遠不止東北，它所喚醒的，是整個民族的熱血。（記者 孔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