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與調查團合影。
1932年4月22日，調查團在“柳條湖事件”發生地開展調查。
調查團訪問日本關東軍司令部。
提示
從1932年2月29日至6月28日，國聯調查團在中日兩國的調查歷時整整4個月。在這4個月當中都發生了什麼？中日兩國政府、各級官員、民間團體和普通百姓給調查團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李頓勛爵，因為出任國聯調查團團長，這個在個人的事業上並沒有太大成就的英國人把他的名字留在了歷史上——國聯調查團被稱為“李頓調查團”，調查團報告書被稱作“李頓報告”。他留下的眾多書函信稿，或許會給我們評價這場調查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
強硬的日本人
調查發生在中國東北的 “九一八”事變，調查團首先去的一站卻是日本。這是日本在國聯理事會上一再要求的結果，目的是使調查團了解日本的國家意圖，起到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由此也可以看出，調查團貌似秉持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場，但日本的態度從調查開始就是更被看重的。
1932年2月29日，調查團抵達日本東京。日本外務省提供了18份早已准備好的材料，用來欺騙調查團。李頓等首先會見了日本首相犬養毅，隨即拜訪了日本天皇、外相芳澤謙吉、陸相荒木貞夫、海相大角岑生以及銀行界、實業界的大財閥等。調查團被反復告知：“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 ”
1932年6月5日，調查結束。但是，報告書如何定稿，還要看日本的態度。於是，同年6月28日，調查團再赴日本，與日本政府交換意見。調查團提出了“東北自治方案”，日方斷然拒絕，並且要求國聯承認他們一手炮制的偽滿洲國政權，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在李頓的私人信件中多次用 “強硬”一詞來形容日本人，特別是在調查團進入東北之后，日本人的嚴密監控令調查團無法看到真相，這一點甚至令他感到憤怒，他在給妻子的信件中用“噩夢”、“囚徒”來形容在東北的經歷。
然而，憤怒歸憤怒，李頓和調查團的整個調查過程始終都體現出對日方的妥協與縱容。
令人困惑的中國政府
1932年3月14日，調查團抵達中國。先后在上海、南京、北平（今北京）、天津停留，直到4月21日前往被日軍佔領的東北。
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調查團會晤了中國政府的各級高官，其中包括南京政府主席蔣介石、財政部長宋子文、上海市長吳鐵城、曾任黑龍江省都督的朱慶瀾，原任東北軍政高級官員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米春霖以及事變發生時駐防北大營的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東北軍第七旅旅長王以哲等。
在4月1日李頓與蔣介石進行的單獨會談中，蔣介石表示：“你們到滿洲后，如果對日本扶持的傀儡政府不予任何形式的承認，那麼你們的工作就完成了一半，因為那時我們會相信國聯的誠意，並接受國聯的任何建議。 ”
在4月10日李頓與張學良的會談中，張學良指出：“東三省在歷史上、政治上、經濟上實為中國整體之一部分”，“日本久抱宰割東三省之野心”，“調查團親赴東北實地視察，必能看到中國國民對於公理勝過強權，和平與正義勝過刀劍之信仰”。
中國各級官員給予了調查團最高規格的禮遇，稱其為“和平使者”，張學良甚至親自陪同李頓游覽長城。然而，李頓在回憶錄中對中國官員的印象卻是：“他們講得非常有力，回答也非常干脆，但是他們的回答卻很少與現實有關”，對中日矛盾和“九一八”事變則沒有明確的訴求和目標。 “充滿東方智慧”的交流方式，讓李頓頗感困惑。
對侵略事實心知肚明
經過數月的調查，李頓對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已經有了非常清晰的認識。這一點，從幾個細節中就能觀察出來。
調查團在上海考察了日軍已經佔領的閘北、江灣和吳淞等戰區，斷壁殘垣和數以百萬計被炸得粉碎的中國人的尸體使日本發動“一·二八”戰事的侵略罪行昭然若揭。李頓被日本方面竭力掩飾罪行的謊言所激怒。
4月10日晚，李頓出席英國駐華使館官員舉辦的晚宴。事后，他記錄了英國少校洛瓦特·弗雷澤的一段談話：“他在‘九一八’事變后立即到了沈陽，他說他確信指控中國人襲擊鐵路完全是憑空捏造的，日本人進攻沈陽是經過長期預謀和精心策劃的，鐵路事件僅僅是發動戰爭的借口而已……”同胞的說法讓李頓非常相信，他就談話中所提到的相關事實向親歷“九一八”事變的東北軍將領榮臻、王以哲進行取証。李頓在日記中記載：“他們為我們提供了最近發生在滿洲的一些事件的有意義的証據。 ”
4月22日，調查團在日軍的帶領下視察所謂中國東北軍隊在“九一八”當晚炸壞北大營口西邊柳條湖段鐵路現場。一名日本軍官聲稱他是發現中國東北軍炸毀鐵軌的目擊者。調查團就手中掌握的事實提出疑問：“鐵路炸毀后，為什麼還有從大連駛來的火車准時到達沈陽？”對方稱：“火車到達前，被毀壞的鐵軌已經修好了。 ”調查團又問：“那為什麼第二天還能拍到被毀壞的鐵路的照片呢？ ”在場的日本人啞口無言。
調查結束時，李頓對中日問題已經看得十分透徹，他在與私交甚好的顧維鈞的談話中說，中國有三件事當做：一是供給自願軍，對日本作游擊戰﹔二是加強抑制日貨﹔三是加強國際宣傳工作，使世界輿論站在中國一邊。
然而，這卻隻能代表李頓的個人立場。
感受到中國民眾的抗日熱情
雖然對中國政府有些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中國民眾的抗日熱情卻給李頓留下了深刻印象。
日本人將調查團安排在沈陽防范嚴密的大和旅館 （今遼寧賓館），試圖讓他們與外界隔絕。然而，東北抗日義勇軍發起了數次攻打沈陽城的戰斗，隆隆炮聲令坐在賓館內的調查團親身感受到了東北民眾的怒火。
在齊齊哈爾領導舉世矚目的江橋抗戰的馬佔山將軍給李頓留下了深刻印象。李頓一到東北，就提出與馬佔山見面的要求，並最終見到了突破日本人重重阻撓的馬佔山的代表姜鬆年。其后，李頓又派出了英國記者海米斯、瑞士記者林特冒著生命危險前往海倫會晤馬佔山。兩位記者穿越火線採訪了馬佔山，聽到馬佔山講述的日本制造偽滿洲國的真相。遺憾的是，日本特務機關得知消息后將兩位記者拘留，沒收了他們冒險獲取的全部中文資料。
而全國民眾向調查團的請願，特別是東北民眾克服重重困難、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呈遞給調查團的1550份書信及証據，也使得調查團必須予以重視。特別是后來被稱為沈陽“九君子”的 “愛國小組”所呈遞的“TRUTH”，在《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中，還特別提到了他們——“在沈陽的一些銀行家、醫生、教育家等”。
（記者/高爽 本文諸多史料引自學者張潔專著 《歷史回眸——沈陽“九君子”與國聯調查團》，謹向張潔女士表示感謝和敬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