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介甫
孫志遠，1911年10月12日出生在河北省定縣大王耨村，1929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委、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在擔任三機部部長期間，開創了我國國防工業特別是航空工業的發展新局面。
受命於國防工業困難之時
1961年1月，時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孫志遠調任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副主任、黨組第二書記，兼任第三機械工業部（主管航空、電子、兵器、造船等國防工業）部長。上任第三天，也就是1月7日他接到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賀龍元帥的通知，參加了國防工業三級干部會議閉幕會。
當時，蘇聯撤退專家、帶走技術資料，停止供應設備，給國防工業造成巨大的創傷﹔“大躍進”的浪潮沖毀了國防工業企業的基礎性工作，軍工產品質量出了嚴重問題﹔開始整頓質量時的“反右傾”過火斗爭，使許多領導干部結了思想疙瘩﹔因自然災害，職工生活異常艱苦﹔邊防的戰備，又給國防工業提出許多新的要求。國防工業面臨重大困難擺在孫志遠的面前。
孫志遠到任后，首要的任務是整頓軍工產品質量。他從做好人的工作入手，一方面堅決維護軍委領導對軍工產品質量高標准、嚴要求的原則，堅持抓整頓產品質量不放鬆﹔另一方面，以同事、朋友的身份同許多干部促膝談心，總結經驗教訓，解除他們的“思想疙瘩”，使他們振奮精神投入整頓質量的運動。他拒絕有的人提出的要求撤換一批干部職務的偏激意見。他在東北地區一次軍工企業干部大會上說：“企業在實際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不是什麼帶路線性的錯誤。”他多次說，國防工業各級干部是黨精心挑選的，絕大部分長期從事軍事工業，責任心強，業務熟悉，經驗豐富，知識水平高，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國防工業的復興要充分依靠這支力量。
在處理產品質量問題，孫志遠既堅持從嚴從優，又堅持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當時，一個突出問題，是積壓在沈陽飛機制造廠的新試制而又不合格的100多架米格19飛機如何處理。有的人主張全部報廢。孫志遠經過深入了解，認為這些飛機還有修復的可能。他一方面向空軍領導人建議，請他們將這些飛機修復后用於訓練﹔同時安排工廠逐架進行檢查測試，使整架飛機達到合格標准，為國家挽回了重大的損失。
在整頓產品質量的同時，他從國家全局出發，積極考慮新產品的開發，要不要進行米格21飛機的試制，提上了日程。蘇聯專家撤走時，米格21飛機資料尚未到齊，全國配套也有不少問題，要試制有一定困難。孫志遠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后，得出結論：空軍需要更新裝備，航空工業需要試制新技術產品，雖然會遇到許多技術難題，但隻要發揮自力更生精神，是有可能成功的。試制成米格21飛機，不僅可以增強空軍實力，而且對整個航空工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都是一個帶動和促進。於是他積極向中央軍委建議，試制生產米格21。經過1961年中央軍委北戴河會議討論，又經過一年多的准備，羅瑞卿總長於1962年10月23日批准，同意試制米格21飛機（后稱殲7）。
從抓產品質量入手整頓航空工業
1963年9月25日，中央批准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黨組，孫志遠任黨組書記。 9月26日，新的第三機械工業部即航空工業部正式宣告成立，孫志遠任部長。孫志遠到航空工業部后，繼續狠抓產品質量不動搖。到1963年下半年，艱苦細致的質量整頓已經歷了3個年頭，並開始取得效果。
這年9月，按優質過關要求新試制的米格19殲擊機（代號殲6）試制成功。23日，孫志遠趕到沈陽飛機廠，參觀殲6飛機首飛上天表演。緊接著，哈爾濱飛機廠的米4直升機（代號直5）試制成功。從此，殲擊機有了超音速的機種，直升機則填補了我國的缺口，這對航空工業和空海軍都是大事。這兩種飛機轉入成批生產以后，空海軍部隊陸續得到優質新裝備。12月11日，中央軍委向三機部及沈陽飛機和發動機廠、哈爾濱飛機和發動機廠發出賀信，信中指出：“這是加強我國國防力量的一件喜事，是我國航空工業開始全面好轉的一個標志。”鄧小平總書記高興地對孫志遠說：“航空工業帶了一個好頭。”
孫志遠預見到，要保証批量生產的飛機優質，比試制時的任務還要艱巨。因此，他在各種場合，反復宣傳要堅持質量第一。他說：“優質過關不易，批量生產更難。”他總結和運用群眾抓質量的經驗，形象地說：“在質量問題上要‘大事敲鑼、小事敲鐘、無事敲木魚’，人人抓、時時抓、件件產品抓，絲毫不能放鬆，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隻有這樣，才能保証成批穩定地生產出合格產品。”他又說：“三種敲法之中，無事敲木魚最關緊要。無事不敲，必出小事，小事不敲必出大事。”他還說：“有了質量第一的好思想，還要有好作風，這就是‘嚴’。對產品質量‘嚴’字當頭，事事嚴，時時嚴，人人嚴，決不辦無科學根據之事，決不推行未經試驗証明有效的措施和辦法，決不允許任何忽視質量的行為和思想。‘嚴’主要就是要高標准。首先是，不論產品的具體技術標准如何，都必須一絲不苟，用高標准的思想來生產。”當他了解到沈陽飛機廠出現質量問題苗頭時，立即親自寫信說：“在航空工業質量問題上必須小題大作。”
在孫志遠的領導下，航空工業堅定不移抓質量，取得了豐碩成果。沈陽飛機廠的殲6飛機、沈陽發動機廠的渦噴6發動機、株州發動機廠的活塞6發動機和霹靂1號空對空導彈等一批航空產品，均獲得1964年國家新產品一等獎。當殲6飛機提交部隊以后，孫志遠又指示沈陽飛機廠由總工程師帶隊，到空海軍部隊、國防前線走訪，調查產品在使用中的情況和問題，受到了部隊歡迎和好評。調查獲得了500余條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對改進殲6飛機設計，提高飛機質量和性能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也是搞好飛機外場服務，實現生產與使用相結合改進產品的良好開端。
1964年1月，孫志遠在航空工業企事業領導干部會議上，總結了航空工業迅速好轉的形勢，適時提出了進一步發展的大計。他說：經過3年多的努力，“我國航空工業已經擺脫了外國的控制，開始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根據航空工業現狀，當前迫切的任務是在為我們的空軍和海軍制造飛機維修備件的同時，抓緊把正在試制和進行優質過關的飛機和尖端產品試制出來，投入生產，成批地裝備部隊。在抓緊進行批量生產的同時，還要積極發展新產品，努力使部隊的裝備狀況能夠盡快地有所改善。”他向與會代表提出了航空工業1964至1970年的7年奮斗目標，“到1970年航空工業達到基本小而全，即建立一個基本獨立完整，‘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航空工業，使空海軍的航空技術裝備能夠有所改善，並且基本上走出仿制階段，走上生產自行設計產品的新階段。”
航空產品要走科研發展的道路
1964年秋，孫志遠很重視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體制問題，這是實現航空工業發展目標的需要。這個問題在1962年夏天被林彪否定后，他進一步進行了深入的鑽研和思考。
就是那一年的一個晚上，他請三機部副部長、主管新技術的劉秉彥到他家裡進行討論，他說：“沒有精通科學技術的人才，就沒有了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有精通它的人去運用，才能創造出奇跡來﹔而這些精通科學技術的專門家必須同工業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發展。實踐是科學技術進步的源泉。”“為了適應這一要求，研究設計所、研究設計院隻能屬於工業部門，不能是別的樣式。”
他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迫切性還在於開始從仿制走向自行設計的新階段，航空工業發展要有長遠的眼光，對於航空工業的發展，要抓航空產品的不斷更新換代，在批量生產的時候，就要有新的產品設計和更新產品的規劃。形象化地說，就是要“嘴上吃著一個（生產）、手上拿著一個（設計）、心裡想著一個（規劃）”，一代接一代，梯次展開。而要做到這樣，沒有科研與生產的結合是不行的。據此，經過部黨組討論，1964年11月，三機部上報了“部院合並、廠所結合”的報告。12月，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決定，國防部第六研究院與三機部合並。
1965年3月，部召開部院合並后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主要目的是加強團結，抓科研，促生產。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體代表。李富春當場向毛澤東介紹說：“這是國防部六院和三機部合並后召開的政治工作會議，議題是加強團結。”毛澤東說：“不反對了吧？合了好啊！”說完后爽朗地笑起來。孫志遠立即回答說：“我們合作得很好！”
部院合並以后，孫志遠更加全面地考慮航空工業的科研與生產發展問題。 1965年年初，他在研究科研設計發展規劃時，明確表示：“寧可少建一套飛機工廠，也要把科研建設搞上去。”他一方面要求加快殲擊機和發動機、航空儀表等設計研究所及試飛研究所的續建，一方面重點投資興建空氣動力、強度和發動機高空試車台等試驗研究基地。他認為：“必須盡早結束仿制，走出自行設計的道路，這是個戰略問題。”為了加快走自行設計飛機之路，孫志遠對強5飛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強5是我國第一種自行設計的超音速、超低空強擊機，1961年開展整頓產品質量和調整縮短新機戰線時，曾一度決定工作暫停。但工廠用“見縫插針”辦法，堅持把第一架靜力試驗機試造出來。可是，該機在進行“全機懸空加載試驗”時，因工作疏漏，導致飛機提前破壞，沒有達到設計要求，這對瀕臨絕境的強5，無疑是雪上加霜。孫志遠得知這個消息，立即趕到某飛機制造廠，徑直來到試驗台旁，直接聽取強5總設計師陸孝彭的意見。陸孝彭把強5飛機的設計指導思想、戰術要求、研制中遇到的問題、靜力試驗失敗的原因等等，原原本本向他和當時在工廠檢查工作的空軍曹裡懷副司令員作了匯報。
孫志遠和曹裡懷認為，新產品試制不可能一次成功，強5是一種好飛機，有利於改善和加強空軍裝備，應當給予支持。他立即召開工廠干部會，宣布恢復強5研制計劃，再試制3架，其中1架再作靜力試驗，一定要得出正確的結論。他勉勵大家更加認真地工作，走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中國航空工業的路子。強5飛機得救了。工廠沒有辜負部領導的期望，1965年秋將強5飛機送上了天。第2架靜力試驗也獲得成功，並於當年12月通過了初步設計定型。孫志遠為了向中央領導宣傳強5，調飛機到北京南苑機場飛行表演，接受中央軍委葉劍英副主席的檢閱。表演獲得成功，孫志遠在飛機旁找到陸孝彭，高興地對他說：“現在終於証明，上次靜力試驗提前破壞，是試驗上的問題，不是飛機本身的強度問題。”陸孝彭緊緊握住部長的手，心中感激之情像春潮奔涌。此后，強5飛機列入部隊裝備序列，它的原型機和型機多批裝備了部隊並援助國外，成為能夠支援地面作戰的強有力的空中力量。
志在“奪取局部地區制空權”
1964年，孫志遠在新產品試制定型以后，適時地抓了產品的批量生產，為部隊提供裝備。他重點抓了兩個方面：一是抓“五機三彈”（“五機”，指五種飛機，即殲擊機殲6，直升機直5，運輸機運5，全天候殲擊機殲5甲，初級教練機初教6﹔“三彈”，指三種戰術導彈，即：地空導彈、空空導彈和海防導彈）的配套，一是抓成批生產。
孫志遠從戰略高度重視產品配套問題。1960年以前，飛機、導彈的許多關鍵配套部件，都依靠進口。自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后，也同時停止供應關鍵零部件。因此，能否依靠自己力量，生產飛機、導彈配套零部件，是關系到航空工業生存和發展的大事。他確定以“五機三彈”為目標實現小配套，一方面大力挖掘航空工業潛力，試制新產品，另一方面動員地方工廠實行專業化協作。經過艱苦努力，逐步落實了配套任務。到1964年冬，各項配套產品基本具備批量生產能力。緊接著的問題就是，1965年到底能夠提供多大數量的成批裝備。孫志遠帶著這個問題，先后數次到重點工廠調查，就工廠的生產能力、技術關鍵、干部職工思想、材料供應、產品配套等方面，細致地推敲，取得了第一手資料，堅定了較大幅度地上批量的信心。
1964年12月，孫志遠向部務會提出“1965年是航空工業的徹底翻身年”，“要在確保產品質量的基礎上，組織以‘五機三彈’為中心的生產高潮”，並具體提出了在1965年內生產殲6飛機200架和紅旗地空導彈100發的大批量生產目標。這是一個大膽的計劃。任務一提出，一部分中層干部表示不同意見，認為，1964年殲6飛機才生產30余架，第二年要猛增到200架，不僅主機廠能力不可能，輔機廠配套也跟不上。孫志遠耐心做大家工作，說這是經過他充分調查、反復考慮過的，不要低估群眾的生產熱情，隻要我們組織得好，是完全有可能的。要抓飛機這個“龍頭”，來帶動整個航空工業。經過工作，大家統一了認識，上下一致，齊心去抓。孫志遠還派輔機局局長下廠蹲點抓薄弱環節。到1965年年末，200架殲6和100發地對空導彈優質超額地完成了。這是航空工業一次較大幅度的上生產台階，整個航空工業呈現出生氣勃勃、欣欣向榮的景象。
1964年冬，正當航空工業蒸蒸日上之際，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農村向城市展開。在這個運動面前，孫志遠排除各種干擾，狠抓航空工業發展，把四清和社教運動中正面的東西重點引向企業革命化教育，從而保護了干部，調動了職工的積級性，促進了航空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到1965年年末，年生產水平又跨上了一個新台階。1963年到1965年的3年中，總計生產交付各種優質飛機1055架，發動機3081台，導彈也已成批生產，新機正在順利地進行設計或試制，從而改善了部隊裝備，增強了國防實力。到1965年，各項經濟技術指標達到了航空工業創建以來的最高水平。這是航空工業發展中的一個新高峰。
當時，美國、蘇聯等國，對中國經常以武力相威脅，並不斷炫耀其“空中優勢”，在中國周邊地區駐扎大量空軍。孫志遠深知“空中優勢”對戰爭勝負具有重要作用。他在1966年年初集中了一段時間，和有關干部專門研究了這個問題。他進一步分析未來戰爭的特點，是防御戰，主要戰場將在我國本上。我國地面廣，空域大，全面防御是不可能的，但為了保衛重點城市、重點目標，奪取局部地區制空權還是可能的。於是他的一個大膽的想法產生了：“我們要在未來防御戰爭中奪取局部地區空中優勢”。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就必須加快航空工業科研、生產的發展。鑒於我們是防御戰，必須以殲擊機為重點，要加緊高空高速殲擊機、中空高速殲擊機和低空超音速強擊機的研制與生產，並配制地對空導彈。據此，他主持制訂了航空工業第三個五年計劃。
這個以“奪取局部地區制空權”為核心的計劃目標一經制訂，孫志遠就廣泛地進行匯報、宣傳，求得有關部門的支持。他親自向國防工辦領導同志、向國家計委余秋裡主任、陳毅元帥等分別作了匯報，還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小組會上作了系統發言。他的發言，得到了與會同志的好評，印發了簡報。李先念同志握著孫志遠的手稱贊說：“你把我們的心都打動了，你真是個了不起的宣傳家。”這個設想，也得到了主管國防工業的領導同志贊同，認為這是符合我國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的，就把這個設想納入國防工業建設規劃，從而決定國防工業建設以航空裝備為突破口，打一場徹底翻身仗。
在“文革”初期不幸去世
由於發展目標明確，大家越干越有勁，航空工業的道路越走越寬，從上到下都處在熱氣騰騰之中。但好景不長，一場意想不到的災難降臨到孫志遠頭上。
1966年3月，孫志遠到陝西閻良，組織新生產的轟6飛機向鄧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領導同志匯報表演。爾后，隨同鄧小平去天水、蘭州等地考察。他剛到蘭州的那天，部裡打來長途電話，說有重要事情請他迅速回部。他回部后，得知中央批評所謂“彭、羅、陸、楊”問題。羅瑞卿是主管國防工業的直接領導，勢必對航空工業有較大的影響。5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號角”。當“四大”引起了混亂，部內外出現各種形式的沖擊時，他還表現了高姿態，謹慎地應付各種艱難場面。他惟恐航空工業大好形勢受到破壞，還召來外地同志在和平賓館開會，想再抓緊促一下生產。但一聽匯報，面目全非，殊不知下屬廠所領導已經癱瘓或半癱瘓，有的已停工停產。孫志遠深深感到，運動來勢凶猛，已覺得個人“無能為力”了！
1966年8月，孫志遠參加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這是繼《五一六通知》后，關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以一個充滿“左”傾錯誤的綱領性文件。會議期間，還印發了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明顯地指向劉少奇。孫志遠感到形勢更為嚴峻，對此“很不理解”，憂心忡忡，內心十分郁悶。他不甘心航空事業因此受到損失，仍夜以繼日，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預料不到的局面。
由於勞累過度，他經常頭暈眼花，看大字報行列分岔。頭疼時，就用涼毛巾敷頭。其他部領導、身邊工作人員和家屬多次勸他去醫院住院檢查，休息一段。他說：“工作纏身，挺一挺吧！再說醫院也都亂了。”又說：“大家都很緊張，當前局面這麼復雜，我怎麼能在這時候休息呢！”他就是這樣硬挺著，其實他這時候腦血栓已經到了很嚴重的程度，需要極大的毅力才能堅持下來。
1966年9月下旬的一個晚上，部領導開會討論周總理打招呼會議精神。他頭痛難忍，用涼毛巾敷頭也無濟於事，但仍堅持把會開完。深夜1點左右，他昏迷不醒，立即被送到北京醫院治療。
在周恩來總理和許多領導同志的直接關懷下，一個包括北京醫院腦科專家在內的醫療搶救小組很快組成，經過18個晝夜搶救，終因病情嚴重，加上診斷較遲，於1966年10月11日，即在他55歲生日的前夕溘然長逝。他沒有留下遺言，只是在病中模糊地喊了一聲“不公道呀！”就過早地離開了人間。噩耗傳開，在三機部廣大職工中引起了極大了悲痛，盡管部黨委一再發出文告勸阻職工們不必來京悼念，還是有不少人自動前來吊唁，尤其是孫志遠生前蹲過點的天津航空電器廠工人代表，更是痛哭不止，情景悲切，感人淚下。三機部所屬企事業單位則紛紛舉行追悼會，沉浸在衷心哀悼之中。
當天下午，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醫院向遺體告別。12日，周恩來、李富春、陶鑄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到八寶山革命公墓出席孫志遠追悼儀式。李富春致悼詞，評價孫志遠“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是黨的好兒子。”他“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在我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做出了顯著成績，把畢生精力獻給了偉大、壯麗的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
文章來源：《中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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