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忠講述，李春光執筆
自1947年至1954年，我給李立三同志當警衛員。在后幾年，還兼任勤務員、管理員，被人戲稱為“三員”。每想起那些年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我都心潮起伏，思緒萬千，對老首長由衷地感激和敬仰。
在哈爾濱、沈陽的日子裡
我1931年出生於哈爾濱郊區一個叫林家堡的村子。1947年我報名參軍，被李立三同志收為警衛員。
我給首長當警衛之初，他身邊工作人員還有秘書鄧清仙，衛士長孟進，警衛劉生、劉品和，炊事員趙金恆和我父親（時為首長家燒鍋爐）。時至今日，我還記得以下幾件事：
一是鄧清仙和孟進都在閑聊時向我介紹說，首長是位老革命，是1921年與蔡和森同志同一天由陳獨秀當面批准入黨的老黨員。在1922-1927年，由於多種原因曾3次傳出他壯烈犧牲的消息，同志們也為他舉行了3次追悼會，其中兩次還是周恩來親自主持的。就這麼一位好同志，卻因為不到4個月的“立三路線”，於1930年10月被共產國際電召莫斯科作檢討。從此，被困蘇聯15年！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首長當選為中央委員，並於1946年1月啟程，先到了哈爾濱，隨后去了一趟延安。當年10月，其夫人李莎和女兒李英男也從蘇聯來到哈爾濱。
二是首長特好客，加上夫人李莎通情達理又熱情，好多從蘇聯學習回來的青少年，如孫維世、林利、李敏、毛岸青等，都喜歡去他家。
三是王若飛一家三口自蘇聯回國后，最初也住在哈爾濱。但設在哈爾濱的機關宿舍已無空房。首長得知后，主動請王若飛一家搬到自己家中，他本人則住進用陽台改建的一間小房子裡。
四是有一次警衛員劉品和生了病，但東北局隻有個簡陋的小醫務室，雖多次去治，卻總也治不好。不得已，首長隻好給哈爾濱鐵路醫院寫了一封信，介紹劉品和到那兒去治療。后來一檢查，才發現患的竟是胸膜炎，醫院給打了兩針當時還屬稀有的盤尼西林，才漸漸康復。其間，首長曾專門帶著水果去看他。
五是聽說有一天東北局定於8點鐘開會，但林彪卻沒有按時到場。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他，首長更是不時地看看表。過了一會，林彪才姍姍到會。這時，不少人都笑嘻嘻地起身給林彪打招呼，惟獨首長安然未動。待林彪坐定，首長又看了一下表，鄭重地說：“林彪同志，你今天遲到了12分鐘！”
林彪看了他一眼，沒說話。首長卻又接著說：“我們開會，應按時，希望以后不再有遲到的同志！”
這時，林彪的臉已脹得相當難看，整個會場鴉雀無聲，都為首長捏著一把汗⋯⋯
六是首長在和其他領導同志相處時，不少人都愛開玩笑地叫他“坦克車”。我好奇地一打聽，原來這綽號是陳雲同志給起的。那是1948年8月在哈爾濱召開“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期間，當選出陳雲、李立三、蔡暢、陳郁、劉寧一、朱學范等53人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並選陳雲為主席，李立三、劉寧一、朱學范為副主席之后，陳雲提議由李立三擔任常務副主席。他說：我身體不好，動作慢，像一輛木炭車（當時解放區受國民黨封鎖，石油緊缺，許多汽車后面裝一台一氧化碳發生器，用木炭作動力，開動汽車），做不了許多事﹔而李立三同志卻是一輛坦克車，可以勝任主持總工會的工作。代表們一致同意陳雲的意見。從此，首長有了這一“雅號”。
1948年11月20日沈陽解放。當月，秘書鄧清仙、衛士長孟進和我陪首長到了沈陽。給我的印象，當時的沈陽正處於無政府狀態，來沈陽的首長們也都沒帶家屬。首長的會議一個接一個，常常是一天睡不到幾個小時，吃飯也是飢一頓、飽一頓。由於他干起工作來好像不要命，各種困難又都難不住他，“坦克車” 的稱謂也便叫得更響了。
趕往西柏坡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為參加即將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2月19日首長和陳雲等人自沈陽出發，經天津住了一夜，隨后到達北平。這一次，也是我和鄧清仙、孟進隨他去的。
在離開沈陽時，少奇同志的前妻王前同志有一天到了首長辦公室。她遞給首長一個小包袱，托他到西柏坡后捎給少奇同志。
首長把我叫去，向我介紹王前后，又特地囑咐我：“國忠，我把這個小包袱交給你了，你一定要保管好，完好地帶到西柏坡！”
“是！”我接過包袱一瞧，裡面是幾件舊衣服。
當時，我也知道少奇同志和王前早已離婚，並建新家，為什麼王前還給少奇捎東西？為什麼又讓首長捎？我納悶兒，但沒敢問。后來才明白：王前和少奇同志雖然在個人生活上不合，但仍是同志，革命友誼還是長存的。她之所以請首長幫助帶，是因為她信得過首長，更知道首長和少奇同志早在安源時期就是生死與共的老戰友，彼此關系十分親密。
我們經北平、石家庄剛到西柏坡，稍微收拾了一下，首長就和李富春等人一起去看望毛主席。在毛主席住的院子裡，我見首長和毛主席握著手，也不知毛主席說了句什麼話，他哈哈大笑起來。李富春的警衛員見狀，笑著捅了我一下，我不由自主地向前邁了兩步。
沒想到這一動作被毛主席看見了，他朝我笑了笑，指著我問首長：“這是誰呀？”
“他叫李國忠，是我的警衛員。” 首長回答。
毛主席隨即走上來，同時向我伸出了手……
那是我第一次零距離接觸毛主席，也是我笫一次和毛主席握手。至今想起來，還感到親切、榮幸、自豪！
在西柏坡，首長們天天在一起開會，我們這些警衛員倒不忙。其間給我印象最深的，主要有以下幾件事：
一是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的鄧穎超（主席為蔡暢），給我們做了一次形勢報告。由於她說話風趣，又講得深入淺出，不斷贏得陣陣掌聲和笑聲。
二是有一天早晨蔡暢見首長倒背著手在小道上散步，喊了他一聲“李老”。首長不知道她叫的是誰，左右望了望，又回頭瞧了瞧，才知道是和自己打招呼。他趕忙迎上去，邊笑邊說：“啊呀！您哪能這樣稱呼我？您可是我們的老大姐呢！”
三是我從北平帶來的那隻路上喝水用的竹皮暖水瓶，一直用它裝滿了水，放在我床邊的地上。一天，不知被誰碰倒摔破了。首長知道后，把我狠狠地批評了一通，說我不注意愛惜國家財產。
四是在二中全會期間，陳伯達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我不知道寫的是什麼。首長看后很生氣，專此面見毛主席，表示對陳伯達的不滿。
五是隨首長拜訪劉少奇。那是一天晚上，我們從住所出發，繞過半拉小山坡，才到了少奇同志家。剛到少奇家門口，少奇就把首長迎進屋﹔我把王前捎去小包袱遞給他轉交少奇同志后，就到了警衛員屋裡。
那晚上首長和少奇同志一談談到凌晨4點多，還在他家吃了夜飯。臨別前，還聽到他們一陣陣的大笑聲。后來我才知道，是他們談罷工作，少奇同志關切地問他和李莎的個人生活，又開玩笑地談起了一年前想幫他再找個對象的事。那是首長1946年從哈爾濱去延安匯報工作時，有一次少奇同志和他談罷正事聊起天，勸他說：“你也不能老是光棍一個呀，是不是再找個對象成個家？”還說：“XX同志現在是單身，要不要我給牽個線？”首長一聽，笑著直擺手：“不用、不用！”還解釋道：“我在蘇聯已經和李莎結婚，還有了女兒，我等她們來中國！”少奇又問：“人家李莎會來嗎？”“會！一定會！”首長接著補充道：“我了解她！相信她！”⋯⋯
七屆二中全會，是首長將近20年之后出席的笫一次中央全會。他在會上發言時，又一次深刻檢討了自己過去所犯的“立三路線”錯誤，受到與會同志的好評。劉少奇還當眾表揚他，說他自我批評精神好。
隨首長進北平
二中全會結束后，根據中央決定，首長不再回東北，而是隨同中央進北平，協助周恩來副主席從事“組織勝利”和創建人民政權的工作。
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機關由西柏坡啟程向北平遷移。首長跟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大書記及陳雲、張聞天等，陸續登上11輛軍用吉普車，經靈壽、行唐、曲陽三縣，晚上住宿唐縣淑閭村。我們24日中午到保定，下午到達涿縣。25日凌晨3時，又隨大隊人馬從涿縣轉乘火車，6時抵達北平清華園站。下午，首長隨毛主席、朱老總等中央領導出席入城閱兵式之后，於傍晚移居香山。
數日后，因首長參加同國民黨的和平談判，為方便起見，我們又搬到東郊民巷的六國飯店。
那天出發時，首長見我穿著軍裝，纏著綁腿，挎著手槍，脖子上卻圍了條圍巾，頓時拉下臉來：“你這叫什麼打扮？”
我還沒反映過來，他又問：“你知道咱去哪兒嗎？”
“不是⋯⋯不是去六國飯店嗎？”我小聲嗚嚕著。
“既然知道，為什麼還這樣？”他說著說著，一把扯下了我的圍巾：“那是什麼地方？要注意儀表、儀容！”
“噢！”我恍然大悟，不但收起了圍巾，取下綁腿，把槍別在腰裡邊，還檢查了一下自己的風扣是否扣好、鞋帶是否系好、服裝上是否粘有灰塵等等。也正是從那時起，凡去鄭重場合 ，我都比較注意“個人形象”。
6月15-19日，中國新政治協商籌備委員會會議在北平召開，首長是中共中央領導中國新政協籌委會的5名核心成員之一。9月21日，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並於30日下午選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除主席毛澤東和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之外，首長在56位委員中排名笫三，僅在陳毅、賀龍之后。10月19日，以周恩來為總理的政務院正式成立，首長為16位政務委員之一。此外，他還兼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兼總工會黨組書記（名譽主席為劉少奇、主席為陳雲），同時被任命為勞動部部長，並兼勞動部工資司司長和全總工資部部長，享受副總理級待遇。
首長和工人
早在1949年4月，李莎就帶著5歲的女兒李英男和2歲的女兒李雅蘭從東北到了北京，和首長一起住在香山。這時，在有關方面的安置下，首長一家住在了東單北極閣三條一號。
三條一號原是國民黨防空副司令的官邸，有前、后兩個院，共計8間房﹔另有1個客廳、1個餐廳、1個廚房及車庫、傳達室。其對門是協和醫院的宿舍，左鄰右舍都是老百姓。有關方面按照規定，在他家院牆上架上了鐵絲網。首長發現后很生氣，馬上把我叫過去問：“這是什麼時候架上的？”
“昨天。”我怯生生地回答。
“你為什麼不事先告訴我一聲？”他問罷，沒待我回答，又說：“這叫干什麼？我有什麼了不起！拆了、拆了！你快給我找人拆了！”
無奈，我隻好和有關方面聯系，硬讓他們拆掉了。
沒過幾天，首長發現全總機關的大門口也與政府機關一樣，派有帶槍的解放軍戰士在那裡站崗執勤，認為不妥，馬上找到主管全總辦公廳的領導同志，說：我們工會是個群眾團體，不同於政府機關，大門口有解放軍站崗，就把我們與群眾隔開了，群眾有事情找工會就難了。在他的干預下，全總機關大門口的崗哨很快就撤走了。
1950年笫一屆工農兵全國勞模大會期間，著名的女拖拉機手梁軍有一天找到首長。
“李主席，我想麻煩您一件事⋯⋯”梁軍不好意思地說。
“嘿，請講！” 首長爽快地回答。
“我們的‘萌芽學校’已經籌建起來了，大家很想請毛主席給題個校名，但我一直沒機會向毛主席直接表達這一願望。您能幫幫我們嗎？”
“可以！”首長略加思忖，便答應了。
數日后，首長把毛主席的題字親手交給了梁軍，令梁軍十分感動。
首長經常下廠礦調查研究。每到一地，都親自檢查工人的衛生保健和車間保險設施，並和工人一起在食堂用餐，邊吃邊聊，其樂融融。
即使休假，首長也惦念著生產第一線上的工人。1951年夏，他去青島療養，聽說青島國棉六廠的郝建秀苦練操作技術，又創織布新紀錄，馬上將她請來，親自聽匯報，並同她一起就餐。隨后，他經商紡織工業部和全國紡織工會，於當年10月在青島召開細紗工作會議，將郝建秀的操作方法命名為“郝建秀工作法”，並在全國推廣。
首長還常常把勞模請到自己家中做客。如1951年秋，“毛澤東號”機車司機長李永又應邀到了首長家。李永也算首長的“老熟人”，在和首長交談時無拘無束。由於他不習慣久坐沙發，所以一會兒蹲著，一會兒又坐在地毯上，首長則毫不在意，一切照舊。到吃飯時，李永見自己也和首長及其家人一樣，面前擺了個小碗，不禁笑著搖搖頭：“這碗是不是小了點？”
“嘿，忘了這事了！” 首長一邊說，一邊讓我給他換了個大點的。
“還小點！”李永望望新換的碗，又望望首長。
我鑒於家中沒有再大點的碗，正不知如何才好，首長卻開起了玩笑：“要是沒有再大的，就給他換個小盆吧！”
李永和我以及所有在坐者，都哈哈大笑起來……
首長和同仁
首長和朱德、陳毅、黃敬及程潛、陳明仁等一大批老鄉的關系都非常好。陳毅、程潛經常到他家去下棋，程潛、陳明仁經常到他家去述舊。每次聚會，基本上都是在他家用餐，餐桌上免不了干幾杯。
勞動部副部長施復亮、毛齊華，全總副主席陳郁、劉寧一、朱學范等也常常去他家。一旦談工作談到吃飯時，也總是留他們在家用餐。
首長非常謙虛，組織觀念特別強。1954年政務院成立第四辦公室，對口分管勞動部。四辦剛一成立，首長就讓秘書把勞動部由他簽發的全部文件選出一套，自己附上親筆信，呈送四辦主任賈拓夫審閱。
當年5月，首長計劃到一些地方去搞調查研究，5月3日，他以書面形式正式向有關領導請示：
富春、拓夫同志並轉少奇同志：
我想在最近到上海、武漢、西安等地去研究一下地方勞動局的工作問題和工資問題，預定一個月左右回京。勞動部工作，擬請劉亞雄同志代理﹔工資工作，擬請宋平同志代管。可否，請批示。並請考慮，可否請中央通知一下當地黨委給我以指示和幫助。
這一請示，當即得到賈拓夫、李富春、劉少奇批示同意。
首長對屬下非常關心。1953年春，他帶著幾位同志去湖南、湖北、江蘇、上海和浙江調研。到杭州時，地方上的同志見大家日夜忙了一個多月，便安排游西湖放鬆一下。出發時，忽然發現車上時任工資司處長的庄靜不見了。首長馬上派人找，但找來找去沒找著。這時，有人說庄靜可能先去了，沒有必要再等她。但首長不放心，竟專門給我要了一輛吉普車，讓我坐車到處找。結果，我在湖邊找到了她----原來，她沒聽清楚，還以為游湖是各自活動呢！
首長對犯過錯誤的年輕人非常愛護。1954年，勞動部主編的一期《勞動》雜志，封面刊登了中央政府委員會一次會議的合影。編者在首長的像下部標一箭頭，注明：這就是我部部長李立三。首長發現后，立即把編輯人員找來，嚴肅批評了這種突出他個人的錯誤做法，並下令限期把全部刊物追收回來，不允許有一本在外面流傳。數日后，那責編隨領導向首長匯報工作，因心有余悸，竟顯得縮頭縮腦的。首長見此情形，鼓勵他放下包袱，大膽工作。還說，我過去還犯過不少大錯誤呢，但隻要改了，並接受教訓，也就行了。
對司局級領導干部，首長歷來是要求甚嚴的。有一次，他就某項工作打電話向一位司長詢問具體情況，那司長沒說清楚。他進一步追問，對方仍然答不出來。他氣得拍著桌子訓斥道：你是干什麼吃的？限你一天時間，明天到我辦公室當面匯報！
首長和身邊工作人員
凡是初到首長身邊工作的同志，所上的“入門第一課”，都是首長單獨和他談話：我是犯過嚴重錯誤的，思想上有片面性，你也要時時對我予以嚴格的監督和更多的幫助。他還鼓勵身邊人員對工作中的不同意見，大膽地提出來同他商討，甚至展開爭論。對此，大家都能正確對待，更把他視為尊敬的首長、前輩、貼心人。
首長身邊的工作人員都住在一起，隻有我住在首長臥室夾道旁的一個五六平米的簡易小屋裡。對那些已經結婚並在京安家的同志，首長逢年過節都會到他們家中去看看。對家在外地的，首長在他們離京探親前，總是讓他們轉達自己的問候，並出些題目，讓他們幫助了解一下當地相關情況，待回來后向他匯報。
首長非常理解人。有一次，他去中南海開會，凌晨一點半才回到家。由於炊事員已經入睡，我想把他叫起來給首長做夜宵，首長馬上制止道：“算了！算了！他忙了一天，不要吵醒他了！”於是，我便走進廚房，給他熱了點剩飯，炒了個白菜。因為我不會做菜，可能是放鹽放多了，首長剛吃進第一口，面部就現出苦澀的表情。我內疚地湊上去，小聲問：“不好吃吧？”他怕我思想上有壓力，馬上改作笑臉：“好吃、好吃！”接著，大口吃起來⋯⋯
1950年，我陪首長去哈爾濱出差。一日早晨，他告訴我：“今天我全在賓館看材料、寫材料，一時用不著你。你家就在哈爾濱，你也好久沒有回家了，今天回去看看吧！”我正猶豫，他又說：“去吧、去吧！別忘了，替我向你父母問好！”
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大都出身貧苦的勞動人民家庭。首長發現誰家有困難，也總是及時幫助。有一次，他聽說有位同志的老母生了病，正愁無錢醫治，馬上讓我從他的工資中取出一些錢，以那位同志的名義寄給他母親，並讓我不要聲張。事后，那位同志到處打聽是誰寄的錢，可誰都說是“不知道”。過了許久，大家才弄清了真相。從此，他們對首長更加敬愛，並對在他身邊工作感到幸福、愉快和自豪。
由於首長身邊工作人員有的不識字，有的識字不多，首長總是鼓勵大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學文化。有一天，他聽說離北極閣不遠的一機部宿舍辦了個夜校，每天晚上7點上課，9點下課，馬上將工作人員召集到一起，讓他們妥善安排，輪流去學。此后，還不時地問大家學得怎麼樣。
日益響亮的綽號
1950年年初，中央成立了工資委員會，成員包括中財委、財政部和各工業主管部門分管工資工作的負責人，研究統一的工資政策，並由首長任主任。
1950年10月，以周恩來、彭真、聶榮臻、薄一波、李立三等5人組成的全國防空籌委會成立，首長又奉周總理之命兼任了該會秘書長，實際主持全國人民防空籌備委員會的具體工作。
與此同時，為推動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蘇聯先進文學作品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促進中外思想文化交流，首長還利用他那深厚的中、俄文功底，主動或受命做些翻譯工作。如1950年他從蘇聯《真理報》上看到新發表的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便主動把林利叫到自己家，自己口述，林利記錄，連夜將它翻譯出來。再如1952年2-5月，蘇聯《布爾什維克》雜志連載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幾篇論文和書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聽說后，為盡快獲悉詳情，就把翻譯這些文章的任務交給了他。他又請王榕做助手，一口氣譯完，於當年7月匯編成了一本書：《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此外，早在1947年首長就親自組織和領導了一個以他和林利為總校審的俄文編譯小組，成員包括李莎、王一飛、劉鳳香、歐陽菲和趙洵等人，主要任務是把黨的重要文件譯成俄文，介紹到國外﹔同時，把蘇聯和共產國際一些重要文件譯成中文，介紹到國內。編譯小組辦公室，設在哈爾濱首長家裡。時至1953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該局就是在首長當年的編譯小組基礎上擴建起來的，首長夫婦長期參與了該局的翻譯校審工作。
可能是由於首長資格老，又熱情，還總有使不完的勁，許多和他相干或不相干的事，有關方面也請他做。如中央某領導人逝世，由他具體組織治喪委員會﹔抗美援朝慰問團，由他率領去朝鮮﹔東北地區的大工廠准備向后方撤退，由他擬定計劃安排⋯⋯
可以想象，他即便有三頭六臂，也很難忙得過來。但他心中隻有一個念頭：“黨如此信任我，我自當好好地為黨工作”﹔“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加倍工作，補上被扣留蘇聯15年而沒參加國內革命的遺憾！”所以，他不分白天黑夜，沒有節假日，總是抱著滿腔熱情，奮力拼搏著。我們經常看到的是：他忙了一夜回家時，清潔工人已經在馬路上打掃衛生了！他剛剛開罷這個會，又趕忙奔向另一個會場！
也正因此，當年陳雲同志給他起的外號“坦克車”，被越來越多的同志所認知，叫得也越來越響亮。
值得說明的是，首長1952年7月翻譯的那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版了30萬冊，發行到全國，並由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尤其是中央各部委和省級領導干部都要認真學習。但該書出版時，他卻堅持不署自已的名字，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譯者是誰----他甘當無名英雄！
首長離開勞動部
正當首長開足“坦克車”馬力報效祖國的時候，不料在1951年12月全總黨組擴大會議上，遭到了與會的陳伯達及某些人錯誤的批判，指責他犯有“狹隘經驗主義”“嚴重工團主義”和“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事務主義”的錯誤，並被免去在全總的職務。但他仍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一如既往，一絲不苟，全身心地投入到勞動部的工作中。
誰知到了1954年笫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首長又被免去了勞動部長之職，被安排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笫二辦公室當主任，分管“三農”方面的工作。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找他談話時，他為了有利於事業，爽快地表示自己對農業一竅不通，希望讓他去三辦搞工業方面的工作。
“中央已經決定李雪峰去三辦主持工作。”小平同志告訴他。
“我可以給雪峰同志當助手。” 首長說。
“可他現在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小平顯得挺為難。
首長聽出這言外之意：你是中央委員，怎麼能給一個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同志當助手？但他毫不猶豫地表示：“我以黨性擔保，即使我在工作上犯錯誤，也保証不會在組織原則上犯錯誤，我一定遵從雪峰同志的領導，請中央放心！”
結果，在首長的懇求下，中央最終採納了他的意見，委任他為中共中央 “三辦”副主任。給小他八歲、資歷比他淺好多的李雪峰當副手，實際上降到了副部級。
即便如此，首長仍然一如既往。他在第一次參加“中三辦”召開的全體干部大會上，當李雪峰作了簡短講話，並向大家介紹了首長之后，首長又自我介紹道：“我就是那個在黨內犯過‘立三路線’嚴重錯誤的李立三。我在蘇聯待了15年，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比同志們要缺乏一大截。回國以后這一段時間，在全總又犯了新的錯誤，在勞動部的工作也沒有做好。我要向同志們學習，請同志們多給以監督和幫助！”
此后，首長又開始奮戰在工業戰線上，並根據黑龍江省北安市慶華工具廠和齊齊哈爾建華機械廠的經驗，很快總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生產、技術、管理等改革和改進上實行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相結合。首長還為《人民日報》主持起草了一篇社論，名為《改革企業管理工作的重大創舉》，進一步推廣“兩參一改三結合”經驗。后來，毛澤東把這一經驗概括為“鞍鋼憲法”⋯⋯
值得一提的是，首長在調離勞動部時，還特地征求我的意見，問我是願意留下，還是隨他一起走？我感到自己在勞動部已經工作了6個年頭，人地兩熟，又各方面處得都不錯，有點舍不得離開。他看出我的心思后，便與有關同志商議了一下，把我留在了勞動部，並被組織上安排到人事司工作。
時至1956年，首長已離開勞動部近2年。當他聽說我即將結婚時，還專門托秘書給我買了臉盆、床單之類，以示祝賀⋯⋯
我雖然離開了首長，但一直和他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直到1966年“文革”初期他受沖擊時，我還登門看望他。記得最后一次我一如既往地稱他“首長”時，他笑了笑，說：“不要叫‘首長’，就叫我‘立三同志’就行了。我們在一起這麼多年，我有什麼不對的，也請你指出來。”我聽后，心裡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挺難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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