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琇
“參謀長也能完成政治任務”
1939年,八路軍三八五旅副旅長兼參謀長、慶陽城防司 令耿飚留影
1936年12月初，一個晴朗的冬日，毛澤東約見紅軍大學（后稱抗日軍政大學）學員、紅一師原參謀長耿飚。
約見是以散步的方式進行的。兩個湖南老鄉沿著保安城牆邊的一條小河邊走邊談，這條小河是延河的一段支流。毛澤東說：“這個河像不像你們醴陵那條河？”
耿飚說：“你講的是淥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毛澤東說：“對頭。哎，叫你到四方面軍去哩。”紅四方面軍到達陝北后，周恩來曾經通知耿飚，軍委決定調他到紅四方面軍的紅四軍去任參謀長。周恩來是用商量的口氣說的，耿飚也就坦誠相見，講了自己的看法。
耿飚說：“如果征求我個人意見，我還是留在一方面軍比較好，四軍我不熟悉。”毛澤東的談話依然是委婉的。耿飚坦白地說：“周副主席已經打過招呼了。但是我覺得還是留在一方面軍比較合適。”
毛澤東改為勸說的口氣說：“已經決定了嘛，不願意也得去喲。”
耿飚知道非去不可了，便問：“請示主席，叫我去干什麼？”毛澤東說：“去當參謀長。”耿飚問：“有什麼任務？”
毛澤東停下來，看著耿飚：“政治任務，具體地說就是反張國燾路線。”耿飚認真地說：“這個任務應該派政治委員或者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參謀長去似乎不合適。”
毛澤東笑了：“你這個同志喲！一條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個任務你也分出政委、參謀長。他們隻要參謀長嘛，事在人為，參謀長也能完成政治任務。”
耿飚明白了，便表示服從組織分配，並請示怎樣開展工作。毛澤東說：“送你兩句話：開始跟著走，然后趕上前去。”耿飚立正說：“那我就按主席的指示辦。”紅四軍軍部遠在鹽池一帶，軍長陳再道派了一個警衛班前來迎接耿飚。由於西渡黃河的紅四方面軍其他部隊——西路軍情況吃緊，耿飚即刻上路。
“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揮嘛”
中共中央在七七事變的第二天就向全國發出了抗日宣言。這一年的八一建軍節，紅軍例行的運動大會改名為抗戰動員運動會。
在運動會上，耿飚見到了紅一方面軍的老首長聶榮臻，便向他打聽紅軍下一步的打算，要求回紅一方面軍工作。聶榮臻笑呵呵地說：“莫著急嘛，仗有你打的。”耿飚說：“快點打，我憋不住了。”聶榮臻大笑起來：“怪不得人家叫你耿猛子嘛。”他告訴耿飚，中央正要開一個會，無論蔣介石怎麼阻撓，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毫不動搖。
聶榮臻所說的中央會議即洛川會議。由於上海淪陷，南京政府終於答應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洛川會議決定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以及制定了抗戰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主力部隊揮戈出征后，要留下一支部隊鞏固陝甘寧根據地，使陝北成為全國抗日的大本營。
8月25日，改編后的紅軍——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宣誓就職。9月6日，耿飚組織部隊在石橋鎮冒雨列隊，誓師抗日出征。由紅四軍、紅三十一軍及陝北紅軍第二十九、三十軍，獨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團和第十五軍騎兵團等，改編為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下轄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教導團和各直屬隊。三八五旅由王宏坤任旅長，王維舟任副旅長，耿飚任參謀長。
誓師后八路軍按新編制展開軍政訓練，待命出征。
但是，10月初來了命令，三八五旅隻有七六九團開赴前線，而旅部和七七〇團留在后方，擔任保衛陝甘寧的任務。
讓耿飚這個一貫擔任先鋒部隊的指揮員留守，他還一時轉不過彎來。為此，耿飚找過劉伯承、徐向前，他們耐心地與耿飚談了話，講明了留守革命抗日大本營的重要性。耿飚接受了他們的勸告。在平型關大捷勝利消息的鼓舞下，1937年10月中旬，耿飚進駐隴東防區——慶陽、合水、鎮原、寧縣和栒邑。在旅部召開的一次研究布防的會議上，耿飚對大家說：這就是我們三八五旅的防區，這是我們黨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據地的西南大門。東接延安、洛川，西連固原、平涼，南近長武、靈台，北靠定邊、環縣，毗連內蒙、寧夏、甘肅和陝西四省，軍事上是很重要的戰略要地。毛主席把我們擺在這裡，是精心安排的，因此，我們要很好地完成黨中央的重托。
邊區留守部隊總共不過9000余人，任務是很重的。由於國民黨當局不給留守部隊的指揮機關委任領導人員，給予統一的番號，因此，中央軍委將留守部隊組成后方留守處，由軍委直接領導。1937年12月，留守處改為留守兵團，蕭勁光任司令員。
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林伯渠等都參加了組建留守兵團大會。
在留守兵團成立后會餐時，毛澤東不知怎麼知道了耿飚曾流露過不願意留守、願到前線去打仗的心思，便對耿飚說：“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揮嘛，可以給前方出點子啊。你們七六九團在陽明山就打了勝仗嘛。都走了，誰給我們中央這些人搞飯吃呀？我對你們蕭主任講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團吃飯吶。”這次談話堅定了耿飚做好保衛邊區、建設邊區工作的信心。
三八五旅旅部駐在慶陽田家城。剛到慶陽時，住宿十分困難。旅長兼政委王維舟、副旅長兼副政委並參謀長耿飚共同踏勘地形，並按照陝甘寧一帶的習慣，發動部隊自己動手挖窯洞。他們沿著古城牆，在山崖、塬邊等地方挖出119孔窯洞，解決了部隊住宿問題。然后，按照“生產節約、長期打算、積蓄物資、准備反攻”的方針和“首長負責，官兵動手，參戰、訓練、生產三結合”的原則，興辦工廠，墾荒種糧，自力更生，生產自給，在邊區扎下根來。
“火候到了，沒有不打勝仗的”
隴東位於陝甘寧三省（區）邊界地區，這裡川塬錯落，溝渠縱橫，交通閉塞，偏僻落后。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后，這一地區除八路軍留守部隊外，還駐扎著大量國民黨軍隊。
八路軍駐防的鎮原、寧縣、合水等縣的縣政府還是國民黨設置的，他們都有龐大的保安隊，國民黨內部的反動派並未放棄反共反人民的立場，於是磨擦與反磨擦便時有發生。八路軍進駐隴東的初期，三八五旅的兵力隻有七七〇團。除旅部住在慶陽外，七七〇團分三攤子駐防：第一營第一連駐防正寧，其他4個連駐在寧縣﹔第三營駐防鎮原，團部和二營一起駐扎在離慶陽城不遠的驛馬關。
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乘機將其政策的重點轉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上來。在三八五旅駐防的隴東分區，國民黨頑固派挑起了第一次反共磨擦事件。他們調兵遣將，修筑碉堡，包圍並封鎖陝甘寧邊區，不斷制造磨擦事件。
鎮原是西峰通往平涼、蘭州方向的一個重鎮。依照陝甘寧邊區政府與國民黨甘肅省政府的協議，八路軍第三八五旅被分配在城內執行防務任務。而政府機構仍是國民黨的原班人馬，還保持著約300人槍的保安隊。1939年2月，第三八五旅按照國民黨政府頒布的招募兵員通知，派出7人工作組，到鎮原招募新兵，卻被鎮原國民黨當局強行扣押。
4月5日，第七七〇團一名指導員和兩名通訊員，被國民黨保安隊抓去關押在西峰專員公署，聲稱要消滅三八五旅。蕭勁光當即致電國民黨在西安的西北行營主任程潛、甘肅省省長朱紹良，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釋放被扣押人員，“並嚴飭鐘專員（國民黨西峰專員公署專員鐘競成）”。4月8日，鐘競成公然指使西峰保安隊，抓捕中共鎮原縣委組織部長（對外稱三八五旅民運科科長）惠應武等7人，還抓捕抗敵后援會會員薛登雷等3人。耿飚擬電向國民黨西峰專署和甘肅省政府緊急抗議，仍無結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耿飚率一部兵力，將國民黨鎮原縣磁平鎮區的一名官員和警察隊長連夜抓獲，作為警告措施。次日，朱紹良便密電一六五師，令其派兵佔領鎮原縣城。八路軍駐鎮原的第七七〇團三營不得不閉城自衛。此時蕭勁光急電蔣介石和朱紹良，要求停止進攻，由雙方派人商談，以防事態擴大。可是，國民黨頑固派試圖以武力解決問題，先后兩次進城，均被第七七〇團三營擊潰。5月初，他們隻得撤兵，同意以談判解決問題。
然而，國民黨頑固派磨擦之心不死。年底，第二次隴東事件又被他們挑起。12月10日夜，國民黨軍第九十七師五七八團突然襲擊駐守寧縣的七七〇團二營。二營並無防備，被迫撤出寧縣。12月16日，九十七師突然襲擊了七七〇團駐守鎮原的三營，三營被迫撤出該城。
頑固派在這裡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殺人掠地事件，與當時日軍頻繁進犯河防的軍事行動遙相呼應，與關中、綏德等地的反共磨擦也是密切配合的。我軍不得不給予有節制的回擊，除了在軍事上不給他們便宜可佔外，更主要的是發動強大的政治宣傳戰，通過報紙、電台宣傳，使全國各階層人士知道國民黨頑固派在隴東干了些什麼，有效地擊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國民黨頑固派進一步對我邊區實行經濟和軍事封鎖，妄圖困死、餓死我邊區軍民。
從1940年11月起，國民黨便完全撕毀了兩黨達成的協議，完全停發了八路軍、新四軍的經費，並破壞交通，堵絕商品輸入途徑，邊區的吃飯、穿衣、醫藥、日用品都成了問題。有一次，耿飚到蕭勁光那裡去，見他在石頭上磨幾片刮臉刀片。耿飚說：“蕭司令，這都磨得沒有鋼口了，怎麼還能用呀？”他回答說：“有什麼辦法呢？這還是我從蘇聯帶回來的，都用了十來年了，現在沒處買，湊合用唄。”耿飚看他捏著那又小又薄的刀片在石頭上磨，實在費勁，便給他用鐵皮做了一個專用夾子，那樣磨起來就方便多了。蕭勁光高興地說：“很好，這樣還能對付用個兩三年。”
為打破國民黨對邊區的經濟封鎖，1940年冬天，八路軍第三八五旅奉命屯田開荒，去的地方叫大鳳川、小鳳川、東華池，在慶陽東北的子午嶺大山裡，那裡有大片荒蕪的土地。耿飚與王維舟踏勘了地形，發現這裡水源不缺，土地肥沃，完全可以改造成生產基地。
耿飚和七七〇團團長張才千帶3個營進山開荒，沒有房住就挖窯洞，沒有工具就放火燒荒。最棘手的是深山叢林裡，野獸特別多，它們不但糟蹋庄稼，還咬傷人畜，成了開荒種地的大敵。耿飚便組織了打獵活動，把戰士們每3個人分成一組，到樹林中去打活靶。
耿飚他們利用大鳳川、小鳳川水源充足的有利條件，種出了陝北稀有的大米，除了自給自足外，將大部分交給了黨中央和兄弟部隊。
至1942年初，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和軍事進攻都遭到了失敗。
1941年夏，毛澤東提出：干部要好好學習一段時間，總結六大以來的經驗教訓，准備開七大。留守兵團在延安辦了一個研究班，耿飚參加了這個研究班的學習。后來中央辦黨校，耿飚就到中央黨校學習。這樣，耿飚在寶塔山下度過了3年的學習生活。
在黨校學習期間，除了學習規定的課程外，耿飚還自學了一些古今中外的軍事著作，如《孫子兵法》《尉繚子》《淮南子》《七子兵略》《伏龍芝軍事學》等。他在延安圖書館見到了日本人所寫《克勞什維茨和孫子思想的研究與比較》一書，花了將近40個小時，抄刻油印，裝訂成十幾本小冊子，分贈戰友。
1944年，耿飚在延安的學習已經告一段落。賀龍曾考慮把他調到抗大五分校任教育長，但耿飚還有更深一層的想法：在后方蹲久了，他向往前線，向往槍林彈雨的戰場生活。耿飚瞅准機會，給毛澤東打了個電話，要求見見他。毛澤東派人回了個條子：“立即來。”毛澤東很忙，見他一次很不容易。
耿飚便約上曹裡懷一起去。在中央黨校，他與曹裡懷同住一室。1943年下半年，留守兵團撤銷，改為聯防司令部。耿飚和曹裡懷對於中央處理留守兵團，特別是處理司令員蕭勁光的問題有些看法。兩人討論了幾條意見，一直沒有機會向毛澤東反映，這次真是天賜良機。
他們趕到毛澤東住地，先談了對處理留守兵團問題的3點情況和兩條建議。
毛澤東十分重視，連說：“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議，講信任、講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寫出來送給我。”耿飚趕緊拿出早已寫好的這5條意見交給毛澤東。毛澤東立即聚精會神地看起來，連手上夾著的香煙燒了一截子煙灰都忘了彈。他一面看，一面拿出鉛筆在上面勾出重點，批了些文字。“耿飚同志，你還有什麼事？噢，是到抗大去的事。這樣吧，你直接去找賀胡子談一下。”
第二天，耿飚便和曹裡懷一起去見了賀龍。他們與賀龍無拘無束地談了兩個多小時，談得非常愉快。賀龍說：“說實話，我是想把你‘挖’過來，你想上前線，我何嘗不想哪？我尊重你的意願。”他留下二人吃午飯，特意囑咐伙房多放點辣子，並一再抱歉地說：“沒得什麼好吃的。”還說：“聽說你燉狗肉很有板眼，啥時候見識一下喲？”
壇子燜狗肉是耿飚在第三次反“圍剿”時，與一位紅軍團長在戰斗中負傷后恢復體力的一段往事，賀龍不知怎麼知道了。耿飚說：“一定，一定！”由於心情高興，他便把壇子燜狗肉的方法說了一遍。賀龍聽完，認真地說：“對頭，這和打仗一樣的嘛，火候到了，沒有不打勝仗的。你上了前線，就這樣干！”
9月9日，耿飚告別了延安，迎著日軍布下的三道封鎖線，向晉察冀趕去。
“鬼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1944年11月底，耿飚到達晉察冀任軍區副參謀長，參謀長唐延杰調冀東工作。由於聶榮臻司令員在延安開會，中央決定由程子華代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與耿飚一起主持軍區工作。
1945年2月，晉察冀軍區制定了擴大解放區的戰略方案，發動春季攻勢，各分區先后光復了任丘、河間等縣城，威逼北平，並重新掌握了紫荊關要隘。
為進一步擴大解放區，程子華和耿飚以平綏鐵路和錦（州）承（德）鐵路以南為主要目標，於5月中旬發動更加猛烈的夏季攻勢，消滅了日偽軍大量有生力量。
張家口是塞上重鎮，日軍以此為中心，苦心經營了防御工事，囤積了大批糧食和軍火。為了保守這些工事的秘密，日本兵殺害了數以萬計的中國民工。
日本無條件投降時，聶榮臻、蕭克、劉瀾濤、羅瑞卿等得知蘇蒙聯軍正向張北進軍后，立即給程子華和耿飚發來一封電報，讓他們們相機奪取張家口。
按照朱德總司令8月10日的命令，駐張家口的日軍已經與八路軍方面的代表耿飚取得聯系，接洽投降事宜。然而僅僅過了一夜，日軍參謀長即變卦，聲言他們奉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命令，隻能向國民黨的“合法”政府投降。雖然八路軍再三警告，但他們仍然不聽，妄圖依托工事苟延殘喘。
鑒於國民黨部隊正沿河套和平綏線通過騎兵和鐵路運輸向張家口逼近，8月17日，程子華、耿飚電令平北軍分區派部隊向張家口疾馳。第十二軍分區四十團和十四團在十三軍分區十二團等部配合下，迅速完成了對張家口的包圍，察北騎兵支隊亦與蘇蒙聯軍會師。
“ 鬼子不投降， 就叫他滅亡！”20日拂曉，耿飚在軍區指揮所下達了總攻命令。攻城部隊從東、南兩面攻入城內，突破日軍清水河鐵橋防線。經過激烈戰斗，至23日肅清市內殘敵，殘余的日軍扔下他們的妻子兒女和大批軍需狼狽逃竄。
8月22日，張家口廣播電台恢復播音，宣告這座塞上重鎮回到人民手中。
拿下張家口，華北根據地與東北根據地之間就有了重要支撐點。這一仗共殲滅日偽軍2000余人，繳獲步槍1萬多支，輕重機槍20多挺，山炮5門，彈藥庫和物資倉庫70多座，騾馬數以萬計。偽“蒙疆政府”副主席和市長等也當了俘虜。
耿飚帶領機關工作人員，認真清理了那些倉庫，造冊登記，准備向部隊補給。當時夏季已過，東北天氣冷得早，八路軍前往東北工作的同志，路過張家口時都來找耿飚要棉衣，這些倉庫幫了他的大忙。
9月9日，耿飚開著汽車，到靈丘去迎接從延安飛回晉察冀的聶榮臻。聶榮瑧是乘一架美國C—46型飛機到達的，與他一起回來的還有劉瀾濤、蕭克、羅瑞卿等，日共領導人野坂參三也隨同前來。
耿飚與聶榮瑧、羅瑞卿等驅車回到張家口，住在宣化路原日本蒙疆派遣軍的司令部院落裡。一路上，從延安來的同志紛紛對耿飚說：“我們在延安聽到你們解放張家口的廣播，真是高興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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