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人民奮起抵抗。硝煙散盡，歲月更迭，對歷史的追尋與敬畏，成為今天的使命。
經過了漫長的遺忘與找尋之后，比對大量境外史料，上海歷史學者今年首次系統發布了抗戰時期上海20個日軍集中營的詳細地址。《解放周末》循著歷史學者的最新發布，探訪曾被我們遺忘的上海大橋監獄集中營，打撈曾經發生在那裡的歷史片段。
或許，找尋不該被遺忘的，重逢歷史深處的真相，是一種更為具體而真切、更能觸及心靈的銘記方式。
中國人很少知道，日軍在上海設立過20個集中營
這是一座7層鋼混結構的老房子，坐落在上海四川北路85號，佔地5800余平方米，裝飾藝術派風格。它的一樓開著各色小店，樓上的居民們每天用各種晒衣架為它畫出市井生活的外衣。過路的行人，或許徑直走過，或許會瞥上一眼。
若有人肯往歷史的深處“看”，可以知道的這座老房子的命運軌跡是：1935年，仁昌營造廠承建了它。抗日戰爭時期，它是日本憲兵司令部。1947年，它成為中國銀行的職工宿舍。2005年，它被公布為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筑。
很多中國人不知道的是，這座老房子有著更深層的命運。原來，它是日軍在上海的20個集中營之一。在一些史料中它還有一個名字，叫大橋監獄集中營。
即便翻閱厚厚幾冊的1999年版《上海通史》，其中也沒有關於集中營的支言片語。它一度被遺忘在歷史的塵埃中。
10年前，《上海通史》主編、上海史研究學者熊月之，通過境外材料，基本弄清了日軍設立於上海的集中營的來龍去脈。他寫道：從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軍在上海設立盟國僑民集中營（以下簡稱上海集中營），關押英、美等國僑民六千余人，涉及十余國，歷時兩年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生在上海的影響極大、極其重要的世界性事件。以往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研究中，對此甚少涉獵……
可惜，這一篇文章、幾段考証，彼時僅在學術圈引起熱議，而不為外人所知。上海，沒有拾起這段“甚少涉獵”卻又“極其重要”的歷史。
10年后的2015年3月，另一位上海史學者蘇智良，正在與研究生李健搜集日軍在上海的暴行材料。搜集、思索、討論，集中營的史料莫名地跳入蘇智良的腦海。蘇智良對李健說了一句：“我們去逐一查証下，究竟是哪20個集中營吧。”
腳踏實地，逐一查証，徐家匯藏書樓、淮海中路上海社會科學院大樓、華東師范大學老文史樓、上海中學、市西中學、提籃橋監獄等地，都曾是當年日軍建立集中營的所在地。那裡曾關押著中國抗日戰俘、盟軍戰俘、英美“敵國”僑民、教會人員，甚至還有日本曾經的“盟友”意大利人。
然而，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他們：史料上所載的華德路盟軍戰俘營，究竟在哪兒？
終於，最后一塊拼圖完整了
李健扎進了監獄志裡。她翻遍了《上海監獄志》等史料，漸漸覺得，華德路盟軍戰俘營和提籃橋監獄可能是同一個地方。於是，她拜訪了監獄史專家徐家俊。徐家俊直接告訴她，兩者就是同一處。20個集中營，似乎縮減成了19個。
但李健沒有輕易放過自己的疑惑：為什麼史料中明明是同一個地方，卻出現了兩個不同的集中營名稱呢？這是一個錯誤，還是這其實蘊含著某種線索？
仔細比照美方提供的原始英文資料后，李健發現，中文翻譯出了錯——翻譯成“提籃橋”的那個英文單詞，原本是“大橋”。
大橋？這個名字，蘇智良他們並不陌生，很多史料中都曾提過，尤其是多年前，它反復在一本書中出現。那就是《鮑威爾對華回憶錄》。1917年，美國人鮑威爾來到上海，擔任了《密勒氏評論報》記者、主編，因披露日本罪行，曾被日軍抓捕。他這樣描述監獄裡痛不欲生的日子：牢房內擠滿了人，空氣令人窒息。連坐的地方也沒有。大約18英尺長、12英尺寬的地方，可以容納25人在地板上排隊坐著，但是幾天后牢房裡竟關押了40多人，許多人隻能站在那裡……男女混押，中國人和外國人共同關押……盥洗隻靠一隻放在角落裡的粗糙木桶，敞開著，臭氣熏天，男女共用……如果誰得了疔瘡，日本人就用一種類似紅汞的液體給人注射。
鮑威爾在集中營裡慘遭虐待，雙足致殘。1942年，美國與日本交換戰俘，他才從上海回到美國，寫下原題《在中國二十五年》一書，並在該書第35章“恐怖的大橋監獄”裡詳述自己的遭遇。1946年夏，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訊日本戰犯東條英機等人，鮑威爾還以自己的親身遭遇出庭作証。
李健立即找來該書英文版，比照發現，鮑威爾書裡的“大橋監獄”表述方法，和美方資料裡的用語，一模一樣。這再次証實，原資料中的“提籃橋”，指的應該是“大橋”。
終於，最后一塊拼圖完整了。
近70年后的今天，上海集中營舊址終被系統地梳理出來。原本零散的史料、耳熟能詳的地標建筑，被串在了一起。大橋監獄集中營塵封的往事，其實早已露端倪。這些歷史碎片一直在各個角落裡靜靜等待著，等著有一天后人認出它們、拾起它們，拂去塵埃，把它們重新拼成一幅完整的樣貌。
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裡多次出現的“大橋監獄”，終於被揭示出它的身份
大橋監獄如同一座黑暗的墳墓，從白天到黑夜聽不到一點人聲。
在押人員不能說話，說了，會被嚴刑拷打。有一次，日本看守發現2號牢房有人竊竊私語，走進去尋找，卻無人承認。看守採取“連坐法”，他猛擊每個人的頭部幾拳，當場有人鮮血直流，牙齒掉落。日本看守並未罷休，非要找出說話的人。有兩位難友看不下去，毅然站出。最后，這兩人被拉出去，脫光上衣，跪在地上。日本看守解下身上的皮帶，對他們猛抽解恨。
這段記憶，被刊載在1995年7月9日的《解放日報》上，標題是《人間地獄五十天》。
據監獄史專家徐家俊記載，日本統治時期，大橋監獄原有6間牢房，后又增設幾間。每間寬約5米，深約3米，牢房的一角半米見方的凸出，是便坑﹔一個用磚頭砌成半米高的通鋪。通鋪下僅有一條窄窄的走道。原來隻能關10余人的牢房，一下子關了30人以上。
雖然是僑民集中營，但這裡關押過的中國名人不少。
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從1941年12月一直被關到1942年3月1日，中間還被押出大橋監獄，移到滬西極司非爾路76號（今萬航渡路435號）汪偽特務機關。對大橋集中營的日子，許廣平最深的印象是：天旋地裂、骨節發酸，兩個馬蹄型的鐵圈套在手上，連上兩條電線，接在一個6寸高的木匣上。日本憲兵對許廣平動用了十多次電刑。被關的第五天起，她被拳打腳踢，后被脫去外衣，隻剩小衫褲，飽受皮鞭之狠。日本人還威脅，要把她一絲不挂放到南京路上出丑。
后魯迅先生的日本好友內山完造出面，許廣平被保釋回家。4年后，她把這段76天的監獄經歷寫成《遭難前后》，在1946年的《民主》周刊上連載，第二年交上海出版公司印成單行本。
教育家夏丏尊也被日本人關押在大橋監獄。他年事已高，身體衰弱，加上較高的社會影響力，日本人有所顧忌，沒讓他受皮肉之苦，卻想出了一條計策。
一天，一位日籍作家跪在夏丐尊的牢房門口，自稱學生，希望老師賞臉，與他到外面的酒店，吃頓飯賠禮。夏丏尊勉強答應。日本憲兵讓他換了衣服，用汽車送他和“學生”到了租界。那是一家十分豪華的日本餐廳。席間，日籍作家非常恭敬，盛情招待。夏丏尊不卑不亢，心中已明白了幾分：沒安好心。他一語道破：“謝謝你的熱情招待，不過什麼時候放我出去？”那位日本作家遲疑片刻，賠笑說：“隻要老師願意擔任職務，或者答應挂個名，現在就可以回家。”夏丏尊怒目而視，拍桌離席：“我寧願把牢底坐穿。你們快把我送進牢房。”經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等奔走營救，夏丏尊終於獲釋。
這裡還關過上海共產黨情報機構的一對“夫妻”李白和裘慧英。他們被押至大橋監獄，分開審訊。飽受折磨后，終被釋放。多年后，這段故事被拍成家喻戶曉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
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裡多次出現的“大橋監獄”，首度被揭示出它的秘密身份——抗戰時期上海日軍集中營之一。
每天赤腳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腳已凍成紫色
鮑威爾的書裡提及，一些著名外商，如道奇汽車公司中國辦事處的經理、上海股票交易所總裁海伊默、上海花旗銀行經理、蘇柯尼真空油公司經理等，都曾被關入大橋集中營。
鮑威爾進集中營的第一天，牢房已密密麻麻站滿了人。幸好，一位認出他的朋友，把他拉到了一處地方。朋友告訴他，前一天晚上，他站的地方剛死了一位朝鮮人。日本人的刀刺進朝鮮人的腿，血流不止，朝鮮人得了敗血症死去。
當時的集中營有15間牢房。一面可進出，用直徑6英寸的木棍做成柵欄。鮑威爾在5號牢房裡，天天數著這些木棍。他們白天盤腿坐著不能休息，頭必須低下，面朝東京方向。有時被迫下跪多個小時。晚上隨時可能被叫醒。如果有人敢反抗，毆打虐待是家常便飯。
有一天，6個日本憲兵怒氣沖沖地拖著一個英國人進牢房。他的衣褲都被撕破，顯然拘捕時進行過厮打。他告訴鮑威爾，自己是上海電力公司的工程師，根本不知道為什麼會被捕。鮑威爾問他叫什麼？“W.R.戴維斯”，對方答。鮑威爾“秒懂”，原來，他的名字與《字林西報》的老板R.W.戴維斯太像，一字顛倒，被錯認關了進來。
美國海軍“威克號”艦長雷諾回憶，有一位懷孕7個月的漂亮俄國少婦，被看守發現藏了字條。日本看守勃然大怒，下令牢房裡的人，包括少婦在內，全部脫光衣服，站到天井裡。寒風中站了半個多小時，日本憲兵大聲嘲笑俄婦，她面無表情，昂首而立。不久后，她忽然不見了。沒人知道她的結局。
外國在押人員受不了集中營的伙食，拿自己的米飯與牢房裡的中國孩子交易，換得每天幫自己在衣服裡抓虱子。中國孩子苦中作樂地比賽，每天看誰抓的虱子多。集中營外的親朋，時不時會給集中營裡的僑民寄來食物，但隻有三明治能勉強抵達收件人處，其他肉罐頭等都進了日本看守的肚子。
苦難，遠遠不止於此。牢房裡的虱子和害虫難以計數﹔每天赤腳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腳已凍成紫色﹔大部分囚犯都病了，其中幾位奄奄一息﹔每個人都可能得流行病，比如斑疹傷寒，一度在集中營裡傳染……
一位獄外的法官朋友想到監獄虱子橫行，給鮑威爾送來一管藥膏，鮑威爾稱“我將終身感謝他”。但鮑威爾還是病了。先是嚴重的手指感染，他被帶到樓上的醫務室。日本醫生沒有使用任何麻醉藥，拿起一把剪刀，把他手指的皮一點一點，剪下。門口，幾個日本憲兵張望著，對他痛苦的模樣幸災樂禍。
美國歷史學者華百納在其著作《上海秘密戰》中也多次提到了大橋監獄。他寫道：一名叫甘德的老外從審訊室出來，既痛苦又疲憊，腦袋上還纏著繃帶，看樣子已經纏了好幾天了，他的后腦勺出了一大片紅疹。在大橋監獄期間，感染最終蔓延到他的腳趾。有一次一名日本醫療官過來，決定幫甘德去除腳趾甲，他讓兩個人將甘德按在椅子上，沒用任何麻藥，就用一把鉗子完成了手術。
每日每夜都有倒霉的中國人被帶到審訊室承受各種各樣的酷刑。樓下的犯人都能聽見他們慘叫和呻吟。酷刑包括“電療”——將電線接在手腳上，把犯人電個半死﹔“水療”——用水桶往犯人鼻孔裡灌水，直到肺幾乎破裂﹔還有毒打和拔指甲。
1937年后，日本人已經掌握了虹口區，大橋監獄的存在一直被當作高度機密。“我們相信有許多中國人，在公共租界失蹤后，就是被投入這裡。因為這裡有大量中國囚徒。”鮑威爾的記憶裡，日本人對待在押的中國人更加殘忍。
一位中國男子帶著3歲的兒子被關進來。小男孩徹夜哭泣，整個大橋監獄都能聽到。幾天后，他們不見了。有一個中國人抽煙，被看守揍成肉餅，一個多星期不能站起來，還得了腳氣病。日本醫生給他注射了不知什麼藥劑，他很快死去。還有一名中國人，被發現身上藏錢，日本看守把他拖到走廊，用木棍打臉。1、2、3……集中營裡的老外們在心裡默數，打到第85棍，叫喊聲停止。
集中營裡，剎那平靜。
歷史沉默著，跌入城市的記憶長河中，等待打撈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失利，滬上集中營裡的“敵僑”就連帶遭殃。即便是日本曾經的“盟友”意大利，由於墨索裡尼投降，倒向英美，同樣惹火了日本。在上海，意大利人也遭到逮捕，被關入羅別根路（今哈密路）的意大利集中營。不同國籍的難友們，都在日軍的刺刀、高牆和鐵絲網下，屈辱掙扎。
今天，許多的抗日劇和小說中，都會拿這段恐怖與災難鑄就的城市片段作背景。“76號”特務機關、“51號”兵站，反反復復，出現在熒幕。然而依然沒有人知道，彼時的上海還有20個集中營。
上世紀80年代，好萊塢導演斯皮爾·伯格拍攝的影片《太陽帝國》，描述的正是上海集中營的生活。從那以后，熊月之不斷收到海外來信咨詢此事，“每當被問起集中營的歷史，茫然無知的我總覺得很尷尬。我想理清這段歷史。”
上世紀90年代，經年的資料尋覓，尤其是查到日本外務省的檔案后，熊月之的團隊終於在2005年有了初步成果。至少，集中營的名稱，被押人員國籍、人數、年齡、生活狀態的概況初具雛形。今年，蘇智良的團隊繼續挖掘，更多往事浮出水面。
但對於遺忘的抗爭，或許才開始。當年集中營所在的那20棟老樓，幾乎都是上海知名的地標，今天有些仍存，有些已拆。當年僑民中的幸運者，撐到出獄、回國、與親人團聚，不知身在何方。而曾被秘密關押在集中營裡的中國人，大多已被歲月淹沒了容顏。
歷史沉默著，跌入城市的記憶長河中，等待打撈。（記者 龔丹韻 史料參考：熊月之、蘇智良、徐家俊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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